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克把建議書扔到我書桌上——當他瞪著眼睛看著我時，眉毛蹙成了一條直線。
“怎麼了？”我問。
他用一根手指戳著建議書：“下一次，你想要做某些改動的時候，得先問問我。”說完就掉轉身走了，把我獨自留在那裏生悶氣。
他怎麼敢這樣對待我，我想。我不過是改動了一個長句子，糾正了語法上的錯誤——這些都是我認為我有責任做的。
並不是沒有人警告過我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我的前任——那些在我之前在這個職位上工作的女人們，稱呼他的字眼都是我無法張口重複的。在我上班的第一天，一位同事就把我拉到一邊，低聲告訴我：“他本人要對另兩位秘書離開公司的事情負責。”
幾個星期過去了，我越來越輕視傑克。我一向信奉這樣一個原則：當敵人打你的左臉時，把你的右臉也湊上去，並且愛你的敵人。可是，這個原則根本不適用於傑克。他很快會把侮辱人的話擲在轉向他的任何一張臉上。我為他的行為祈禱，可是說心裏話，我真想隨他去，不理他。
一天，他又做了一件令我十分難堪的事，我獨自流了很多眼淚，然後就像一陣風似的衝進他的辦公室。我準備如果需要的話就立即辭職，但必須得讓這個男人知道我的想法。我推開門，傑克抬起眼睛匆匆地掃視了我一眼。
“什麼事？”他生硬地問。
我突然知道我必須得做什麼了。畢竟，他是應該知道原因的。
我在他對麵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來。“傑克，你對待我的態度是錯誤的。從來沒有人用那種態度對我說話。作為一名專業人員，這是錯誤的，而我允許這種情況繼續下去也是錯誤的。”我說。
傑克不安地、有些僵硬地笑了笑，同時把身體向後斜靠在椅背上。我把眼睛閉上一秒鍾，上帝保佑我，我在心裏默默地祈禱著。
“我想向你做出承諾：我將會是你的朋友。”我說，“我將會用尊重和友善來對待你，因為這是你應該受到的待遇。你應該得到那樣的對待，而每個人都應該得到同樣的對待。”我輕輕地從椅子裏站起來，然後輕輕地把門在身後關上。
那個星期餘下的時間裏，傑克一直都避免見到我。建議書、說明書和信件都在我吃午餐的時候出現在我的書桌上，而我修改過的文件都被取走了。一天，我買了一些餅幹帶到辦公室裏，留了一些放在傑克的書桌上。另一天，我在傑克的書桌上留下了一張字條，上麵寫著：“希望你今天愉快。”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裏，傑克又重新在我麵前出現了。他的態度依然冷淡，但卻不再隨意發脾氣了。在休息室裏，同事們把我迫至一隅。
“看看你對傑克的影響。”他們說，“你一定狠狠責備了他一通。”
我搖了搖頭。“我和傑克現在成為朋友了。”我真誠地說，我拒絕談論他。其後，每一次在大廳裏看見傑克，我都會先向他露出微笑。
因為，那是朋友應該做的事情。
在我們之間的那次“談話”過去一年之後，我被查出患了乳腺癌。當時我隻有32歲，有著三個漂亮聰明的孩子，我很害怕。很快癌細胞轉移到了我的淋巴腺，有統計數字表明，患病到這種程度的病人不會活很長時間了。手術之後，我與那些一心想找到合適的話來說的朋友們聊天。沒有人知道應該說什麼，許多人說話語無倫次、顛三倒四，還有一些人忍不住哭泣。我盡量鼓勵他們。我固守著希望。
住院的最後一天，門口出現了一個身影，原來是傑克。他正笨拙地站在那裏，我微笑著朝他招了招手。他走到我的床邊，沒有說話，隻是把一個小包裹放在我身邊，裏麵是一些植物的球莖。
“鬱金香。”他說。
我微笑著，一時之間沒有明白他的意思。
他清了清喉嚨：“你回到家裏之後，把它們種到泥土裏，到明年春天，它們就會發芽了。”他的腳在地上蹭來蹭去，“我隻是想讓你知道，當它們發芽的時候，你會看到它們。”
我的眼睛裏升起一團淚霧，我向他伸出手去。“謝謝你！”我輕聲說。
傑克握住我的手，粗聲粗氣地回答：“不用謝。你現在還看不出來，不過，到明年春天，你將會看到我為你選擇的顏色。”他轉過身，沒說再見就離開了病房。
現在，那些每年春天都能看到的紅色和白色的鬱金香已經讓我看了十多年。今年9月，醫生就要宣布我的病已經被治愈了。我也已經看到了我的孩子們從中學裏畢了業，走進了大學的校門。
在我最希望聽到鼓勵的話的時候，一個沉默寡言的男人說了出來。
畢竟，那是朋友應該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