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行，就這麼辦吧。”她答應了，收起了手提包。
我拿出紙和筆，請她為《兒童時代》雜誌題詞。她思索了一下，對我說：“過幾天，我要到成都去。我在那裏寫好，寄給你，好嗎？”
一直到談話結束，我們在錦江賓館門口告別，她還說：“請放心，我一定會給《兒童時代》寫文章！”
果真，沒多久，我收到了她從四川寄來的文章，立即轉交給《兒童時代》雜誌社。
韓素音那麼忙碌，年已古稀，卻這樣關心中國兒童。她的胸膛裏，跳躍著一顆赤誠的心……
建議我寫“星球大戰”
1986年1月27日下午，我又接到通知：韓素音女士來滬，希望一晤。
我如約前往，會見韓素音。她穿著一件中長灰色鴨絨大衣，圍著玫瑰紅色絲圍巾，頭發比我前幾次見到時白了些，但還是那樣精神矍鑠，思維敏捷，談笑風生，妙語連珠。
“葉永烈，你怎麼啦，聽說你不寫科幻小說啦！”剛一見麵，她就這麼說，“我喜歡科幻小說。你應當堅持寫科幻小說。”
我告訴她，我在思索。今後，我還會寫一些科幻小說，但希望寫得深沉些，更深刻地反映社會生活。
“你對‘星球大戰計劃’感興趣嗎？”她說，“你可以寫篇關於‘星球大戰計劃’的科幻小說。”
她又給我一篇關於艾滋病的資料，建議我也可以寫一寫艾滋病。她說，艾滋病其實就是“愛資病”。
她問起中國科幻小說創作近況。
我告訴她：“我剛從四川回來，那裏的科幻界的朋友們問候你。劉興詩說，去年在九寨溝見到你。《科學文藝》和《智慧樹》舉辦的科幻小說征文比賽，收到許多稿子。你答應擔任科幻小說評獎委員會的名譽顧問，給了大家很大的鼓舞。”
“科幻小說評獎，OK！”她馬上說道。接著，她又詢問，“發獎大會在哪裏開？什麼時候開？”我答道，還沒有定下來。
她說，如果在北京開，而開會時正值她來華，她一定出席大會，給大家發獎。
她再三說：“我非常喜歡科幻小說。在第三次浪潮麵前，希望中國的科幻小說有大的發展！”
一位法國的心理學家曾向韓素音提出了一個奇怪的問題：“你在做夢的時候，講漢語還是講英語？”
韓素音把雙手一攤，搖搖頭說道：“很抱歉，我無法答複你的問題——因為我一向睡得很好，從不做夢！”
在上海錦江飯店的電梯裏，韓素音女士大笑著，向我講述這個有趣的故事。這位用英文寫作而又操一口流利漢語的英籍女作家，非常爽朗、健談。按照虛齡計算，1986年她進入“古稀”之年了，然而她卻那樣的耳聰目明，思維敏捷。
韓素音穿著一件短袖連衣裙，一頭灰白短發。她總是滔滔不絕地談著，哪怕是乘電梯時還在講著故事。
後來，我在韓素音建議我寫的兩個題材，即星球大戰與艾滋病之中，挑選了艾滋病，寫了10萬字的科幻小說《愛之病》。她聽說我寫出了《愛之病》，非常高興。
她的作品起碼改八次
1986年盛暑，我又一次與韓素音交談。
韓素音是作家。很自然的，她聊起她的寫作。
“你總共寫了多少部書？”
“已經出版的，有24部。”
我告訴她，隨著她的自傳《傷殘的樹》、《凋謝的花朵》、《無鳥的夏天》被譯成中文，由三聯書店出版，她的身世逐漸為廣大中國讀者所熟悉。
韓素音談起了這幾本自傳的寫作。她說，她收集了許多關於家世的史料之後，才著手寫作。書裏寫的是真實的故事。大部分人真名真姓。隻是有幾位同事、朋友不願意在書中以真名真姓出現，她才虛擬了幾個名字。外國讀者喜歡讀她的自傳，因為從中可以了解中國。
“其實，我不光寫自己，寫中國。我也寫了關於印度、柬埔寨、馬來西亞、英國的故事。”
“你怎麼寫作的呢？是用筆先打好草稿，再用打字機打字？”
韓素音抽著煙，講述了自己頗為奇特的寫作方式：
“我年輕的時候，做過打字員，我打字又快又熟練。我寫作，其實不是write（寫），是用打字機打字。我打好腹稿之後，坐到打字機跟前，把自己的構思‘打’到紙上。打字機就是我的筆。打出草稿以後，一頁頁用筆進行修改，刪節或者加上幾句話。
