一
公元前338年，商鞅死去，這時楚國的楚威王也上崗了。楚威王的爸爸楚宣王曾經滅掉許國、蔡國，楚威王也是頗為賢明能幹。
楚威王還積極引進人才，求賢若渴。有一個在濮水釣魚的無政府主義者——莊子，很有些歪才，楚威王也來請他人仕。莊子是中原人物，家在河南南部，具體地點頗有爭議，可見從小不為人知。這個窮人家的孩子一輩子沒翻過身，最大當過一個植物漆生產園的業務員。在公元前4世紀下葉，膽小鬼莊子不敢直視列強紛爭的現實，“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於是他隻以養生為使命，逃避現實。他幻想自己遊刃有餘，不招誰不惹誰地過日子，所以描寫了庖丁解牛的故事，想養生保身。
莊子說，有兩個牧羊的小孩，一個因為讀書而丟了羊，一個因為賭博而丟了羊，人們會對看書的那個，評價更高，但其實在丟羊這一點上是一樣的。有的人，為了仁義而犧牲，人們覺得他是君子，有的人為了財貨而犧牲，大家覺得他是小人，實際在損傷自己生命和性這個結果上看，倆人又有什麼區別呢？這都是由偏見和約定的信條組成的社會共識所形成的評價，在莊子看來，這種社會共識評價體係，猶如柏拉圖的山洞內的人對所看到的物體影像所發表的意見，都是虛妄的、主觀的、不真實的、非真理的。人固然不該受它約束。
於是莊子尋找自己的本真，拒絕一些社會的人為尺度，當士人們都去有前途的鱷魚國家碰運氣、找官做的時候，莊子卻流竄到了最末流的衛國，在濮陽城外濮水河上，躊躇滿誌地釣魚。
楚威王派了兩個大夫前來找他了：“我們大王想把境內國土全部委托您掌管，勞駕！勞駕！”
莊子端著魚竿，並不回顧：“從前啊，你們楚國有一隻老神龜，死了三千年了，烏龜蓋兒敬奉在您的廟堂之上（算是國家吉祥物吧）。請問，老烏龜是願意死掉當個吉祥物呢？還是曳尾於泥中，活在大自然呢？”
兩大夫說：“還是曳尾於泥中，圖個歡快自由啊。”
莊子說：“你們說得有道理耶，我將曳尾於泥中，你們快走吧，不要來，不要侮辱我的美！Byebye吧。”（子亟去！無汙我。）
楚威王沒有請到莊子，但經濟一樣繁榮昌盛。楚地多產黃金，所以有黃金貨幣，而列國沒有。楚國農貿市場上普遍使用天平[注釋1]、砝碼，量金子用的，可見楚國商品經濟之發達。手工業方麵，楚威王時期，楚人開始大量養蠶抽絲，絲綢技藝和產量，堪與齊魯相伯仲。至於對外戰爭，則很快跟齊國打了一仗。
楚威王給楚國撐起了新一次的光榮與夢想，但所有這一切都壞在他的笨蛋兒子楚懷王手裏，我們以後再說。
楚威王第三年，即商鞅死後第三年，公元前335年，四十歲出頭的惠施，從老家宋國，坐上驛站的公共汽車，顛簸著來到魏國求發展。
惠施是莊子的好朋友，以“地球物理學家”“詭辯家”和“邏輯家”名滿天下。這位“名家”最大的帶頭人，解構風雨雷霆和宇宙萬物，發明了好多可愛的謬論，多數卻像《時間簡史》那麼讓人摸不著頭腦。
比如他說：“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說最大的東西的外邊，沒有更外了，我們管它叫“大一”。而最小的東西，小到不可再分割，就不再有內部，我們管它叫“小一”。這和墨家以及希臘部分哲學家的認識一樣，物質世界是由微小的不可再分的粒子構成。
接著他說：“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裏。”人們常規的認識是，厚的東西，才有可能是大（“厚，有所大”——墨家語），但是惠施說，沒有厚度的東西，不能累積成厚度，但卻可以大到一千裏（也許就譬如幾何學中理想的“麵”）。於是惠施把小和大，混同為一樣了。
既然大小一樣，那麼“天與地卑，山與澤平”，高低之間也就沒有區別了（站在遠處看，天和地幾乎是接近的，山和湖泊是相平的）。
