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構自己也做過王爺，除了每月按照規儀所發的俸祿之外，堂堂的康王爺也是囊中羞澀的，要不是他聽從蕭明的建議，與薛炳昌合作鬧了點小錢，很多時候的人際和官場的應酬，都會捉襟見肘。
皇帝自己沒錢自己清楚，別人卻不一定清楚，所以趙構對蕭明的這個建議非常感興趣，以往官辦的各種事情都辦不好，總是出現一些意想不到的情況出現，不是造成官員的貪腐就是官僚們不作為，容易受到奸商的行賄被拉下水，造成很多官辦機構倒閉和癱瘓，而這次的合作卻是有點另辟蹊徑。
其實官家還不等同於皇家，官府的很多收入除了進入到戶部的銀庫之外，規儀之內，皇家的府庫內帑則沒有進多少銀子，那是很多人認為官家其實就等於皇家，大家都是為皇帝打工的，收入多少都算是皇家的的恩寵。
可是從沒有人想過和皇家合夥掙錢的，倒是私人和官家合夥的，可那多半會成為一種受到官家保護的惡性暴利行業，以至於造成大麵積的貪官和腐敗出現。
而造成這一現象的則是大宋朝一直以來對商業的政策，宋代官辦手工業產品主要特供皇室、官府和軍隊，很少作為商品流通。民間手工業則以紡織、造紙、製糖等為大業，基本是農業的加工產業，有類於今日所稱“開發農業”。
宋代商業經營資本本身的積累方式也有很大的曆史局限性。商人的最終投資仍回到土地，所謂“累千金之得以求田問舍”。宋代允許商人參加科舉考試，可以為官，不少商人又把資本用以買官，有的買官僅作為商號招牌。商業資本與官僚、地主結合起來，最終還是向田宅集中，封妻蔭子，沒能超出自然經濟的常規突變性增長。
這本是一係列的經濟問題，但其中卻涵蓋著封建階層對於天下百姓的根本看法，如果中央集權過於嚴厲則往往會阻礙社會財富的累積和發展，反之則是一種促進，而宋代的時候就是一種促進，而是這樣也有例外！
一直以來宋代本來推崇“一本仁厚”的裕民之政。但財政總是入不敷出，所以後來破了太祖“不加農田之賦”的老規矩，像神宗說的那樣，古者十一而稅，今則取財百端。興利之臣不僅開賣官鬻爵、鑄錢造幣之財源，還於禁榷專賣上做盡了文章。
按照朝廷官府的理論，山海天地之藏，市場貨物之聚，不應讓商賈獨擅其利，而應收歸國有專賣，以助國家之經費。於是一大批官辦“公司”就被開辦了起來，舉凡最有利可圖之商品均列入禁榷之列，由這些“公司”來專賣。
這個禁榷曾是非常的嚴厲，這樣的官辦機構涵蓋了鹽、茶、酒等眾多領域，並且官辦的機構有權在銷售上則按人口分配，勒令消費，強製購買。而老百姓卻不會認賬，你的鹽又黑又有沙土，你的茶都是發黴過期的陳貨，你的酒搞得兌水太多，寡淡無味，我為什麼還要買？而與之相對比的則是到處的私鹽、私茶和私酒，人家價低質優，我為什麼不買？
於是倒貼國庫補充，倒閉官辦機構就成了常態，這種事情朝廷也不是不知道，北宋歐陽修就曾專門說過：“要最大限度地取得國家利益，就不能禁榷太專。必須與商賈共同經營，流通才不會阻滯，剝奪商賈利益之謀愈深，則國家利益損害愈大。想把十分之利皆歸於公，就會虧得越多，十不得三。不如與商賈共圖利，倒可以十得五。所以大國之善經營者，應“不惜其利而誘大商”。
朝廷解決不了的事情，皇帝也無奈，蓋因那時候還沒有人能夠勘破這一切的根源，但如果有人想讓皇帝自身有一個富足和賺錢的方式，估計哪個皇帝也不會拒絕，因為這種牟利是排他性質的，那就是這錢賺來是歸於皇帝本人的小金庫的！
而現在提供給皇帝這種方式的人出現了，那就是蕭明，蕭明的條陳雖然寫的東西不多，但趙構可以專門把他叫過來問清楚嗎，於是蕭明這一整套商業計劃的分解說明，就派上了用場，他從鐵路的經濟前景談到大宋商貿繁榮，到商品流通流域的滯後道貨幣政策的利弊，足足給趙構講了一天。
最後總算是讓趙構弄明白了，那就是搞鐵路很賺錢，一方麵為自己賺錢，另一方麵可為國家賺錢，這中間的賦稅肯定是不少的，當然進了戶部的銀子最後按照規儀還有自己一份的，那豈不是兩方麵拿錢！趙構覺得自己現在也有點貪財了！
既然自己占了這麼多便宜，這個股權的分化上也就不能讓蕭明太吃虧，畢竟這裏麵皇帝根本無需掏一分錢的，而蕭明的日昌隆卻是全額出資的，所以趙構對蕭明給他的三成股份還是很滿意的，那他是不明白蕭明要他的那個“皇家”的金字招牌的價值。
得到了高宗皇帝的首肯，下麵就是一些文書案牘之類的工作，趙構隻需要使用一下自己的兩枚私章就可以了，還有一個就是下一個諭旨給戶部和吏部對成立的這個“大宋皇家鐵路管理司”進行備案而已。
但是“司”是屬於官辦機構，而民辦機構多為“局”也就是說由於成立了一家“鐵路公司！”日昌隆基本已經具有了官家的性質，這可是整個日昌隆元老會沒有想到的，也是他們在看到蕭明發回的報告中興高采烈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