“我改好草稿以後，航空寄往美國，給我的妹妹。她按照我的草稿打字，打得整整齊齊，航空寄我。我又作修改，再寄給她打字……我妹妹很好，很熱心，很認真地幫助我。她已經退休，她的丈夫也退休了，在家裏閑著沒事。我請她幫我打字，她很高興，覺得這是在做一樁有意義的工作。如果我沒有‘任務’給她，她反而覺得生活太寂寞，太空閑。哈哈，她簡直成了我的‘秘書’！有趣的是，我在瑞士洛桑寫作，而我的‘秘書’卻與我隔著一個大西洋！”
“你的書稿，一般修改多少次？”
“最少8次！到現在為止，我的書的修改，還沒有少於8次的。”
“最多的呢？”
“最多的改了40來次！”
韓素音說，她的寫作，一向從容不迫。她不“趕任務”。即使出版社催她，她也不著急。她總是寫了改，改了寫，直到滿意，才交出去。她說：“從1950年到1964年，我寫了5部書。那時候，我白天當醫生，晚上寫作。我一點一點地寫，把書寫出來了。我就是在不知不覺之中，寫了20多部書。有時候，我寫不出來。一個月沒寫出東西，我也不著急。寫作是急不得的。在寫作上，我從來沒有壓力。我總是在非常輕鬆的狀態下寫。我從來不追求快。”
“你在旅行中也寫作嗎？”
“也寫一點。不過，旅行的時候，我主要是收集生活素材。比如，我這次在上海參觀了少年管教所，我很有興趣。我正在寫一部關於中國青年的小說，其中要寫到少年犯。我跟少年犯們談話，我要了解他們在想些什麼。我還一次次來到香港，我對1997年的香港感興趣，我在收集素材，能否寫出一本《1997年的香港》，那還很難說……”
韓素音說，她的每一部小說的手稿，從一稿、二稿直至定稿，都保存著。尤其是最後一稿，一定保存。這樣，在出書之後，可以知道出版社作了哪些刪改。比如，她的一本書在美國出版時，編輯認為其中有一段話有點對美國“不恭”，作了修改，拐了一個彎，說出原來的意思。另外，保存所有的手稿，也便於將來的研究者可以了解作品的修改經過，了解作者思路的轉變。她告訴我，她的眾多的手稿，已經被美國一所大學索走了。
“你的丈夫是你的作品的第一讀者？”
“不，不，他是最後讀者。”韓素音大笑起來道，“他是工程師，他忙他的事，我的手稿不給他看，彼此在工作上互不幹涉。一直到書出版了，才給他看！”
寫作《關於未來的備忘錄》的前前後後
韓素音是一位文學作家，卻以極大的熱忱傾聽來自科學王國的呼聲，她在中國多次發表談話，強調“作家應該懂得一點科學，因為懂得科學就是懂得社會”。這一次，她又談及了這一話題。
她提起了美國《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爾溫·托夫勒。她說：“托夫勒是雜家，是交流家，他活躍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把兩者結合在一起。”
當托夫勒的《未來的震蕩》一書在1970年出版之後，韓素音就注意這位美國當代的思想家。韓素音說：“1979年，美國托姆出版社為我舉行招待會，要我提名出席人選，我就提了托夫勒。”雖然在當時，托夫勒還處於爭議之中。
1980年，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剛一問世，韓素音立即細讀，她並不完全同意托夫勒的觀點，但是她認為這本書提出了關於“知識革命”（亦即新的技術革命）的一係列見解，很有參考價值。
1981年9月27日，韓素音女士鄭重地寫了《關於未來的備忘錄》，交給中國領導人。她直截了當地指出：“中國對第三次浪潮，有無充分的了解？如果有，已做了哪些工作？”她介紹了當今世界麵臨知識革命的形勢，提請領導部門重視“知識革命對中國的挑戰”。
韓素音說，她寫《關於未來的備忘錄》，純粹出於對中國未來的關心。她的《備忘錄》在中國曾引起爭論。特別是1982年，有人對韓女士的《備忘錄》持反對態度的，說了一些頗為尖銳的話。