惠施接著篡改時間上的差異，“日方中方睨（側斜），物方生方死”。太陽剛升到天空正中，就同時西斜；一件東西剛生下來，就同時死亡。這簡直是時間相對論。
接著惠施提出結論：“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這話怎麼理解呢？如果從前麵提到的“大一”的角度來看，萬物都是一類的，畢同，如果從“小一”的角度（萬物既然都由微小的粒子構成，當然惠施說的“小一”未必指最小的粒子，隻是定性地說應該有這種東西）來看，萬物都不是一類的，都相異。這就是“萬物畢同畢異”，惠施稱之為“大同異”。這就上升到了哲學高度，從“大一”的歸類視角，可忽視事物的差異性和相對性，可以說萬物相同，但若從“小一”的歸類視角，則萬物又全是差異，沒有任何相同性。從“大一”的畢同的角度說，山和湖是相同的，也就可以說是相平的。日正中和日斜也是相同的，生和死也是相同的。惠施雖然也說了畢異，但他重點想說的是畢同，因為他舉的例子都是同的。這種畢同，又可以理解為宇宙的本體無差別相。
惠施緊接著又說：“南方無窮而有窮，天下之中央，在燕之北、越之南。”這就又取消了空間差異。南方是無窮的，但也是有窮的（離開地球，已經無所謂南北了）。但空間又是無邊無際的，到處都可以成為中心。所以他認為天下的中心在燕國北麵，越國南麵（那是哪裏？大約是俄羅斯或者地球背麵的夏威夷吧）。
接著，惠施賭咒發誓說：“今天我去了越國，然後昨天我從越國回來了。”暈倒！惠施大約是我國曆史上，第一例通過“時空隧道”往返穿梭的人，是第一個體會到地球時差的人。
既然山川、天地、時間、空間都可以說畢同，那麼惠施接下來就得出了自己的結論：“泛愛萬物，天地一體。”這就帶有政治學說的意味和國家治理的功效了，反映了他的“去尊”的政治概念。天地一體和去尊，也體現了戰國時代布衣要求冒到政壇上層的心願，或者說開始有了要求大一統的主張。並且“泛愛”一詞，似乎說明他又認同墨子的兼愛學說。
惠施這人好辯，善談，除了上述這些，當他瘋到令人發指的地步時，終於開始和天下人辯論“卵有毛、犬可以為羊、郢有天下、馬有卵、白狗黑、火不熱、目不見、龜長於蛇、蛤蟆有尾巴、老太婆有胡須、孤兒的馬駒不曾有過娘、雞有三隻腳、輪子並不碾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等高難度設論。以及更多的：規不能畫出圓，矩不能畫出方，圓的鑿眼不能和圓的枘頭配套，飛鳥的影子未曾動，箭鏃雖然在飛，卻是既不走也不停。
最後這句使人想起希臘早一時期的悖論家芝諾“飛矢不動”的理論。飛著的箭在每一瞬間都占著空間的特定位置，因而靜止在這一位置上。而靜止和運動是矛盾的，所以飛箭不飛。芝諾進一步宣布一切事物都是靜止的，飛毛腿“阿基列斯”永遠不能從後麵追過烏龜。假設“阿基列斯”落後於龜一百步而比龜快十倍，當阿基列斯走十步，龜也前進一步，阿基列斯每走一步，龜也走十分之一步。如此永遠追不上。
惠施上述這些高難度的設論，他自己必也對它們進行了論說，但可惜都沒有留下——雖然惠施寫了很多書（“其書五車”），但一頁也沒有保留至今。
曆代的高智商人士，紛紛揪著頭發想把這些高難度的設論解釋通，連近代的胡適都為之努力呢。胡適校長從“卵有毛，馬有卵”出發，發現了惠施的生物進化論觀點，雞蛋中有雞的形狀和毛，否則怎麼變出雞。馬雖然不是卵生的，但曾經過卵生的物種階段嘛。“蛤蟆有尾”，蛤蟆雖然沒有尾巴，但卻曾經有過一條小細尾巴。那條尾巴自然也是蛤蟆的，所以蛤蟆有尾。“飛鳥的影子是不動的”，本來影子就是不動的，你看見它動，那是視覺暫留現象在欺騙你。
