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素音答複說：“拍攝這樣的錄像片，為文學研究工作保存重要的資料，是很有意義的。這是很好的計劃。不過，把我列進去，我覺得不妥當，因為我不是‘文學巨星’！我不能接受這樣的稱譽。我確實算不上‘文學巨星’。如果你們拍的是‘作家談創作’，這樣我可以接受——我可以給你們談三個小時。不過，如果要拍‘作家談創作’，也請你們先拍國內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先拍貢獻巨大的華裔、華人作家，也應當拍那些來華訪問的外國著名作家。至於我，我的創作成績不大，應當往後排。在你們拍了一批老作家之後，挨到了我，再拍我。那時候，我會很樂意。”
她又提醒我：“請轉告他們，這是一項很嚴肅的工作，是把作家的形象和聲音留下來的工作。在錄像之前，應該擬出詳細的采訪提綱，請作家充分的準備，然後錄像——因為這些錄像片是留給後人的！另外，我建議你們，取消《文學巨星錄》這樣的片名。我想，別的老作家也不會接受這樣的盛譽的。”
說完了，她思索了一會兒，補充道：“你們的盛情，我是很感謝的。但是，專門拍片子介紹我的生平和作品，我總覺得太過分了些。你看這樣好不好，下一次我路過上海時，我抽時間到他們學校裏去，跟大學生們聊聊。我在那裏發表演說，談談文學創作。你們要拍錄像，那時候拍。片名就用《韓素音的一次演講》之類，千萬別來什麼‘巨星’。”
我聽了，覺得她的意見很中肯，辦法也妥善，很高興。我詢問道：“你發表演說時，開全校大會還是開座談會？”
“聽便！講完之後，我留時間回答聽眾的問題。他們愛問什麼，那時候統統提出來。”
“學生們什麼問題都會問的。是不是讓他們遞條子，你挑選你樂意答複的問題回答。”
“NO，NO！”韓素音連連搖晃她那灰白的頭發說，“遞條子，太寂寞了！太沉悶了！我喜歡聽眾當場站起來，大聲地問，誰都聽得見。這樣，才有感情的交流。我喜歡有什麼就說什麼，絕對不怕提問！”
說罷，她放聲大笑，那樣爽朗，又那般真摯。
她跟我談了兩個小時，便驅車外出，忙於日程表上的新的“節目”……她告訴我，1987年秋，她還要在上海跟我交談——因為那時她正值70壽辰，她願在中國度過她的這一值得紀念的日子。
她在為一位中國偉人立傳
1987年秋，我接到外事部門來函：“韓素音女士將於1987年9月10日再次訪問上海，她的丈夫陸文星也將來滬。根據北京來電，她這次來上海的主要目的是履行她上次訪問上海的諾言——去上海師大作一次演講……”
韓素音如此信守諾言，使我十分感動。她在1987年4月下旬路過上海時的許諾，已刊載於《新觀察》第16期：“下一次我路過上海時，抽時間到他們學校裏去跟大學生們聊聊……”果真，她許諾，就踐諾，說話算數。
仿佛成為規律似的，每當韓素音離開北京的時候，她才會在熒屏上露麵。1987年9月9日晚上，中央電視台在新聞節目裏播出了鄧穎超同誌當天下午接見她的鏡頭，9月10日中午她便飛抵上海了。
韓素音是從不午睡的。剛剛吃過中飯，我應約到上海錦江飯店看望她。她穿著一條藍白細條相間的連衣裙，顯得很精神。她燃起一根香煙，與我聊她昨天見到鄧穎超同誌時的情景。
“那是我在這次來中國之前，給鄧大姐寫了一封信。”韓女士說道，“我在寫一部關於中國當代偉人的傳記，希望得到鄧大姐的支持。沒有她的認可和幫助，這部書是無法完成的。我很高興，到了北京之後，鄧大姐接見了我，支持了我……”
她說，為了寫這部書，她進行了多年的準備。那位中國當代偉人在生前曾八次接見她。她仔細整理了這八次談話的記錄。她認為，這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她非常崇敬這位中國偉人。她懷著對新中國的摯愛之心，寫這部書。她已寫了11章。