1983年10月9日，當時的總理親自主持召開座談會，研究西方提出的“第三次浪潮”和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關係。他明確指出，新的技術革命對於向四化進軍的我國來說，“既是一個機會，也是一個挑戰”。從此，“迎接新的技術革命的挑戰”的口號響亮地提了出來，我國的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著手係統地研究新技術革命對策。
對於推進我國對新技術革命的研究，韓素音女士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在1981年讀過她的《備忘錄》以及了解後來引起的爭論的人，都敬佩她的一片赤誠之意。
我問韓素音，你為什麼要寫《關於未來的備忘錄》？
韓素音坦然地說：“我是作家，本來，我隻管寫我的小說就是了。但是，我愛中國，關心著中國的未來。我在國外，信息靈通。正因為這樣，我看了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之後，引起了注意，認為這本書值得向中國政府推薦，所以我寫了《備忘錄》。至於《備忘錄》在國內會引起爭論，我事先根本沒想到。我推薦《第三次浪潮》這本書，並不意味著我完全同意托夫勒的觀點，隻是意味著我以為他的觀點值得引起我們的思索……”
她的每一本書差不多都引起爭論
由此，韓素音談及了她對待爭論的態度。她直抒胸臆，顯露出她寬廣的氣量。
“我的每一本書出版之後，差不多都有爭論。我很高興。有人把我的書說得一錢不值，有人把我的書說得好得不得了。我呢？我都不管。我照樣寫我的書！我覺得，作為一個作家，一定要經得起批評。這是很重要的。我一輩子都在挨罵。有許多人罵我。有人出於嫉妒，有人出於政治上的原因。我不在乎，好好幹就行了唄！”
我說：“中國有句俗話，‘不挨罵，長不大’。”
韓素音笑了，說道：“外國也有類似的話，‘不挨罵，就不是突出的人物’。因為你一輩子都‘老老實實’，一輩子都‘普普通通’，當然沒有人罵你呀！所以，我的丈夫一聽見有人罵我，他就說，‘喔，有人罵你，那好極了！’他反而替我高興呢！”
在創作上，有不同的意見，韓素音歡迎爭論，但對於謾罵性的文章，她不與人“對罵”。她引述了一句西方諺語：“朝別人吐口沫，會濺到自己臉上。”
韓素音在國際上越來越引人注意。一個美國人要研究她的作品，為她叫好，希望她能給予“協助”。她答複說：“你研究什麼，我管不著。可是你別指望我的‘協助’。”
不久前，韓素音的一本自傳被評為英國50年最有價值的作品之一。她得知以後，隻說了一聲“OK”，不當一回事。她說：“那些評價，不是真正的評價，甚至無聊得很。作品的價值，在於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一本書剛出版時很暢銷，5年後無人問津，那就不好了。最近，我得知我的一本在1956年寫的書，要在德國出精裝本，我感到真正的高興。因為30年後還有人要看，說明作品經受住了時間考驗，超越了時代。這才是真正的評價。作為作家，不要得意於一時的成功，一時的轟動，要追求作品永久的魅力和價值。”
關於中國的作家及維護作家的版權
韓素音談起了中國當代的女作家。她說，她既沒有看過中國所有女作家的作品，也沒有看過一個女作家的所有作品，很難談出準確的評價。
她說，她看過諶容、張潔的作品，喜歡。最近看了張辛欣的一些作品，覺得不錯。
她談起了戴厚英。關於《人啊，人！》的爭論，引起了她的注意。1985年5月，她來到中國，希望找戴厚英聊聊。韓女士說：“一聽說我要見戴厚英，北京許多人感到奇怪。到了上海，好多人勸我別見戴厚英。我還是堅持我的意見，跟戴厚英見了麵。我覺得，作品引起爭論，這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的？我希望跟各種人接觸，聽取各種不同的意見。”
她從國外翻譯出版《人啊，人！》，談及了版權問題。她問我：“國外出版你的著作，給不給稿費？”我如實答道：“聯邦德國給稿費。法國和日本隻送幾本樣書，沒有稿費。”她又問：“你向他們提出過稿費問題嗎？”我說沒有。