胡校長多從科學和生物進化論角度來解釋惠施的話，其實沒有必要。難道惠施真的已經探索到了進化論，所以才提出這些觀點的？
其實還應該從他的“萬物畢同畢異”的角度來認識。惠施從大一的角度得出了萬物的全相同的結論，從小一角度得出萬物全相異的結論，因此就可以說：從小一的萬物畢異角度來講，烏龜和蛇完全不同，完全不同類的東西，能比長短嗎？他說“烏龜比蛇還長”，隻是為了破常規的“長短可以比較”這個日常概念的，在小一的視角下，這個概念就破了，為了破此，他就極端一點，幹脆說龜長於蛇。把小一的概念從空間轉為時間角度，則每一個小一的極小的時間，鳥都投下一個影子，這個影子在這個無窮小的時間裏，當然是靜止不動的，所以飛鳥的影子未曾動。這並不是惠施想講“視覺暫留”現象。同理，飛箭不動，輪不碾地也就出來了。而從小一的角度，一尺長的木棍，一次次地一分為二，永遠分不完。
當然，惠施也可能用“名”（概念）和“實”（實物）的模式來辯說，這雖然有可能像是詭辯，但也屬於哲學的認識論範疇。比如他說“犬可以為羊”，就或許可以這樣論說：如果定義一種生物，特點是有四條腿，長著毛，依靠人類生活，都是放牧人的財產，那麼狗和羊都屬於這類生物，一個概念是唯一的、不相異的，那麼該概念對應的實物，就是不相異的，狗就可以是羊。也就是墨子的門徒在《墨子》一書中說的：“數牛數馬則牛馬二，數牛馬則牛馬一。”按長犄角和能奔跑分類確定，則牛和馬是不同的兩類，若按牛馬共同特性即四個細腿長個大肚子來分類確定，則牛馬一，牛馬自可以四足大肚子而屬同類，牛馬一也，也不是二也。如果站在大一的角度來看，則什麼都是相同的，那麼比犬可以為羊更強的結論也可以做出了。
但惠施本人到底是怎麼論說這些的，我們還是不知道。總之惠施強調萬物畢同。也有跟惠施唱反調的，那就是晚於惠施五十年的公孫龍。公孫龍全用名和實來論說，但強調的都是異。公孫龍有所謂白馬非馬，強調異。
公孫龍在自己的著作裏對“白馬非馬”進行了反複周章的論說。他的論說翻譯成西方邏輯學術語是：“馬”“白”“白馬”這些概念各自的內涵、外延不同。
“馬”的內涵是一種動物，“白”的內涵是一種顏色，“白馬”的內涵是一種動物加一種顏色。三者內涵不同，所以白馬非馬。
“馬”的外延包括一切馬，不管其顏色的區別。“白馬”的外延隻包括白馬。由於“馬”與“白馬”的外延不同，所以白馬非馬。
簡單說，如果認為“白馬”“馬”是兩個概念，各自的內涵外延都不同，自然二者不同。有些概念則是相同的，比如手足和四肢，內涵外延都相同，所以不能說手足非四肢，但可以說白馬的概念不等於馬的概念，白馬非馬。實際上，公孫龍說的白馬和馬，都是概念（即名），而不是實物（實）。如果是一個實際站在地上的白馬，當然你得承認這匹白馬（實）屬於馬（名），這匹白馬的實物，符合馬這個概念（名）的內涵外延要求。但公孫龍的白馬、馬都是名（概念），所以並不相同。這就有實際意義，譬如勇士和士，就是兩個概念（名），人君在擇賢的時候，就必須分清這兩個名，如果見一個人特別能鬥，就把他提拔做了相國了，就混淆了勇士和士兩個概念的內涵外延區別。所以公孫龍醉心於研究名，就是為了爭取把握名。畢竟名屬於人對世界的認識，這種認識所組建成的意識世界不能亂了。
公孫龍說：“如果要找馬，則黑馬黃馬都可以拿來，如果找白馬，則黑馬黃馬不可以拿來。”顯然更說明他的白馬、馬都是概念（名）。
公孫龍從名和實角度來研究，側重的是名的異，比如白馬和馬這兩個名（概念）的異，勇士和士這兩個名的異。