她跟我談起了美國作家哈裏森·索爾茲伯裏寫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她說，索爾茲伯裏是她的老朋友。一個美國人，不遠萬裏跑到中國寫長征，這說明什麼？這說明中國革命震驚了世界。斯諾也是她的老朋友。從斯諾開始，許多外國作家寫了中國革命的傳奇曆史。
韓素音說，其實，中國人也寫外國曆史。前幾天，她在北京遇見印度駐華大使，他談起中國人寫的印度史迄今仍在史學界得到推崇。
不過，韓素音覺得，有關中國革命的文學作品，首先應當由中國作家來寫，畢竟是中國的作家最了解自己的曆史呀。我告訴她，人民文學出版社新出魏巍的《地球的紅飄帶》，是寫長征的長篇小說。她一聽，馬上說要找來看。她說自己雖然是英國籍的、用英文寫作的作家，但她不同於一般的外國作家，因為她的根在中國，她熱愛中國。
作家不可能“培養”
韓素音問起了上海師範大學的情況。當她聽說那裏爭論中文係能不能培養作家時，她連連搖頭：“不，作家不可能‘培養’，也不可能想‘當’作家就成為作家的。我是醫生，我從來沒有聽過一節文學課。我不是‘培養’出來的，不是‘當’上去的……”
她回憶起自己走過的路。她說，她是在12歲的時候，下決心學醫的。那時候，她在北京。每逢星期天，母親帶她到禮拜堂做禮拜。許多乞丐站在禮拜堂門口，求人們施舍。“我受不了。特別是看見那些小乞丐，雙眼瞎了，我實在受不了。我決心做個醫生，拯救他們。”
韓素音曾在重慶當過助產士。後來，到中國香港、新加坡當醫生。她說：“我是真正的醫生，一天要給100來個病人看病。我在英國念醫學院的時候，從來沒有想到過會去‘當’作家。我的生活閱曆豐富了，思想成熟了，我有話要說，才開始寫作。一共寫了7本書。用你們的話來說，叫做‘業餘創作’。一直到1964年以後，寫作才成為我的職業。用你們的話來說，叫做‘專業創作’。其實，我從來沒有參加過什麼‘作家協會’，也沒有誰批準我為‘作家’。我進行‘專業創作’，是自己決定的，因為覺得要寫的東西越來越多，靠‘業餘’已經不行……”
韓素音認為，醫生與作家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必須具備豐富的實踐經驗。她說她的“文憑”並不多，隻有英國倫敦亨特街醫學院那一張畢業證書，她能夠當醫生，主要靠多年的臨床經驗。在馬來亞工作時，她有一位印度同事，“文憑”很多很多。一天，來了個病孩，他診斷後，說是感冒。我一看，那是結核腦膜炎。患這種腦膜炎，病人不發高燒，脖子也不發硬。那位醫生不相信，當成感冒醫治。5天之後，病孩又被送入醫院，腦膜炎已很嚴重，沒法搶救，不久就死了……當醫生是這樣，做作家也是這樣。大學中文係隻能給你書本知識。光有“文憑”，成不了作家。許多作家沒有“文憑”。作家要靠豐富的生活，靠寫作實踐經驗。光是看菜譜，成不了廚師。這些道理都是一樣的。
作家也絕不是“坐家”。整天坐在家裏是寫不出東西的。韓素音說，她每年隻有五個月是坐在瑞士家中，其餘七個月在世界各地采訪。她的興趣非常廣泛。最近幾年，她五次去蘭州，了解中國的沙漠情況，寫出了《中國的土地和水的問題》（The Problem of Land and Water in China），在英國宣讀，引起關注。她為了寫長篇小說《迷人的城市》（即將由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中譯本），到泰國去跑了兩年。她的一部小說裏寫及飛機駕駛員，她為了熟悉生活，花了三天時間去學習怎樣開飛機……
韓素音再三強調，作家應當具有廣博的知識。她說：“作家其實像海上的冰山。露出水麵的部分，隻有十分之一！”在當今信息革命時代，作家尤其要關心現代科學。她十分關注正在突飛猛進的超導技術。她說：“中國科學家在超導方麵作出重要貢獻，使我非常高興。我在想，一旦在室溫下實現超導，長江葛洲壩的發電能力不知要提高多少倍呀！”