韓素音連連搖頭：“太不應該，太不應該。你應當理直氣壯地向對方提出。這不光是錢的問題，也是權的問題——版權。國外出版我的書，我一點也不含糊的，一個子兒也不能少。我寧可把錢捐贈給中國，但我絕不允許出版社不給我稿費。中國的知識分子向來不愛談錢。我問過好幾位中國作家，他們都跟你一樣，從不向外國人說出要稿費。你們太老實——你們甘願接受外國資本家的剝削！你們應當向他們提抗議。這不是為了幾個錢，而是維護作者的正當權益。我希望中國作家協會能夠重視這個問題，不能讓中國作家吃外國出版商的虧！隨著中國地位的不斷提高，今後世界各國會越來越多地翻譯出版中國作品。你們缺乏跟外國出版商打交道的經驗。今後一定要重視保護中國作家的版權！”
她拒絕為江青立傳
“你知道嗎？‘四人幫’曾經說我是‘高級特務’，有兩年不許我來中國。”韓素音把話題轉向“文革”。
韓素音談起了她是怎樣得罪江青的。
“江青要我為她寫傳。可是，她自己不說，叫張春橋跟我說。”韓素音回憶道：“在1971年夏天，江青請我和我的丈夫以及荷蘭電影導演伊文思和羅麗丹吃飯。那天，在一開始，我就得罪了江青。她問我有多高，我說不上來，就說不知道。其實，我真的說不上我有多高。江青顯得很不高興，就隻顧跟伊文思說話了。這時候，張春橋過來了，他跟我談起了江青。他說，江青的一生很了不起，把一切都獻給了革命事業。他又講，聽說你對樣板戲很喜歡，樣板戲就是在江青領導下搞出來的……”
韓素音說：“不錯，當時我看過幾個樣板戲，確實說過一些讚揚的話。不過，張春橋卻借這個由頭，暗示我為江青寫傳。當然，我不能幹幹脆脆地說，我不寫。我隻好轉了個彎，說自己很忙，一下子恐怕顧不上，推掉了。其實，張春橋的意思，就是江青的意思。江青聽說以後，生氣了……”
後來，江青找了個美國女作家給她寫傳。
那個美國女作家很得意地對韓素音說：“我認為，江青將來會是一個很偉大的女人！”
韓素音回答道：“你錯了。中國人民不大喜歡她。你要小心一點呀！”
談到這裏，韓素音回憶道：“當時，我隻能跟那個美國女人那樣講，不能說得更厲害一點。因為我也怕呀！怕什麼？怕那個女人把我的話，傳到江青那兒去。當然，我在國外，江青管不著我，可是我要替我的許多朋友、親戚考慮呀。他們在國內，他們會受我牽連。所以，我隻能說到那種程度。另外，對於江青別的一些事情，當時我也不知道。我怎麼可能知道她的那些秘密的事情呢？那時候，我不知道她在搞‘四人幫’。我每次來中國，他們總是滿麵笑容的，都說好聽的話。很多人都在微笑。我隻是憑我的感覺，對江青沒有好的印象。後來，我才明白，這個女人害了中國，給中國人民帶來很大的災難！”
韓素音很直率，也很真誠。她如實地談了自己當時的思想和處境。她也並非“先知先覺”。
韓素音熱愛中國，熱愛中國人民。即使在她被當成“高級特務”的日子裏，她對中國仍充滿摯愛之情。關注著中國的命運。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韓素音於1977年受到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熱情接待。此後，又受到鄧穎超等領導人多次親切會見，她深受鼓舞。她一次又一次來到中國，把中國新貌向西方世界介紹。
如今，韓素音還在不斷寫作，同時也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她以為，作家應當是“雜家”，要懂得社會科學，也要懂得自然科學。要跟各行各業的人交朋友。
韓素音覺得，自己的身體還行，還能再寫幾部關於中國的書。如果老了，不能寫了，就更多地參加社會活動。
她不喜歡用“模糊數學”安排時間
1987年4月25日晚上，電視熒屏上出現熟悉的身影。那是中央電視台新聞節目，播出了國家總理當天下午在北京接見她的情景。她，英籍女作家韓素音，自1956年5月第一次訪問新中國以來，如今已來訪達30次之多，成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