公孫龍可能認為，名的異，不僅僅是由實物（實）的異導致的，而且是由人的意識導致的，因為人的意識比客觀實物更真實和客觀。這就要說“堅白石”了，一塊白色的堅硬石頭放在地上，這是一個實物（實）。首先，公孫龍認為名並不是和實物一一對應的，比如說白雪、白石頭、白馬、白狗這些都是具體實物，但白本身這個概念（名）是單獨存在的，並不與這些東西完全等同。堅硬的鐵、堅硬的石頭、堅硬的桌子都是具體實物，但堅本身，是單獨存在的概念。這類似柏拉圖的美的理念並非等於每樣美的事物。其次，公孫龍認為名是相離的，離就是忘的意思。當你用手去按這石頭，判斷它是堅的時候，你就忘了白，當你用眼睛看這石頭，判斷它是白的時候，你就忘了堅。這就稱為“離堅白”。此外，石也是個名，是石本身，對照世界上的各種石頭。常人的樸素自然的認識，堅固、白是和石頭融合在一起的，是一個堅固的白石頭，但公孫龍則認為是堅這個名和石這個名結合，所以有個堅石，白這個名和石這個名結合，有個白石，所以，堅白石則是兩個東西。堅白石二。
“離堅白”就強調了名是客觀存在的，並且名是相異的。可以理解為，公孫龍並不認為客觀實物是存在的，存在的是名，名並不直接對實物產生反映和指稱它，名指稱的是人的意識，比如堅、白、美、醜，並且每樣意識是相離（相忘），從而名也相離，這樣人說出的各種名的組合，都是表達其各種意（意識），指稱其各種意，而不是指稱具體實物。所以人在定名的時候，必須非常精細和講究，這樣才能表對意，繼而別人領會其意，在世界中行動正確。這就要正名而不要亂名。可以說，公孫龍基本認為實物不是客觀存在的，客觀存在的隻有意，名是為了指稱這個客觀存在的意的。而意就是人的感知和意識，並且是相離的。這就形成了很大的差異化，即便客觀事物是唯一、一樣的東西，但表意的名卻可以有很大差異，甚至不可窮盡，如白馬、馬、堅石、白石等等都是名（表其意）。必須條分縷析地揪清各個名。
這樣離了堅白以後，“雞三足”也就出來了。雞足的概念（名）是一個，雞又有兩個足（實物），合起來就是雞三足。因為公孫龍認為意（概念）是客觀存在的，如同手摸一下石頭感知的堅和看一眼感知的白都是客觀真實的（並且是相離的），所以雞足的名也要算成一個。
此外，“黃馬、驪牛三”。黃馬、驪牛合計兩個，四腳動物的名又算一個，所以是三個。
惠施從大一、小一的角度，側重立論在於事物在某些視角下的同，於是引發泛愛萬物和去尊概念。公孫龍從名和實出發，著重強調意識是相離的，指稱意識的名也是相離的，也就是異，所以公孫龍的意識世界全是差異。而這帶來的政治意義是君主王公必須研究好如何定義名，否則就在直覺判斷的誤導下變得渾渾噩噩了。比如說，同樣對於一個賢人，他是勇還是仁還是智，這些名的認知必須細究，這樣的一個人也就不是一個了。把握了他的名，才能委任他合適的事，你用白石去築牆，用堅石去裝飾，就惑矣。用仁的賢人領兵，用勇的賢人治國，就也惑矣，亂了名了。你認為會畫畫寫毛筆字的人，也會治國，那就更亂名而惑了（後來的漢靈帝還真是這樣）。認為能出使保住君王尊嚴的藺相如也能治理好國家，也都是亂名而惑了。
惠施強調同，可能因為他比較早，社會還有春秋遺留的貴賤世家庶人的等級差異，所以側重說同，以便他這樣的布衣能夠帶著自己的才華冒出來，所以他也說“去尊”。公孫龍是戰國晚期了，士人們全冒出來了，而且太多太濫了，到處浮說，都稱說自己的辦法能平治天下，這時候就要強調異，去偽存真，辨名定實。
總之，惠施大同異（事物沒有差異）和公孫龍的“離堅白”（意識和名全是差異）走向兩個極端，各自獲得一粒真理，莫名其妙地啟迪著人們的智慧，並且把“名實相符”的政治主張推向諸侯世界。諸侯各國內部，名實不符的東西太多了，人君往往糊裏糊塗，張冠李戴。某種君主好什麼虛名，比如好賢，好和平，好仁義，但其實又全不是那麼回事，自己還不醒悟。這都需要名家來為他們剖析。
惠施、公孫龍等名家人物談論堅白同異，分析清楚事物的種種的名和本質，於是就引發出“綜核名實、循名責實”的政治主張，包括要求君主對臣子進行績效考核，等等。法家也稱為“刑名”，帶有“名”這個字，應該就是受了名家的影響吧。