教師在做了不起的工作
1987年9月11日上午，我陪韓素音前往上海師範大學。
她選擇了一個非常合適的時機和非常合適的講台，進行關於教育問題的演講。因為那裏剛剛歡度了教師節，而那裏又正是培養未來教師的搖籃。
她在熱烈的掌聲中登上講台。她從紅色繡花的眼鏡盒裏取出老花眼鏡，又從咖啡色拎包裏取出一疊用英文寫成的演講提綱，開始滔滔不絕的演講：“你們做的是偉大的、了不起的工作。一個10億人的國家要更加強大，要成為現代科學高度發達的國家，很大程度需要依靠你們。在教師節期間，請接受我最崇高、最真誠的祝賀！……”
她說自己當過兩年教師，在馬來亞的南洋大學教《當代亞洲文學》課程，在晚上八時至十時開課，聽課的學生很多。雖然大家已無法重睹她當年教書時的風采，但是從她今日流利的口才和不時揮動著的雙手，足以表明她曾是教學風格生動的教師。
她認為，教育的本質，就是把知識從這一代傳給下一代。自從有了人類，就有教育。即使在沒有文字的遠古，傳授狩獵經驗之類也就是教育。在有了文字之後，教育才成了“教書”、“讀書”。本來，受教育是每一個人的權利；但是，不論在中國、在西方，古代的教育都被貴族所壟斷，隻有貴族子女才讀書識字。在中國古代，實行“科舉”製度，把教育之路變成了仕途……法國在1789年大革命之後，日本在1868年明治維新之後，隨著工業革命的興起，不懂技術、沒有文化無法從事工業生產，教育這才開始普及。中國在20世紀初，特別是“五四”運動之後，教育也逐漸普及……韓女士縱論古今中外的教育，引起聽眾們很大的興趣。
她說，教師承擔著培養人才的重任。優秀的人才出自優秀的教師。她舉例說，毛澤東的成長受過徐特立的很大影響，周恩來走向革命最初受了一位姓高的沈陽教師的影響。“每一個大人物，都有過好老師！”
韓素音認為，怎麼教是很重要的問題。1968年法國大學生爆發學潮，原因是教師不讓他們開口。她反對灌輸式、填鴨式教育，反對死讀書，主張要讓學生開口，歡迎提問，歡迎辯論，歡迎學生持不同意見。她回憶道：“我小時候，常常喜歡向老師提問。學校討厭我，說我調皮，不聽話，要開除我。其實，科學就是在提問題中產生和發展。沒有創造力的孩子，就不會改革。我不喜歡‘小綿羊’的學生。學生要會動腦筋。不動腦筋的人，就不會提出問題。”
她還提出，在信息革命時代，要每隔三五年，讓教師有一段再學習的機會。不學習，就會落後，跟不上時代。課本的內容也要不斷更新。教師要注意培養學生的人格。
韓素音一口氣談論了一係列教育問題……
生動、幽默地答問
由於韓素音歡迎提問，在結束50分鍾的演說之後，便留20分鍾時間回答聽眾提問。不料，提問非常熱烈，韓素音的興致越來越高，竟又談了一個多小時。在答問之際，充分顯示了這位古稀老人敏捷的才思和幽默的談吐。僅選幾例：
一位小夥子站起來問：“韓女士，你剛才說，你的女兒在美國教過小學，每小時4美元，而保姆工資卻每小時5美元。我想聽聽你對這一問題的見解。”
韓素音當即答道：“你是用很婉轉的口氣，說出了你的工資太低！”話音未絕，全場爆發哄堂大笑，達半分鍾之久。等大家笑畢，她才正色道：“教師的待遇太低，美國如此，中國也如此。這是一個普遍的問題，需要各國政府去逐步解決。不過，我要說的是，真正對國家做出貢獻的人，不見得是錢多的人。我敬佩你們，因為你們對國家做出了貢獻。”
有人問：“請你談談你怎樣成為著名的作家的？”
韓答：“請把‘著名的’三個字拉掉！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明天70歲了。但是，我以為我還是7歲的娃娃。我天天都要學習，一直到我死去。”
問：“你寫作，是為了達到什麼目的？”
韓答：“我沒有目的！（眾笑）我要寫作，就像要呼吸一樣。我不寫，就像停止呼吸那樣難受，我會死。我不是為寫而寫，而是不能不寫。我的心情，往往是你們不能夠理解的。打個比喻，寫書如同懷孕，非生不可，那就隻能讓它生下來！”
