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慚愧，史學上的今與古這個似乎再簡單不過的問題，曾經在很長時期內，使我感到迷惘、困惑，甚至是痛苦。
“回首當年渾似夢，都隨風雨到心頭。”童年時，在窮鄉僻壤，最早給我留下古的模糊概念的，是搭草台演出的江淮戲。記得看過《活捉張三郎》《三擊掌》等，這是什麼時候的事呢？問大人，準也不知道。從此，在我的心目中，古的概念，像遙遠的夜空，神奇而又迷茫。大約在小學讀了二年書時，因病臥床，偶然得到村鄰借閱的連環畫《隋唐演義》，這可說是我平生閱讀的頭一本通俗史學讀物。我反反複複看了好幾遍，真是愛不釋手。但是，讀著讀著，問題又來了：隋唐離現在有多遠？為什麼現在看不見李元霸、秦叔寶、程咬金、史大奈這類人呢？這一回，我向老師請教，他和顏悅色地告訴我：“不知道離現在到底多少年，反正有千把年了吧！”這是我第一次有了“往事越千年”的概念，比起過去的混沌一片，時空上總算有了比較明晰的輪廓。但是，我也從老師的諄諄教導中，得出了錯誤的結論：今人不及古人。此後，我千方百計找舊小說來讀，諸如《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薛剛反唐》《精忠說嶽》《水滸》《三國》等等，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苦讀”的結果，我終於慢慢明白了朝代的順序，占的概念再不是抽象、模糊的了。但是，我常常感到，以今視古，勝過“巡天遙看一千河”，仍然充滿了神秘色彩，平添了幾多感慨，幾分惆悵。
我寫這一些隻是想說，童年時我在今、古上的幼稚、朦朧、困惑，成了我後來習史的起點。這是我在多夢的童年、少年時代，始所未料的。
也許更使我慚愧的是，等我長大，在複旦曆史係讀了五年書，又念完了研究生的元明清史專業，雖然有時依然如“童夢幻成真”，思索史學研究中的今與古問題。但並沒有深入地、刻苦地研究與思考，以粗知太史公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滿足。至於如何“通古今之變”？實際上根本茫然不知。其結果，必然是既不知今，也不知古。因此，在此期間，我不僅在史學上沒有像樣的成績可言，更重要的，而且痛心疾首的是，很快在政治上栽了大筋鬥。當“文革”從神州大地上呼嘯而起時，曾有朋友告誡我說：“別參加，肯定要秋後算帳的！”但我沒聽進去，更沒有去回顧中園政治史，特別是中國封建專製主義的發展史，卻懷著對已被打著新旗號的造神運動捧成“紅太陽”的赤誠，深深卷進“文革”。在身陷囹圄、喪失自由的痛苦日子裏，我在心中重溫曆史。認識現實，也就是把古與今聯係在一起，苦苦探索，終於在今古之間，混沌初開，認定所謂的“文化大革命”，不過是空前的封建專製主義招魂運動。在受政治迫害的日子裏，雖然被批鬥、訓斥，是家常便飯，被勒令示眾、打掃廁所等等，更是司空見慣。但我從未想到自殺、喪失對未來的憧憬。因為這時我已懂得察古知今。
當時，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能重獲自由。但是，我終於下定決心：隻要有一天重見天日，一定認真做挖“文革”“祖墳”的工作！
皇天不負苦心人。“不信東風喚不回”。1977年4月，我終於徹底平反，重新拿起了筆。
據說，“文革”中因各種政治案件而受株連的人，有2億多。
在這個巨大的數字的背後，隱藏著多少血與淚！我的前妻過校元女士就是因我而受株連，被迫害致死的。難道還有比自己的親人死於非命更慘痛的嗎？懷著悲憤，我寫出了《“株連九族”考》。在這篇文章的結尾，我寫道：“明清之際有句俗話說：‘從死地走一回，勝學道三十年。’血的曆史教訓啟示我們：必須堅決蕩滌封建專製主義，健全社會主義法製。應當把‘株連九族’這具封建僵屍，永遠深埋在曆史的墳墓之中！”顯然，倘若我未在“文革”中“從死地走一回”，就不會對‘株連九族’的曆史及現狀，有這樣深切的認識。明明是瘋狂的政治迫害，卻一切都在“革命”的詞藻下。在“萬歲”之聲不絕於耳的熱潮中進行的。我參加打倒別人的大會，跟著大家一起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在打倒我的大會上，也是一片“萬歲”聲，如歌如潮。在這場批鬥會上，有人斥責我：“你怎麼不跟著叫‘萬歲’！”而在另一場批鬥會上，又有人訓斥我：“你是反革命分子，有什麼資格喊‘萬歲’？”嗚乎，這時我才懂得了，“萬歲”，“萬歲”，“思不出其位”。1978年下半年至1979年春天，我陸陸續續搜集曆史上“萬歲”的資料，考察“萬歲”的來龍去脈，終於寫出了曾產生較大社會影響的《“萬歲”考》。一個真正的有良知的史學工作者，他的脈搏，應當與時代、人民的脈搏跳動一致，隻有這樣才能寫出反映人民心聲。觸動時代敏感神經的作品。作為今人，倘把自己關在象牙塔裏，“遺世獨立”，很可能沒有膽量麵對嚴峻的現實，也就不可能率先去打破史學禁區，理直氣壯地麵對古人。繼《“萬歲”考》之後，我又陸續地寫了《燒書考》《吹牛考》《語錄考》《說“天地君親師”》等文章，社會反響是好的，以後這些文章收入《“土地廟”隨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