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以上兩次論戰，使梁實秋成為左翼作家的宿敵。1940年1月，梁實秋再度成為“轟動人物”。那是他以參政員身份（他是在1938年7月以民社黨員身份成了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該會為谘詢機構）參加“華北慰勞視察團”。該團由重慶出發，經成都、西安、鄭州、宜昌等地，訪問了7個集團軍司令部。原計劃抵達西安後訪問延安，但毛澤東致電參政會，對慰問團中餘家菊、梁實秋二人不予歡迎，該團遂取消延安之行。此事使梁實秋頗為尷尬，一時成為議論中心。
不久，1942年5月，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點了梁實秋的名。《毛選》上注釋梁實秋的條文，便因為此處而提及他。毛澤東的話，實際上是對魯迅觀點的讚同。他說：“文藝是為資產階級的，這是資產階級的文藝。像魯迅所批評的梁實秋一類人，他們雖然在口頭上提出什麼文藝是超階級的，但是他們在實際上是主張資產階級的文藝，反對無產階級的文藝的。”
這樣，1948年冬，當中國人民解放軍包圍北平之際，梁實秋麵臨著留還是走，而他選擇了走是必然的了。
梁實秋到了台灣，照他的資曆，當個“教育部”部長、“立法委員”之類是不在話下。他挨過魯迅、毛澤東的批判，是他難得的“政治資本”。他卻如他的朋友蔣子奇給他相麵時所言：“一身傲骨，斷難仕進。”他在台灣埋頭於書齋和課堂，隻擔任台灣師範大學英語係主任、文學院院長之類非政治性職務。他的上千萬字的著作是在台灣寫出來的，清楚表明他對仕途的淡泊。
他有兩回公開論及魯迅。第一篇《魯迅與我》發表於抗戰時期的《中央周刊》，去台後又寫了《關於魯迅》一文，收於台灣文星書店1964年印行的《文學因緣》一書。他聲明：“我個人並不讚成把他的作品列為禁書”（指魯迅作品在台遭禁）。他指出，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值得稱道”，但又說，“魯迅的雜文的態度不夠冷靜，他感情用事的時候多”。
1986年10月，資深的中共黨員、上海作家協會副主席柯靈在《回首燈火闌珊處》（《中國現代序跋教書——散文卷》導言）中，第一個站出來為“與抗戰無關論”平反，認為半個世紀前對梁實秋的第二次批判是錯誤的。梁實秋讀罷柯靈文章，即說：“為誤判糾正，當然是好事。”
從個性看梁實秋
就個性而論，梁實秋可以說十分奇妙，集剛柔於一身。
他的剛，表現在他卓爾不群，一旦自己認定了，任憑輿論嘩然，他堅持走下去，不會有半點兒動搖。譬如，他年輕時的那場魯梁之爭，中年時在台灣堅辭任何政職，晚年時又不顧強大的輿論壓力與比他小30歲的歌星韓菁清結為伉儷。
他的柔，又充分表現在他的溫情脈脈。他和前妻程季淑一片深情，共同度過半個世紀的漫長歲月，直至她猝死於突發事故。他含淚寫下《槐園夢憶》一書，以極為細膩的筆調追述半個世紀的柔情，感人至深。在《槐園夢憶》印行後不久，他又與歌星韓菁清陷於熱戀，短短幾個月中寫下十萬言情書。我讀了韓菁清從台北帶來的眾多的梁實秋情書原件，並編定了《梁實秋·韓菁清情書選》一書，這本書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台灣正中書局、香港明報出版社三家分別印行大陸版、台灣版、香港版。他的情書格調高雅，文字清新，又熱烈似火——此時此際，他已是七旬老人，婚後，他與韓菁清恩恩愛愛度過十三個春秋。
除了既剛又柔之外，梁實秋富有幽默感。他的幽默不是外加的，而是內在的。他的《雅舍小品》，浸揉著幽默感。諸如他稱搓麻將為“上肢運動”、“蛙式遊泳”等等，令人忍俊不禁，卻又是他信筆寫來，不是“硬裝噱頭”。他遠比號稱“幽默大師”的林語堂幽默。
梁實秋為人細心、細致，富有懷舊感。他對生活的觀察力比別人顯得更為細膩，甚至近乎女性筆調。他的散文高雅超脫。他的《雅舍小品》以一個“雅”字（雖然原是他的友人龔業雅的名字）貫穿始終，是他的“與抗戰無關論”的實踐——從頭至尾不涉及政治，卻十分注重知識性。正因為這樣，不改一字，也照樣在中國大陸風行。
這篇《一個大陸作家眼中的梁實秋》，算是對這位錯綜複雜、眾說紛紜的人物進行粗淺的評價。不當之處，敬請讀者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