問：“請你對中國新時期10年作出評價。”
韓答：“這是了不起的10年，這是了不起的變化。當然，中國現在也存在許多問題。但是，這就像一個小孩子長大了，長得很快，衣服太小了——屬於發展中產生的問題。”
問：“你怎樣看待中西方文化？”
韓答：“我以為中西方文化各有優點，要相互學習，取長補短。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都有自己的優點。不要以為中國最近才對外開放。其實，曆史上的絲綢之路，就是對外開放之路。中國的文化很早就受佛教的影響，佛教來自印度，也可以說是對外開放的結果。開放給中國帶來了繁榮。”
問：“你認為中國作家可能獲得諾貝爾獎金嗎？”
韓答：“諾貝爾獎金當然是一種榮譽，尤其在自然科學方麵。但是在文學方麵，不要把諾貝爾獎金看得太重。有的好作品被評上了，但是也有的獲獎的並不見得是好作品。有些優秀作家，並沒有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金。對於文學作品，往往各人見解不同，標準不同，我喜歡的，你不見得喜歡。我覺得，最好由第三世界自己來評文學獎，自己設立獎金。”
韓素音不光是當麵一一回答了提問，還反過來問聽眾：“你們知道鄭王嗎？”
無人回答。
她說：“鄭王是泰國曆史上很有名的華人。你們不僅要知道中國的曆史，應當也知道泰國的曆史、印度的曆史、美國的曆史、世界的曆史。”接著，她又問，“你們知道世界上有多少種語言？”
沉默了一會兒，有人說：“大概5000種。”
她又問：“到底多少種？你們是不是都同意5000種？”過了一會兒，她見沒有人站起來答複，就大聲地說：“不，不是5000種，是2679種！這數字還不包括方言。世界上的語言這麼多，說明世界上的文化豐富多彩。我們必須努力學習！”
整整一個上午，韓素音興致勃勃，與大學教師、學生們對話。
韓素音結束談話之後，她的丈夫陸文星先生趕來了。午宴，菜桌上放著大蛋糕，放著用黃瓜片、奶油等拚成的象征長壽的“鬆鶴拚盤”，她滿臉笑容。我們舉杯，慶賀她的七十大壽。她不停地跟大家閑聊，發表對各種問題的見解。
韓素音的日程安排如此緊張：下午，她參觀周公館。晚間，便與丈夫一起飛離上海……一個七十大壽的老人，精力如此充沛，工作這般忙碌，是少見的。哦，祝願她長壽！
韓素音的家庭生活
1987年6月，羊城。當《家庭》雜誌向我索稿時，我想及一個話題：不久前，英籍女作家韓素音女士路過上海，曾告訴我，今年9月是她七十大壽，她也許會在上海過生日……
“你就寫一寫韓素音的家庭生活吧。”《家庭》雜誌總編李駿馬上“抓”住了我，說道，“一言為定。”
果真，9月9日晚上，當中央電視台播放新聞節目時，熒屏上出現了穿著鮮紅色薄毛衣的韓素音女士——當天下午，鄧穎超在北京接見了她。
9月10日中午，韓素音從北京飛抵上海。我應約前往錦江賓館看望她。她一邊給我沏茶，一邊說：“我在國外，也一向喝茶。特別是我的丈夫陸文星，最愛喝龍井茶。我每一次來中國，總是給他帶龍井茶葉。”
“你去機場接他嗎？”我事先已經知道，陸文星先生將在下午3點從香港飛抵上海。
“不，我不去接他。雖然我們已經兩個月沒有見麵了——他回印度去了。”韓女士說道，“我們之間的感情很好，但是在事業上，他忙他的，我忙我的。”
“韓女士，我要向您表示祝賀——因為後天便是您的七十大壽。”我說。
“謝謝！”她笑了。
“不過，您的計算七十大壽的方法，與中國的習慣不一樣……”我知道，她的生日很好記，她是在1916年中秋節那天，降生於中國河南信陽周家穀。換算成公曆，也就是1916年9月12日。按照中國的習慣，應當在去年9月12日慶賀她的70誕辰。倘若按照中國“做九不做十”的古代沿襲，則應在前年9月12日慶祝她七十大壽了。
“我喜歡準確地計算時間——後天，是我在這個世界上實實在在度過了70周年的日子，不多一天，也不少一天！”她一點也不含糊地答道。