二
公元前335年，商鞅死後第三年，惠施坐著車子，從老家宋國，來魏國求發展。這是因為魏國在馬陵大敗之後，魏惠王痛定思痛，認識到了人才的重要性，於是在列國打出廣告，誰來投奔我，重金好禮等候著。惠施就從宋國西部北上不遠來大梁碰運氣了。
惠施來到大梁，運動王公，遊說進身，憑著他名家掌門人的嘴皮子功夫，站在農貿市場門口，仰望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在群眾的簇擁下侃侃而談：天空的形式多麼單純，天空的線條不可比擬，時光與曆史所終不能開墾的土地，即使星星也不奪目，像五月一閃而過，綠色與星光並不就是天空與土地……這是一種從天地之初，人們就開始進行的遊戲，我試圖闡述一些理念像太陽的光芒取之不盡同時神幻莫測，但這讓發光體太沉重太耀眼，以致我難以觸摸……
這個偉大的哲學家的囈語，終於博得了魏惠王的賞識，被安排進入智囊班子，甚至被魏惠王稱為“仲父”，魏惠王一度要把國家禪讓給他：“上古擁有國家的，都是賢人。現在我實在是不如你，我願意退居二線，而把國家傳給賢德的你。”
惠施推辭。魏惠王堅決要給，說：“寡人把國家不要了，而傳給賢人，民眾看了跟著學，他們的貪婪爭奪之心就停歇了，希望先生為了這個而聽我的吧。答應吧。”
惠施說：“像大王這麼說，我就更不能答應了。大王本是萬乘之主，把國家給別人，這榜樣還不錯。我是個布衣，可以有萬乘之國卻辭掉它，這樣來教民眾停止貪婪爭奪之心，就更厲害了。”——可真會說啊！
惠施如此受寵，魏國現任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相國白圭，就對他產生了猛烈嫉妒。
白圭是個經濟學家，格言是“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專門倒騰糧食和生漆、絲綢，帶著業務助理去攫取利潤的時候，就像鷙鳥猛撲，野獸搶食，倆眼珠子冒血。白圭還興修水利工程，把大梁北邊的黃河與南邊的淮河水係用運河連接起來，可以航運，可以灌溉，繁榮了兩岸好些知名城市，叫作“鴻溝”，後來演變成汴河，最終被京杭大運河收編，千年流淌不息。
總之，相國白圭有一千個理由對哲學家惠施看不上眼。惠施這一天來拜訪白圭，說了一大堆批評和建議，白圭都說不過他，無以回應。惠施走後，白圭就對旁人說：
有一個新媳婦剛過門兒，本來應該安穩持重，微視慢行。可是這位新娘子剛上了出嫁的花車，就說話打聽：“兩邊拉套的馬是誰家的啊？”[注釋2]
車夫說：“借來的。”
“那可得照顧好了，不然還得賠，中間咱那匹馬也不能亂抽啊！”
花車到了丈夫家門，新娘被攙扶下來，看見屋裏灶火燒得通紅，她抻著脖子就喊：“伴娘——，快去滅掉灶膛裏的火，火太旺，會失火的。”
一隻搗米脫殼用的石臼又擋在路上，她又趕緊吩咐：“快把它搬到窗下去，這兒真亂！別磕著別人。”
這個新上門的新娘子，屁股還沒坐穩，就先變成了嘮嘮叨叨的管家婆！哈——！
這些話都是諷刺惠施的，惠施剛到魏國，就嘰嘰歪歪地瞎指揮，亂抨擊，指手畫腳，討厭死啦！
惠施聽人轉述了這些話，麵不改色心不跳，說：“不對。《詩經》有言：‘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是大的意思，悌是長的意思。君子的道德如果大而且長，就可以做民的父母。父母教育孩子，哪還要久等著再開始呢？白圭怎麼能把我比作新媳婦呢。我真白把他當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