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
禮樂思想，在孔子豐富而又博大的思想體係中，是僅次於“仁”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論語》中，僅“禮”就出現了七十三次，“樂”字出現了四十六次。它既是典章、製度、儀節、習俗（主要是周代所形成並在天下推廣形成製式的東西）以及人們以這種禮樂製度為準繩的行為規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準則，又是對於仁的體現與實施。正如匡亞明先生說：“從孔子的倫理學角度去看，禮是人們的行為準則，體現了社會對人的外在約束；仁則是人的本質，是修己、愛人的內在自覺性……因此外與內，禮與仁必須統一起來。以禮的準則行仁（修己愛人），以仁的自覺複禮（貴賤有序，親疏有等）。”（《孔子評傳》）
古今學者，在談到孔子的思想體係時，總是將“禮”單獨列出。我則認為，在孔子那裏，禮樂實則一體，禮為主，樂為輔。這不僅是春秋時期社會製度現狀的真實反映，也是孔子思想體係中的客觀存在。正如我們在國慶慶典上演奏國歌一樣，這既是一種禮，而這個“禮”又離不開“樂”、與樂融為一體。以周禮為代表的禮，當然是一種製度、典章、貴賤上下親疏等的具體規範，也是一種文化。在那個時代，樂與禮在更大的領域與更高的層麵上，有著更加廣泛的交叉與融合。不僅作為禮的主要內容之一的天子、諸侯、大夫及家族的大量的祭祀活動中，要有禮的規定，還要有樂的配合，正如李澤厚先生所說：“‘禮’是頗為繁多的，其起源和其核心則是尊敬和祭祀祖先。”
孔子經常是禮樂合用，如他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論語季氏》）。在孔子與子路的那次關於“正名”的談話裏，孔子更是將禮樂並提，“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論語子路》）。在這裏，孔子不僅將禮樂並用，而且是將其作為一種禮樂製度來用的。在《漢書藝文誌》中，也記載著孔子有關禮樂的論述：“孔子曰：‘安上治民，莫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者相與並行。”曾經讓孔子三個月不辨肉味的盡善盡美的《韶》樂與雖未盡善卻也盡美的《武》樂，都是直接反映演奏著國事儀式，並且已經成為禮製的一個組成部分。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從之，則吾從先進。”（《論語先進》）孔子說，先學習禮樂再得到官位的，是淳樸的沒有家庭背景的一般人；先得到官位再學習禮樂的，是卿大夫的世襲子弟。如果要我選用人才，我主張選用先學習禮樂再做官的普通人。孔子不僅在這裏“禮樂”並用，還將他的反對世襲、主張平等的意見表露無遺。孔子當然也清楚地看到，太平盛世的音樂安詳而愉快，反映了政治的清平；而亂世的音樂則怨恨而忿怒，即因其政治的錯亂。所以“知樂，則幾於知禮矣”，也就是說，如果懂得了樂的功能，大概也懂得禮的意義了；所以，“是故先王之製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以上皆出自《禮記》），先王的製訂禮樂，不隻在於滿足人口腹耳目之欲，根本的宗旨，是要用禮樂教育人民，使人分辨清楚愛與憎以恢複到人的天性之純真。
有一次顏淵向孔子請教治理國家的道理，孔子將夏、商、周三個朝代的禮樂典章中的精彩處逐一列出，說治理國家的理想境界，是行夏朝的曆法，坐商朝的車子，戴周朝的帽子，演奏舜時的《韶樂》和周武王時的《舞樂》。當然還要舍棄鄭國的樂曲，斥退小人，因為鄭國的樂曲糜曼淫穢，小人會帶來破壞與危險。（“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論語衛靈公》）而在《論語陽貨》篇中，這種禮樂不分或禮樂並舉，更是明顯：“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鍾鼓雲乎哉？”（禮呀禮呀，僅是指玉帛等禮物而說的嗎？樂呀樂呀，僅是說的鍾鼓等樂器嗎？）
在孔子的心目中，有著兩種社會狀態，一種是理想的大同世界，一種是現實小康社會。大同世界，是天下為公；小康社會，則是天下為家，即天下為私。天下為家就會有禍亂產生，這就需要一種“禮樂”來規範大家的行為，使其合理有序，以保持小康社會健康穩定地發展。
孔子發出這樣的議論，是在一次孔子參加年終蠟（zha）祭並充任飲酒的賓客的時候。祭禮完畢，出來到門闕的樓觀上遊覽。遊覽間，沉思的孔子發出了深長的歎息。也許他這時想起了自己的祖國魯國的不如意處吧？聽了孔子的歎息，站在孔子身旁的言偃禁不住問他：“你好說‘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又為什麼這樣的歎氣呢？”聽了言偃的問題，緬懷著的孔子，仍然若有所思地說開了。
