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孔子並不繞什麼彎子，上來就向冉有表示了不滿。孔子直呼著冉有的名字直率地說：“冉有！這難道不應該責備你嗎？要知道，這是一種要不得的侵略罪行。顓臾是五百年前周武王分封諸侯時建立的國家，那時在中國東方的邊疆，是個還沒有開發的民族，由他前去管理，並包括在中國的版圖之內，也是周天子所轄天下的一個組成部分。‘何以伐為？’伐是對方有錯才去討伐，現在他不過是衰落了，怎麼可以出兵占領呢？”
冉有來時就膽怯著。聽了老師的批評，更有些心裏發虛，就解釋說：“是季氏要這麼幹，我和子路本來是不同意的。”這既是實情，也有著某種推卸責任的意思。
這時孔子引用了周朝曾經分管文化的周任的話，“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意思是說能夠發揮作用就幹，否則就辭職好了。還有一種解釋為我國古代的戰爭哲學，亦即當對方失去了抵抗能力是不能再打的，猶如從前習武的人對於老人、婦女、乞丐、出家人、有病或殘疾人不能動手一樣。但是不管怎麼樣，引用完周任的話，孔子還是向著負著更大責任的冉有開火了：“一個當宰相輔助諸侯的人，就是要濟困扶危，就像一個東西要倒了你得伸手去扶持一下。現在顓臾這個小國家正是處在這樣需要扶持一下的時候。你們倒好，不僅不扶，還不能阻止季氏前去‘討伐’，你們這不是失職嗎？‘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櫃中，是誰之過與？’老虎犀牛從欄裏跑了出來，龜殼美玉卻在匣子裏毀掉了，這是誰的責任呢？”其實孔子的意思很明確，他也是在把老虎犀牛比作戰爭，比如季氏對於顓臾的攻打，這是要吃人的，而龜玉則在古代象征著財富經濟，在戰爭之下，魯國的經濟不是要受到大的影響嗎？你們的那個增加農民負擔的“田賦”不就是這種惡果之一嗎？誰的責任，還不是因為季氏與你們這些人嗎？
下麵就開始了實質性的也是短兵相接式的政略論辯了。
冉有終於被老師逼出實話：“老師，你不想想，顓臾這個國家緊挨著我們魯國的邊境費城（實際上是緊靠著季氏采邑費），現在不把它拿過來，將來會成為我們魯國後世子孫的禍患。”聽這口氣，冉有應當是參與了季氏這次行動的策劃的。聽了冉有的自白，孔子當然沒有客氣：“冉有！我告訴你，一個君子最討厭的事情，就是心裏明明想要這個東西，卻裝模作樣地說不要，好像要把這個東西丟開了，然後再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把它拿過來。”不等弟子申辯，孔子又闡述起了自己的觀點：“我聽說，無論是國還是家庭，‘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人少）而患不安’，若是財富平均，便無所謂貧窮；國內和平團結，便不會覺得人少；境內平安了，政權就不會傾危。做到這樣了，如果遠方的人還不歸服，便再修仁義禮樂來招致他們。如果他們來了，就要讓他們安居樂業。如今你們兩個輔助季氏，遠方的人不來歸服，你們又不去做合乎仁義禮樂的事情；魯國這樣‘分崩離析’、不團結不穩定了，你們與季氏又不能保全它、恢複它的團結與安定。不僅如此，卻要向顓臾使用兵力，我恐怕季家最大的禍患將不在顓臾這個小國家，而是在於他季家的兄弟之間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以上《論語季氏》）後來的發展，果然證實了孔子的論斷。
反對侵略，提倡和平，其中也滲透著“仁”的精神，也是孔子四處碰壁的另一個原因。在這一場論辨中，不僅亮出了孔子的政治觀點，也顯示出了孔子教育子弟的嚴肅的態度來。當然也有一種師徒間自由交流的平等精神。並不是老師教導，弟子喏喏，而是有教導也有交鋒，甚至是反複的論辯。有一次子路問怎樣才叫“士”，孔子回答說“互相批評又和睦相處，就可以叫作‘士’了”（“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論語子路》）。
批評歸批評，當季康子向他打聽他的弟子子路、子貢和冉有從政能力的時候，孔子又將他們各自的優點說得準確而有力，包括他曾號召弟子們“鳴鼓而攻之”的冉有，都是言之中肯、愛護有加。他向季康子介紹說，仲由（子路）果敢決斷，端木賜（子貢）通情達理，冉有（子有）多才多藝，從政是沒有什麼困難的。
季氏的一個叫季子然的子弟，以為他們季家掌著魯國的大權，而孔子的弟子子路、冉有等又在他們季家做家臣，便自以為了不得，居高臨下般地問孔子：“仲由、冉有是當大臣的料嗎？”孔子當然不吃他的這一套，回答得硬氣而又有趣：“我以為你要問什麼特別的問題呢，竟是問他們倆呀。好吧，我告訴你，真正的大臣是‘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論語先進》），他們有理想有主意，假使他們的理想與主義這個君主聽不進看不起行不通，那他們寧可不幹也不會委曲求全。要知道他們是為‘道’而來，不是為官、為待遇、為功名富貴而來。像由與求這兩個人（子路、冉有），政治、軍事、經濟，都很能幹，又有氣節，當然有做大臣的資格了。”季然子還是那副嘴臉，覺得你再有氣節，還不是得聽主人的，便說：“他們總得絕對服從上級的吧？”孔子更不含糊，一句話就把這個驕傲的季子然噎在那裏：“如果這個‘上級’做出了殺父親殺君主的事，他們絕對不會服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