是的，韓素音確實注重於精細地計算時間。正因為這樣，她與丈夫分別了兩個月之後，一個從北京來，一個從香港來，抵達上海的時間，隻相差4個小時而已。
這位古稀老人的日程，安排得像繃緊了的琴弦。她告訴我，這次在上海隻逗留30個小時：晚上，出席上海對外友協為她舉行的慶壽宴會；明天上午，到上海師範大學就中國教師節發表演說。下午，參觀周恩來在上海的故居——周公館。晚上，飛往成都。9月12日，在她的成都老家，和丈夫一起度過她的七十大壽……然後，她還要去蘭州采訪，經北京回瑞士。
韓素音已在瑞士洛桑定居，每年卻有7個月在世界各地訪問、演說。正因為這樣，她有著非常精確的時間概念。
她的家，是個小小“聯合國”。
她的父親周映彤，是中國人，四川郫縣人，祖籍廣東梅縣，鐵路工程師。她的母親瑪格裏特是比利時人。周映彤留學比利時時與瑪格裏特相愛。
她的丈夫是印度南方人，一身棕黑色的皮膚，“陸文星”是她給他取的中國名字。
她自己是歐亞混血兒，原名周月賓、周光瑚，英文名字為瑪爾蒂達·羅薩莉·萊恩德斯，12歲起改名約瑟芬。“韓素音”是她的筆名，意思是“小而平凡的意思”。
她的前夫唐保黃，是國民黨軍人，1947年死於東北戰場。
她領養了一個中國女孩，取名蓉梅，意即“成都的梅花”。
她的養女到美國留學，與美國猶太人西尼·格萊齊爾結婚，生下她的外孫女卡玲。卡玲是中國和猶太血統的混血兒。
她的丈夫陸文星則有三個印度血統的孩子，都在印度成家了。
如果把她的外祖母萊裏德斯——荷蘭人包括進去，她的家庭成員有中國、比利時、印度、美國、荷蘭五國人，有中比、中美兩種混血兒。
韓素音，白皙的皮膚，高高的鼻子，方形的臉龐，褐黃色的眼珠，白中帶灰的頭發，細高個子。
我沒見過韓素音搽過粉、抹過口紅、燙過頭發。她的頭發剪得很短，看上去像遊泳運動員的發型。她雖已年屆高齡，思維卻非常敏捷，談鋒甚健，機智之中夾帶著幽默。性格開朗，外向。
陸文星呢？由於皮膚黝黑，頭發顯得更白了。兩道濃眉之下，一對眼睛射出明亮的光芒。他身材魁梧，西裝、領帶整整齊齊。他性格溫和、淳厚，言語不多，總是微微笑著。
她會講流利的漢語，他聽不懂；他則一向講印地語，她也聽不懂。在家裏，夫婦之間講的是英語。在上海，在與中國人聚會時，韓素音一邊用漢語跟大家談笑風生，一邊又不時充當翻譯，把中國人（包括她自己）講話的意思譯給陸文星聽。她告訴我，到了印度，便顛倒過來，陸文星成了她的翻譯。
韓素音和丈夫住在第三國——瑞士，那裏既不是她的祖國，也不是他的祖國。老夫老妻住在一起。這個特殊的家庭，怎麼生活呢？
韓素音告訴我，瑞士是個小國，坐火車，從瑞士的這一端到那一端，5個小時而已，再坐，就越出國界了；洛桑是瑞士西部的小城，離日內瓦很近，她家在麗曼湖畔的一幢公寓裏，環境幽雅、安靜，適宜於寫作。
“我不要大房子——雖然我完全住得起大房子。”韓素音說，“我們家就兩口子，都忙於工作，沒有工夫收拾。對於我們來說，房子太大、太多，是個負擔。我們家一共三個房間——客廳、書房和臥室。另外，還有一間廚房。至於澡房倒有兩個——我和他各用一個。”
韓素音說家裏實行“三無”：沒有電視機，沒有小轎車，沒有保姆。
沒有電視機，那是因為沒有時間看電視。遇上發生重大新聞，她就到鄰居家看一會兒。
沒有小轎車，那是因為商店就在附近，買東西很方便。另外，瑞士的公共交通發達，公共汽車很多，又不擁擠。
沒有保姆，這幾乎是西方家庭的慣例，因為保姆工資實在太高。她和丈夫自己動手做家務。
丈夫體諒她寫作很辛苦，就把買菜、燒菜之類事情攬了下來。他喜歡燒中國菜，在北京，還學會了做烤鴨的手藝呢！韓素音說，她平均每天花一小時做家務，丈夫則花兩小時做家務，她自己倒垃圾，自己去買米、買麵粉，自己動手回信、寄信……
陸文星有個孩子身體不好，他每年總要有幾個月回印度照料孩子。他不在家，她就自己買菜燒飯。
“我常常要給她準備許多鍋子！”陸文星對我說。
