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設施新通路
專欄
10月24日，一場充滿愉悅、豪情和希望的雞尾酒會見證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的誕生。這場在北京舉行的隆重典禮開創了一個新紀元，21個首批意向創始成員國包括中國、除印度尼西亞外的東盟國家、幾個南亞次大陸國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以及中亞最重要的兩個國家（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等。印度尼西亞於11月25日在雅加達簽署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備忘錄，成為了第22個意向創始成員國。亞投行的發起者是中國，意向創始成員國們擱置彼此間存在的爭議，平等地坐在了一起，此時，尋求發展的意願成了主旋律。
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裏，基礎設施對於經濟增長的支持至關重要，它降低了國境線存在的意義，並為所有的生產和消費能力提供發揮的基礎。所有人都認同以上觀點，各國政府和分析師們也難以反駁，盡管這種局麵與客觀存在的政治、經濟壁壘之間存在衝突。在這樣的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誰提供資金支持，誰獲利，又是誰來控製交易？一直以來，局麵的主導者是美國人，其間經濟一度崛起的日本曾短暫接棒，但不久之後主導權又回到了美國人手裏。
不管怎麼說，這樣的態勢都存在不足。比如，想在中國昆明至老撾萬象修一條鐵路， 60億美元的投資額幾乎相當於老撾一年的國民生產總值，這個實現國家現代化的標誌性工程該由誰投資呢？在此之前，要擺脫鐵路建設落後的局麵，老撾隻能指望尋求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支持，成與不成得看這兩家機構的臉色。世界銀行的主導權在美國和歐洲，亞洲開發銀行則由日本控製，這意味著經濟發展不得不受到政治的左右，其中最重要的影響因子無疑是美國。
這種融資機製至少存在三大問題：第一，它無法滿足落後國家迫切的發展需求。落後的亞洲國家不能等、也等不起，同時，它們也不想要那種杯水車薪的救濟式投資。而大量取得成功的例子表明，獲得經濟增長並不像海市蜃樓般遙不可及，也不是隻有別人家才能做到。第二，向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尋求資金支持的數額不斷擴大，這兩個機構的投資能力已應付闕如，項目審批時的苛求和資金到位的不及時已成家常便飯。第三，這兩個機構並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去解決它們自身存在的人所共知且令人頭痛不已的效率問題。多年以來，它們已經變成了保守的廟堂——機構冗雜，決策緩慢，管理層薪酬高得離譜。我曾在這類機構供職多年，非常了解它們的機製以及決策過程。對此我隻能說，我永遠記得意大利政治家、經濟學家Beniamino Andreatta的那句至理名言：“多邊機構應該有一個生命周期，當催生出它的客觀條件已不存在時，它也沒必要繼續存在下去，否則就會退變成一個官僚作風的天堂。”
在這樣的局麵之下，新的投資機構便應運而生。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法定資本將達到1000億美元，其中的大部分由中國提供。這樣一來，其他國際性金融機構的出資比例將不會很高。這種出資關係中蘊含著希望和擔憂，希望屬於亞洲國家，擔憂則來自日美體係。不出意料，美國對亞投行的成立持消極態度。非但如此，美國還采取慣用的外交手段向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施壓，阻止這些盟友加入亞投行。毫無疑問，這幾個國家對基礎設施貸款並不感興趣，它們更擔憂中國將因此在亞太均勢調整的過程中獲得政治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