他先向言偃描繪了那理想社會的大同世界：大道通行於天下的時代，和夏商周三代的英傑人物，我都沒能趕上，所能知道的，隻是一些記載罷了。大道能行於天下的時代，那是天下為公、天下為大家所共有的時代（“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舉賢德的人做領袖，講究誠實重視和睦。所以人們不隻是愛自己的親人，不隻是撫養自己的孩子，而是使老人能安享天年，壯年之人能貢獻自己的才力，年幼的人可以得到撫育而健康成長，就連鰥寡孤獨和殘疾、有病的人，都能得到供養（“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人都能盡力於自己的職分，女人都能適時地婚嫁。人們厭惡把貨物拋棄在地上糟蹋，但也不能藏起來據為己有；厭惡有力而不肯出力的人，但也不能讓別人為自己出力。所以各種不良的圖謀都被杜絕了，也沒有誰去做盜竊和亂臣賊子。因此，外出可以不關門，這就叫作大同世界（“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但是畢竟大同世界都沒能親眼看到，我們必須要麵對現實，當務之急，當然是根據現實而去追求一種小康社會。孔子對於小康社會是這樣概括的：如今大道既然隱沒不行，天下成為一家一姓的天下，各人隻愛自己的親人，各自隻管撫養自己的孩子（“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財物或出力都是為了自己，君主是把世襲當作禮，把城郭溝池搞得更堅固，把禮義當作綱紀，用來端正君臣名分、加深父子關係、親睦兄弟、和合夫妻、建立製度、劃分田裏、尊重勇力才智，並用來為己建立功績。因此，圖謀從此產生，戰爭也從此興起，夏禹、商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就是用這種禮義治理天下的英才人物。這六位君子沒有一個人不謹慎地實行禮製的，都用它來彰明道義，考驗誠信，明察過錯，效法仁愛謙讓，昭示民眾，治國有常法。如果不按照禮義去做的，執政的人就要被斥逐，民眾也會將他視為禍殃。這就叫小康社會（是謂小康）。
此時，孔子還將禮視為天下興亡的關鍵所在：“禮，是先代君王秉承天道用來治理人的行為，所以失去禮的就將死，遵循禮的就可以生存。”“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禮記禮運》）他還在《禮記哀公問》中，具體表達了禮的功能，“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也”。這無疑是在說禮是社會政治生活中最為重要的東西，有它才可以敬祭天神地祗，有它就能把人分為君臣上下有序的等級，還能明確地分別家族和親戚的遠近親疏。
當然，孔子並不是將周禮作為不可稍有變化的教條來崇拜、遵守。他當然也很想具體地知道周代以前的禮樂製度，這樣就會有更積極主動地取舍，也就會讓自己所發揚與推行的禮樂文化有著更為完善的內容與形式。他曾經不無遺憾地說到：夏代的禮樂製度，我能說出來，但是它的後代杞國卻不足以作證；殷商的禮樂製度，我也可以說出一些，但是它的後代宋國也是不足於作證了。這都是他們的曆史文獻記載不足、沒有賢者相傳的緣故。如果有，我就可以引以為證並可以為現在服務了。（“足，則吾能徵之矣。”《論語八佾》）
不過，現實而又有著曆史眼光的孔子，當然敏銳地看到了，殷商的禮樂製度，是在對於前朝夏的禮樂製度有所損益的基礎上，建立完善起來的。而周朝的禮樂製度，又是在對於殷商的禮樂製度有所借鑒有所損益的基礎上，建立與完善起來的。所以他說“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對於周朝禮樂製度的欣賞與留戀，溢於言表。而這種發自於內心的喜愛，當然因為它是在對於夏商二代的禮樂製度有了借鑒損益之後，建立的豐富多彩的、嶄新的、有著強大生命力的禮樂製度，而且是可以從文獻記載與實際實行上都可以具體感知、親眼看到的。
這裏麵，我們要跨出一個誤區，那就是以為孔子的“吾從周”，是守舊與倒退的思想。事實正好相反，孔子的“吾從周”，恰恰是一種前進與維新。《大學》說：“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且不說商湯的天天使自己維新新鮮，已經有著革故鼎新的味道。而《康誥》的“作新民”，就是說的使周人變成新的民族；至於“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則正是對於周朝禮樂製度的一個真實的詮注，那就是周朝是對於已經處於殷商末期的腐敗與倒退現狀的一種革命或曰變革，而它的禮樂製度，作為一種文化與上層建築，正是這種革命或曰變革的反映。
即使如此，孔子也不是亦步亦趨地“吾從周”，既然周朝的禮樂製度是對於夏商二代的借鑒與革新，那麼已經處於“禮崩樂壞”的春秋時期，就是推行周朝的禮樂製度，也必然會結合春秋的現實有所損益與革新。
孔子也確實是這樣做的。而他所進行的所有損益與革新，總是在“仁”的統領之下。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矣。”（《論語八佾》）子夏是孔子學生中，對於文學最有造詣的。他本來純粹問的繪畫問題，而且是借助《詩經》中的詩句發問：有酒窩的臉笑得美呀，黑白分明的眼睛流轉得媚呀，潔白的底子上畫著花卉呀，《詩經》中的這幾句詩是什麼意思呢？老師雖然隻是就事論事地回答“先有白色的底子，然後再畫花卉”，子夏卻馬上聯係到了“禮”，進一步問老師：“那麼，是不是禮樂製度的產生在仁以後呢？”也就是說，如果禮樂是那個花卉，那麼仁就是繪花卉的那個白色的底子了。
這才是孔子最為欣賞的“舉一隅以三隅反”。所以孔子有點興奮地誇獎自己的高足說：“卜商呀（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你真是個能夠啟發我的人。現在可以同你討論《詩經》了。”孔子之所以興奮地讚揚子夏，因為子夏正好說到了與孔子靈犀相通處，那便是禮樂的文章是要在仁的基礎上做出來的。
有一次，魯國一個名叫汪躋的少年，在抗擊齊國的侵略時犧牲了。如果按照禮樂製度的規定，是不能按照成年人舉行喪禮的。但是當魯國人想以成年人的喪禮來安葬這位為國捐軀的少年並征求孔子的意見時，孔子不囿於成禮，堅決支持這種做法：“能執幹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禮記檀弓下》）在這裏，禮要服從並體現一種為國的大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