翌日下午，韓素音出現在春雨霏霏的上海虹橋機場。
在韓素音抵達下榻於上海錦江飯店不久，我應約去看望她。她穿著在北京買的羊毛衫、細絨裙子，顯得很精神，毫無倦意。
“韓女士，您今年已經70歲了，這樣風塵仆仆地作長途旅行，累嗎？”我對她說。
“不，不，你說錯了，我現在還不到70歲。”她笑了起來，“我還隻有69歲半！”
不錯，韓素音生於1917年9月，她對時間總是很精確地進行計算，對日程很精確地進行安排。她不喜歡用“模糊數學”安排時間。在1987年3月14日，她從瑞士洛桑給我來信，告知行程：“3月15日至22日在倫敦，4月1日至8日在莫斯科，4月9日抵北京，4月26日至29日在上海。”
使我感到驚訝的是，一位友人下月要路過瑞士，托我問韓素音：“5月17日您有空嗎？能不能在家接待來訪？”她當即答複我：“5月17日不行，我已安排了接待別人，但是16日或18日可以，請你的朋友事先從聯邦德國給我掛電話，約定時間。”她是一個時間概念非常強的人。
韓素音喜歡快節奏的生活。她告訴我，在上海逗留兩天，日程表已排得滿滿的：要去複旦大學與學生見麵，要去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商談拍攝根據她的作品改編的動畫片《奇異的蒙古馬》，還要看望上海的幾位文學界朋友……
她說，她不久前到法國、意大利、美國去，也是如此：要應出版社之邀，以作家的身份上電視，談自己的新作；要接待報社記者的采訪，還要看望朋友……
“其實，外出旅行，對於我來說比在家裏輕鬆多了。”
她說：“在家裏，一清早起床，花幾分鍾洗個澡，花幾分鍾吃早飯，然後就是工作。每天都很緊張。我沒有保姆，也沒有助手，什麼事情都要自己動手。我每星期要收到100多封信，每一封回信都是我自己打字的。特別是每次外出旅行之後，一回到家裏，積壓的信件一大堆，光是拆開來看一遍就要花不少時間。緊接著，要回信，要寫作，還要做家務……”
“人生七十古來稀。”在中國，70歲的老人早已過著退休生活，而韓素音還是那樣地忙碌著。她是一個視事業為生命的人。誠如她在自傳中所言，她向來倔強……
醫生·教師·作家
隨著韓素音的自傳體三部曲《我的根在中國》——《傷殘的樹》、《凋謝的花朵》、《無鳥的夏天》中譯本的出版，她的身世逐漸為中國讀者所了解。
韓素音本是一位醫生。1933年，她考入北京燕京大學攻讀醫學預科；1944年，她考入英國倫敦亨特街醫學院。我請她談談怎麼會從醫生成為作家？
“你知道嗎？我還當過教師。我是從醫生到教師、到作家的。”她說道。
韓素音回憶起在50年代初，她在馬來亞（注：即今日的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南洋大學當過兩年教師。
“那時候，有人說熱帶不能出作家。我不相信。我在南洋大學教當代亞洲文學，我想在學生中培養出作家來。”韓素音一邊喝著茶，一邊回憶著。
突然，韓素音的臉上出現憤怒的神色。她說：“可是，我的學生被抓起來了，抓進牢裏。我到監獄裏去看他們，心中非常難過……我那時候已經入英國籍，警察們不敢碰我的一根頭發，但是我作為教師，卻無法保護自己的學生，我怎麼不難過？”
她拿起了筆。“誰說熱帶出不了作家？錯了！我就在那裏寫了三本書！”
她坐在墨綠色的沙發椅上，沉默了片刻，等激動的心情平靜下來，說道：“其實，醫生、教師、作家，三位一體，目的是一個——救人！醫生給人的肉體治病，教師和作家是給人的靈魂治病。”
她又補充了幾句：“醫生用藥治病。教師和作家不用藥，用精神文明，使人的靈魂變得健康！在醫生的隊伍中，出了許多作家，恐怕就在於醫生和作家具有許多共同的地方。作家是靈魂的醫生！”
她認為，重視作家是理所當然的。但是，輕視教師是錯誤的。教師應當和作家一樣受到重視，因為教師的工作同樣為了淨化人的靈魂。
