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惹起爭議的的主要就是考試的科目，過去的諸科很有講究，但也全是舊製，也就是說宋代開國之初，科舉製舉大多沿襲唐代，大致可分為三類:製舉，在國家需要某種人才，由天子隨時招考，不常設置，也沒有一定章程。學選，由太學的三舍選充，僅在北宋哲宗元符二年到徽宗宣和三年，施行了二十二年當時因新黨當國務，使全國人才悉由學校出身，所以停辦“常科”專由“三舍法”升貢。
最後才是貢舉，宋初原仿唐製行科舉，實行的時間亦較久，其科目亦有“進士”,“九經”,“五經”,“通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諸科。此諸科中以“明經”,“進士”二科為最普遍，尤以“進士”一科得人最盛。
雖為唐製，但在五代之時，也有沿革和改變，像五代之時，有些國家采用的“進士科”和“諸科”的做法就被宋代照搬過來，雖然五代之時戰亂不斷，但當權者在選拔人才之上仍然會堅持科舉考試，這也是”朝代更易”，不廢科舉的由來。
宋代以後宋太祖趙匡胤在當年就開恩科考試，於是後來貢舉科當初常舉每年舉行一次，到仁宗時才改為二年舉行一次，神宗時仿周三年大比的遺製，故為三年舉行一次，此後相沿不改，即成定製。
貢舉的手續大概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由州縣將應試士子保送至本道考試官，於秋學先考選一次，謂之“秋試”第二階段：由禮部考選諸路所貢的舉人，謂之“省試”，經禮部考試合格後，稱為“進士”。但在太祖開寶年間，落第的舉人常常訟考試不公，於是由天子另派大員在殿廷覆試一次，或由天子親自主持覆試，是為“殿試”，作為最後的決定。
要說起宋代的科舉實際上相比於唐代還是有很多的不同，有創新有發明，也有弊端，總體來說，唐代士人及第不易，唐代每年「進士科」及第人數，通常在五十人以下宋太祖時，增加到九十六人太宗時，“進士科”多至一百九十人，諸科二零七人其後錄取名額隨時變動，有多至五百餘人比之唐代增加甚多。
但宋代簡化了唐代的考試製度，並且抑製了唐代那種貴族公卿子弟才能參加科舉的製度，讓很多貧民學子也能夠一舉中第，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是消除階級化的最大益處了，但唐代考試在禮部，分發任用在吏部;禮部合格，未必即獲任用因而仍多在各部門長官任僚佐，籍此對政治有一番實習。
宋代則因經曆五代長期黑暗，人不悅學，人才匱乏，朝廷刻意獎勵文學，重視科舉，隻要及第則得美任;因此反而沒有唐代般還能保留兩漢以來一些切實曆練的遺風美意，這又是宋製不如唐製之處。
也就是說，雖然代於抑製門第政治科舉居功至偉，但唐代應考的多是門第貴胄之子弟，在家庭中有家教薰染，亦早得很多政治掌故，在政治,知識上都有一定質素晚唐，高門大族衰落，應考者多是苦讀的寒門子弟，他們除留心應考科目外，國家對他們沒有教育，門第家訓也沒有了，政治傳統更茫然不知，白屋書生，驟然中舉，進身仕途，對實際政治不免生疏。
這種利弊屬於教育範疇，國家科考是為了選拔人才，可是人才豈是完全能夠通過考試所能獲得的，眾多學子寒窗苦讀從然是為國為民有所作為者有之，但大多數卻是將科舉當做敲門磚，一朝中第，無非是讓自己能有個封妻蔭子的前程罷了。
為了一個官身，很多人鋌而走險不惜徇私舞弊，關節托帶之風自隋唐一來屢禁不止，宋代在防範這些弊端時也下了很大的力氣，如發明了“糊名製”等，將名字糊住的做法是使得閱卷之人不得照顧自己的門生故舊和新朋子弟。
蕭明在觸碰這塊科舉製度時，的確也是經過了長時間的思考，他讓那些太史院的白胡子老學究將宋代以來的科舉科目和製度作了詳細的講解，從中也發現了一些有趣的現象，原來宋人不安定製屢有創新的地方在科舉考試這塊也有體現。
像宋代沿襲唐製，進士科考帖經、墨義和詩賦，弊病很大。進士以聲韻為務，多昧古今；明經隻強記博誦，而其義理，學而無用。王安石任參知政事後，對科舉考試的內容著手進行改革，取消詩賦、帖經、墨義，專以經義、論、策取士。
所謂經義，與論相似，是篇短文，隻限於用經書中的語句作題目，並用經書中的意思去發揮。王安石對考試內容的改革，在於通經致用。熙寧八年，神宗下令廢除詩賦、貼經、墨義取士，頒發王安石的《三經新義》和論、策取士。
“罷帖經墨義”和“考試重策論”就是宋人不拘於祖宗定製而作出的改變，宋自神宗以策論取士成為定製，少有變動唐以詩賦取士，使唐代文學以詩賦見稱宋以策論取士，故宋代文學以散文見著，如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蘇氏父子等，皆精於散文創作連及史學亦為之發達，如《新唐書》,《新五代史》,《資治通鑒》以及《紀事本末》等名著，相繼出現中國史學著述之多，體例之宏，以宋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