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歐陽修生平及著作簡介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吉州永豐（今屬江西）人。他自稱廬陵人，因為吉州原屬廬陵郡。歐陽修出生於一個小官吏家庭，四歲喪父，生活陷於貧困。寡母鄭氏甘守清貧，親自教他讀書，至以蘆稈代筆，讓他在沙上寫字。鄭氏還常對歐陽修講述其父生前廉潔奉公、寬厚愛人的事跡。這種良好的家庭教育為歐陽修日後成為一代優秀政治家和文學家打下了基礎。
宋仁宗天聖八年（1030），二十四歲的歐陽修進士及第，次年到洛陽任西京留守推官。在西京留守幕府，他與尹洙、梅堯臣等一批青年文學精英結為至交，互相切磋詩文。這次洛陽文友聚會，為日後由他發動的詩文革新運動預備了骨幹力量。景祐元年（1034），召試學士院，受任宣德郎，充館閣校勘。景祐三年，範仲淹上章批評朝政，被貶饒州。歐陽修為範仲淹辯護，被貶為峽州夷陵（今湖北宜昌）縣令。
康定元年（1040），歐陽修被召回京，複任館閣校勘，後知諫院。慶曆三年（1043），範仲淹、韓琦、富弼等人推行“慶曆新政”，歐陽修積極參與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軍事、貢舉法等一係列主張。慶曆五年，新政因保守派的打擊破壞不幸夭折，範、韓、富等人相繼被貶，歐陽修也被貶知滁州（今安徽滁州）。次年在滁州自號“醉翁”。以後又改知揚州、潁州（今安徽阜陽）、應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和元年（1054）八月，年已四十八歲的歐陽修奉詔入京，與宋祁同修《新唐書》。
嘉祐二年（1057）二月，歐陽修以翰林學士的身份主持進士考試，提倡平實的文風，錄取了蘇軾、蘇轍、曾鞏等優秀人才。這對北宋文風的轉變很有影響。
嘉祐五年（1060），歐陽修拜樞密副使。次年轉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副宰相），進封開國公。英宗治平二年（1065），上表請求外任，不準。此後兩三年間，因被蔣之奇等人誣謗，多次辭職，都未獲準。治平四年（1067），除觀文殿學士，轉刑部尚書，出知亳州。神宗熙寧元年（1068）八月，轉兵部尚書，改知青州，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次年，王安石實行變法。正在外州郡任上的歐陽修對“青苗法”持有異議，不予執行。熙寧三年（1070），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職，堅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這一年，他改號“六一居士”。熙寧四年六月，以太子少師致仕，定居潁州。次年七月病逝於潁州，享年六十六歲。朝廷賜諡文忠。
歐陽修作為一代文宗，博學多才，詩、詞、文創作和學術著述都成就卓著，為當時和後世所欽仰。他在文學創作上不但幾乎是全能的，而且幾乎是全優的，其詩、詞、古文、辭賦、四六等創作在宋代都領風氣之先，藝術水平均臻於一流。他不但是作家，還是文學理論家，其散文中有許多篇章就是文論；其《六一詩話》是古代詩歌理論批評史上最早以“詩話”命名的開創性的著作。在學術領域，他在經學、史學、金石學等方麵都卓有成就。經學方麵，他研究《詩經》《周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說，提出自己的創見。他的史學造詣更深於經學，除了參加修撰《新唐書》250卷之外，又自著《新五代史》74卷，總結五代的曆史經驗，意在引為借鑒。他廣泛收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銘文碑刻，編輯成一部考古學的資料專集—《集古錄》。他的著述，除了上述三種學術專著之外，其詩文結集今存《歐陽文忠公全集》，有明正德吉州刊本，明嘉靖三十九年刊本，清康熙吉水曾氏刊本；《歐陽文忠公集》，有《四部叢刊》影元刊本。
二、歐陽修詩、詞創作的卓著成就和深遠影響
歐陽修的詩歌創作成就不及散文，但也很有藝術個性和時代特色，在宋詩中卓然名家。歐詩今存九百多首，題材廣泛，風格亦多樣。其中一些詩歌以社會現實為題材，反映人民疾苦，揭露社會黑暗，如《食糟民》揭露了種糧食的農民隻能以酒糟充饑的不合理現實，《邊戶》描寫了宋遼邊境地區人民的不幸遭遇。另一些詩歌則議論時事，抨擊窳敗政治，如《奉答子華學士安撫江南見寄之作》等。其他如《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表現了詩人對婦女命運的同情，對昏庸誤國的最高統治者的譴責。但他寫得更多、也更成功的，是那些表現個人生活經曆或抒發個人情懷、描寫山水景物的詩。他的傳世名篇《戲答元珍》《晚泊嶽陽》《黃溪夜泊》《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夢中作》《豐樂亭遊春》《別滁》等等，便都是這樣的作品。
歐陽修的詩在題材內容、藝術手法和風格追求等幾方麵受韓愈的影響較大。他十分重視韓詩“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六一詩話》）的特點，在學韓時則主要是學習散文手法和以議論入詩。歐詩中的議論往往能與敘事、抒情融為一體，所以得韓詩暢盡之致而避免了其枯燥艱澀之失。如《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等均議論精警而又富於情韻。歐詩的散文手法主要不是體現在句法上，而是借鑒散文的敘事手段，如《抒懷感事寄梅聖俞》敘寫宴遊經曆，平直而周詳，深得古文之妙。歐詩也學李白，這主要表現在以李白詩的清新流暢、雄奇豪放與自己特有的委婉平易章法相結合，形成了清麗飄逸、宛轉流暢的歐詩主體風格。今人錢鍾書對歐詩的創作經驗及其對宋詩發展的影響進行總結道：“梅堯臣和蘇舜欽對他起了啟蒙的作用，可是他對語言的把握，對字句和音節的感性，都在他們之上。他深受李白和韓愈的影響，要想一方麵保存唐人定下來的形式，一方麵使這些形式具有彈性，可以比較的暢所欲言而不至於削足適履似的犧牲了內容，希望詩歌不喪失整齊的體裁而能接近散文那樣的流動瀟灑的風格。在‘以文為詩’這一點上，他為王安石、蘇軾等人奠定了基礎，同時也替道學家像邵雍、徐積之流開了個端。”（《宋詩選注·歐陽修小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