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耐基曾以兩百美金的賞金，征求一則以“我如何快樂起來”為題，對人們有幫助也能激勵人心的真實故事。這次征文競賽的三位評審先生是：東方航空公司的董事長艾迪·雷肯貝克，林肯紀念大學的校長史都華·麥克柯裏南博士，廣播新聞評論家卡譚波恩。他們收到兩篇非常好的故事，使三位評審委員沒有辦法在其中選出第一名，於是讓兩名應征者平分了獎金。
下麵就是得獎的故事之一，執筆者是住在密蘇裏州春田鎮的波頓先生。
“我九歲的時候失去了母親，十二歲的時候失去了父親，”波頓先生寫道：“我父親死於車禍，母親在十九年前的某一天離開了家，從此我就再也沒有見過她和她帶走的我的兩個小妹妹。直到離家七年之後，她才寫信給我。我父親在母親離家三年後死於車禍，他和一個合夥人在密蘇裏的一個小鎮買下一間咖啡店，合夥人趁他出差的時候把咖啡店賣了，得了現款之後逃跑了。一個朋友打電報給父親，叫他趕快回家，在匆忙之中，父親在堪薩斯州沙林那城車禍喪生。我的兩個姑姑，她們又窮又老又病，把我們五個孩子中的三個帶到她們家裏去，沒有人要我和小弟弟，我們隻好靠鎮上的人來幫忙。我們被人家叫做孤兒，或者被人家當做孤兒來看待，但我們所擔心的事情很快發生了。”
我在鎮上一個很窮的人家住了一陣子，可是日子很難過，那一家的男主人失業了，所以他們沒有辦法再養我。後來羅福亭先生和他的太太收留了我，讓我住在他們離鎮子十一裏的農莊裏。羅福亭先生七十歲，他對我說，隻要我不說謊，不偷東西，能聽話做事，我就能一直住在那裏。這三個要求變成了我的聖經，我完全遵照它們生活。我開始上學，其他的孩子都來找我麻煩，拿我的大鼻子取笑，說我是個笨蛋，還說我是個‘小臭孤兒’。我氣得想去打他們，可是收容我的那位農夫羅福亭先生對我說：‘永遠記住，能走開不打架的人，要比留下來打架的人偉大得多。’我一直沒有和人打過架。
後來有一天，有個小孩在學校的院子裏抓起一把雞屎，丟在我的臉上。我把那小子痛揍了一頓，結果交上了好幾個朋友，他們說那家夥活該。我對羅福亭太太買給我的一頂新嶄的帽子感到非常得意。有一天，有個大女孩把我的帽子扯了下來，在裏麵裝滿了水，帽子被弄壞了。她說她之所以把水放在裏麵，是要那些水能夠弄濕我的大腦袋，讓我那玉米花似的腦袋不要亂晃。我在學校裏從來沒有哭過，可是我常常在回家之後嚎啕大哭。有一天，羅福亭太太給了我一些忠告，使我消除了所有的煩惱和憂慮，而且把我的敵人都變成了朋友。她說：“羅夫，要是你肯對他們表示興趣，而且注意能夠為他們做些什麼的話，他們就不會再來逗你，或叫你‘小臭孤兒’了。”我接受了她的忠告，我要用功讀書。
不久後我就成為班上的第一名，卻從來沒有人妒嫉我，因為我總在盡力幫助別人。我幫好幾個男同學寫作文，寫很完整的報告，有個孩子不好意思讓他的父母親知道我在幫他的忙，所以常常告訴她母親說，他要去抓袋鼠，然後就到羅福亭先生的農場裏來，把他的狗關在穀倉裏，然後讓我教他讀書。
死神侵襲到我們的身邊，兩個年紀很大的農夫都死了，還有另一位老太太的丈夫也死了。在這四家人中我是唯一的男性，我幫助那些寡婦們度過了兩年。在我上學或是放學的路上，我都到她們的農莊去，替她們砍柴、擠牛奶，替她們的家畜喂飼料和喂水。現在大家都很喜歡我，每個人都把我當做朋友。當我從海軍退伍回來的時候，他們向我表露了他們的感謝之情。我到家的第一天，有兩百多個農夫來看我，有人甚至從八十裏外開車過來。他們對我的關懷非常真誠，因為我在忙碌的同時也樂意去幫助其他人，所以我沒有什麼憂慮，而且十三年來再也沒有人叫我‘小臭孤兒’了。
華盛頓州西雅圖已故的佛蘭克·陸培博士也是一樣。他因為風濕病在床上躺了二十三年之久。但是《西雅圖報》的記者史都華·懷特豪斯寫信告訴卡耐基說：“我去訪問過陸培博士好幾次，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人能這樣不自私，這樣好好過日子的。”
一個像他這樣躺在床上的廢人，怎麼能好好過日子呢？他的做法是：把威爾斯王子的名言“我為人服務”作為座右銘。他搜集了很多病人的姓名和住址，寫充滿快樂、充滿鼓勵的信給他們，使他們高興，也激勵他自己。事實上，他組織了一個專供病人通信的俱樂部，最後，成為一個全國性的組織，稱之為“病房裏的社會”。他躺在床上，平均每年要寫一千四百封信，把別人捐贈的收音機和書籍送給那些需要幫助的人，為成千上萬的病人帶來了快樂。陸培博士和別人最大的不同是什麼呢？那就是陸培博士有一種內在的力量，有一個目的，有一個任務，有知道自己是在為一個比自己高貴得多也重要得多的理想服務所得到的快樂，而不做一個像蕭伯納所說的“以自我為中心，又病又苦的老家夥，一天到晚抱怨這個世界沒有好好使他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