她說，自從1956年她訪問新中國之後，馬來亞警察十分注意她。她的行李受到了嚴格的檢查。特別是從中國帶回去的書，被扣留了。她想出巧妙的辦法，把書從中國寄到英國，再從英國寄到馬來亞。那裏一看是從英國寄來的，就不檢查了！
韓素音後來終於離開那裏，到歐洲去生活。她說，從童年到現在，她在中國的北京、成都、重慶生活，然後到比利時、英國、中國香港、馬來亞生活，如今定居瑞士，但常去美國、印度和中國。正因為她的生活閱曆豐富，所以她的作品中以各個不同的國家為背景來寫。生活是創作的源泉。她熟悉她生活過的許多國家，所以她能夠那樣寫。現在，有的中國作者打算像她那樣，以外國背景寫小說。她說，你沒有去過那個國家，怎麼可以寫呢？我是有著我的特殊的經曆呀！
韓素音的創作態度很嚴肅。尤其是傳記體作品。她總是花費多年時間收集材料，廣泛采訪、調查。她寫她的自傳，也絕非信口開河，而是非常尊重事實。她強調作品必須“真誠”。她反對把她的自傳三部曲隨意改編成電視劇。她說，如果要改編，必須尊重原著——因為原著是忠於事實的，而改編也必須忠於事實。尊重原著，就是為了尊重事實。
韓素音說，她從來沒有想去“當”作家。她從醫生成為作家，是生活使她成為作家。沒有豐富的生活，是“當”不了作家的。但是，作家不能光是寫作，作家要參與各種社會活動，要與各種人接觸。她風趣地說：“作家應當多管‘閑事’！尤其是教育青年，是作家的責任。”
版權就是作家的專利權
“對啦，書，書，忘了給你書！”韓素音突然站了起來，從客廳跑進臥室。一轉眼，她已拿出一本磚頭一樣厚的貼塑封麵的新書，來到我的麵前。
哦，這是韓素音的長篇小說中譯本《盼到黎明》，剛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印出。這部長篇是她1983年在國外出版的，寫一個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新中國成立前以及在解放後曆次政治運動的經曆。她在書上給我題字之後，便由此又提及了版權問題。
“關於作家的版權問題，我已經一再呼籲中國作家協會予以注意。”韓素音說：“我向來重視版權。在資本主義國家出書，我是寸步不讓的。你一讓，就是讓給了出版商。中國出書，情況不一樣。作為我，可以不要中國出書時的稿費，但是我保留我的版權。我發現，中國作家們的版權概念不強。你們要注意維護自己的版權。要知道，出版社印出來的書，不是他們的書，是你的作品呀！”
我答道：“在中國國內，一篇作品發表之後，幾家報刊予以轉載是常有的事。但是，往往不僅沒有寄稿費給作者，而且連樣書都不寄一本。這樣的事弄慣了，作家們也就聽之任之。外國翻譯出版了，那就更是不便去過問、追究了。”
“不行。這樣絕對不行。如果是我，我要請律師加以幹預的。”韓素音很強調地說，“版權對於作家來說，就像發明家的專利權一樣。這是屬於你的權利，你不能放棄！去年，你在關於我的文章裏（注：指《新觀察》1986年第23期《韓素音談創作》），寫了我關於版權問題的意見，這很好。這個問題還必須再提一下。這不是中國作家的個人收入問題——中國作家不能受外國出版商的剝削。我上了年紀，不能為你們奔走。不過，如果你們的作品在國外出版了，出版商不給稿費，我可以替你們打電話，替你們去爭。對於外國的出版商，我還是熟悉的。你們自己也要重視版權問題。有一位中國作家的作品在國外出版了，出版商沒有付稿酬。我知道了這件事，有一次，在和那個出版商一起吃飯的時候，向他提了出來……我沒辦法當你們的律師，但我的脾氣是愛‘多管閑事’！”
“我不是‘文學巨星’”
這一次談話，使我最受感動的，是韓素音對於一部電視片的嚴謹而妥善的處理，體現了她的謙遜而又熱忱的品格。
上海一所大學計劃為中國當代幾位成就卓著的老作家拍攝錄像片，記錄作家的談話，介紹他們的創作經曆和作品，供大學中文係學生及文學研究者參考。這套電視片取名為《文學巨星錄》。他們得知韓素音來滬，便托我代為致意，為她拍攝談話錄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