“為什麼？”我感到奇怪。
“她寫作入了迷，就忘了鍋子，煤氣把鍋子燒壞了她還不知道！”陸文星一說，韓素音也哈哈大笑起來。
韓素音說：“家裏的重活幹不了，請一位鄰居來做。這位鄰居是意大利人，每星期來幹4小時，每小時要25個瑞士法郎，每個月要付給她400瑞士法郎。每年8月，她要休假，不來幹活，我還要照樣付給她400瑞士法郎。幹脆，我每年8月必定出去旅行……”說到這裏，她又大笑起來。
“其實，這位鄰居挺好，挺可靠。”韓素音接著說，“像這次，我和丈夫都離開洛桑，把房門一鎖，就行了。我把鑰匙串交給鄰居，她會替我照料房子，收好我的信件、彙款，一個子兒也不會少。她的丈夫是出租汽車司機，兩個兒子都上了大學。她要的工資很高，是因為西方保姆的工資都相當高。”
韓素音每年都去美國。為了來去方便，她在紐約東城買了一所公寓。她告訴我：“那房子不大，也請鄰居照料。每星期，鄰居進屋，替我放一下自來水。要不，長久不放水，水會發黃。那房子很多年沒有粉刷了，去年我請人粉刷。‘粉刷公司’來了兩個人，一個是電腦工程師，一個是律師，卻替我刷房子。他們覺得坐辦公室坐膩了，幹點體力活，調劑調劑。美國人並不以為知識分子幹體力活‘丟人’，大學生們去幹體力活的很多。我的外孫女在假期裏，就跑到南方養馬，成天給馬洗澡，還會給馬打腳掌呢！”
韓素音原本是醫生，在香港、新加坡行醫，業餘從事寫作。從1964年起，她以寫作為職業。
迄今，她已經出版了24種書，她的書在西方暢銷，往往每種書印數達20萬冊，所以，她有著可觀的版權收入，稿費成為她唯一的生活來源。她完全可以在瑞士過著舒適、安逸的生活。
可是，她每天早上5點起床，匆匆洗個澡，草草吃過早飯，便坐到打字機前工作。她的寫作非常認真，一部書稿起碼要修改8次。
韓素音的丈夫埋頭於他的技術工作。平常，他們各自做各自的工作，互不幹擾。陸文星不大喜歡文學。她的小說，總是出版之後，他才成為她的讀者。
韓素音認為，要寫作，一定要深入生活。她每年差不多要到中國兩次。她的足跡幾乎遍及中國大地。她寫了許多關於中國的書。正因為這樣，英國哲學家羅素向西方讀者介紹了一條認識中國的捷徑——那就是讀韓素音的書。他說：“我用許多小時讀韓素音的書。一小時裏從韓素音的書中了解的中國的情況，要勝過我在那裏生活一年。”正因為這樣，韓素音被認為是“中國通”。韓素音說：“我熱愛中國，我的根在中國，中國賜予我一切。”除了來中國以外，她還到世界許多國家采訪，正因為這樣，當她坐到她的書房裏，她的作品才會像噴泉一樣湧出。
有一次，當韓素音準備到美國南方演說的時候，丈夫心髒病發作，住進了醫院。她決定取消原定計劃，留下來照料丈夫。她說：“我既是妻子，又是醫生，我有雙重的責任照看他。”可是，陸文星堅持要她以工作為重，不要取消預定的講演。她在安排好丈夫的醫療工作之後，囑托別人細心護理，這才踏上遠途。
韓素音還告訴我，有一次她在美國，一個敵視新中國的人故意造謠，說她的丈夫得了急病。她連夜打長途電話到瑞士，直到聽見丈夫安詳的聲音，心中的石頭才落了地。
韓素音是個大忙人。在上海，在為她舉行慶壽宴會的忙碌的時刻，我替她照料陸文星先生，她關照說：“他有糖尿病，不要給他吃甜食。”
服務員端上一隻特大蛋糕，那是專為慶賀她的七十大壽做的。她欣喜地站了起來，用刀切成12塊。雖然蛋糕是甜的，但她知道在這樣的場合下，她的丈夫不能不吃一塊。我注意到，她切了一塊最小的，用叉子叉到丈夫的碟子裏，她的丈夫朝她微微地點了點頭……
韓素音向我傾談自己的身世，最詳盡的一次是1989年9月12日。
那天，我在北京，應韓素音的邀請來到王府井大街和東長安街交叉路口那幢熟悉的米黃色大廈——北京飯店。從上午八時半一直談到中午，我們一起吃中飯。我把她的那次談話寫成了長篇報告文學《韓素音關注著中國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