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第四病室》，它是在重慶沙坪壩寫成的。小說的背景在貴陽。這是我自己的親身經曆。我一九四四年六月在貴陽中央醫院一個三等病房“第三病室”裏住了十幾天，第二年我用日記體裁把我的見聞如實地寫了出來。病人、醫生和護士們全是真人，事情也全是真的（不用說，姓名都是假的），我隻有在楊大夫的身上加了好些東西。第六床那天早晨真的搬到內科病房去了，他究竟是死是活，我並不知道。進院來割膽囊的是睡在我旁邊病床上的病人，給我看病的也不是女醫生，雖然在這個病房裏常常看得見像楊大夫那樣的一個年輕女醫生（我指的是相貌和動作）。我躺在病床上觀察在我周圍發生的一切，看見人們怎樣受苦，怎樣死亡，我聯想到當時的舊社會，我有很深的感受。對那個燒傷工人的受苦和死亡，我感到極大的憤怒，關於他我寫的全是真事。他的燒傷麵積比丘財康同誌的小得多。可是公司不出錢給他治病，公立醫院也因為他沒有錢不好好給他治療，讓他受盡痛苦而死亡。別的病人也因為沒有錢買藥耽誤了治病。這些都是真的事實。隻有那個“善良、熱情的年輕女醫生”的形象是我憑空造出來的。這是病人們的希望。至少我躺在病床上受苦的時候，盼望著有這麼一個醫生來給我一點點安慰和鼓舞。
《第四病室》跟《憩園》和《寒夜》不同。它沒有《憩園》的那種挽歌的調子，也沒有《寒夜》的那種悲憤的哭訴。然而它的“一線光明”也隻是那個同情貧苦病人、想減輕他們痛苦的“善良熱情的女醫生”，再沒有別的了。但是在那個環境裏她能夠做什麼呢？她也隻好讓那些本來可以不死的貧苦病人一個跟一個呻吟、哀號地死亡。
別的話，用不著我在這裏多說了。
巴金 1960年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