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門戰役的真相
《名人傳記》編輯部：
我讀了《名人傳記》2010年第2期《湯恩伯與蔣介石恩恩怨怨》一文，其中的《金門之戰》一節稱，1949年4月24日（應是25日淩晨）中國人民解放軍九千餘人登陸金門之後，“全軍官兵全部犧牲。國民黨方麵指揮金門戰役的主管正是湯恩伯。”
我最近第五次去台灣，在台灣住了一個月，剛回來。在台期間，曾經花費四天時間走訪金門。1949年4月的金門戰役，台灣方麵稱之為“古寧頭戰役”。我詳細參觀了金門的古寧頭戰史館，並騎自行車訪問了當年的古寧頭戰場。古寧頭戰役前期的國民黨軍隊指揮官是湯恩伯，後期是胡璉。據國民黨方麵統計，中國人民解放軍分三批登陸，總人數為9086人（其中船工約350人），並沒有“全部犧牲”。其中特別是27日清晨，登陸部隊最後退縮到古寧頭斷崖下的海灘，被團團包圍，當時解放軍殘部共約1300多人，400多人戰死，900多人被俘。據國民黨方麵統計，在古寧頭戰役中，解放軍被俘總數為5175人，陣亡為3873人，還有50多人失蹤。
最後一個被俘的是解放軍253團團長徐博，他躲在金門主峰太武山北側山洞中，直到1950年1月因在夜晚偷吃附近田地中的紅薯而被捕。
被俘的解放軍官兵被押往台中幹城營房實施“新生訓練”，其中約兩千人誌願返回大陸，在1952年被分批遣返大陸。其餘被安置在台灣各地工作。
金門戰役如同毛澤東主席當時以中央軍委名義致各野戰軍前委、各大軍區的電報中所言，“此次損失，為解放戰爭以來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為輕敵與急躁所致。”
以上是我從金門實地了解的情況，供參考。
台灣小學課本裏的蔣介石
小學教育是極其重要的。小學課文往往會牢牢銘刻在人們的記憶之中，以至影響一生。
在台灣，我很偶然看到蔣介石時代的小學“國文課本”——在大陸叫語文課本。幾乎在每一冊國文課本裏，都有頌揚蔣介石的課文。今天看來，這些課文早已落滿曆史的灰塵，但是透過這些課文，卻形象地勾勒出在蔣介石的“威權時代”，台灣的小學生接受什麼樣的教育。
在台灣小學二年級的課本裏，有一篇課文《蔣總統小的時候》——需要說明的是，原文中為了表達對蔣介石的敬意，在“蔣總統”之前都空了一格：蔣總統從小就不怕勞苦。他每天都要灑水掃地，幫著母親到園裏去種菜。母親織布的時候，他就在旁邊讀書。
有一天，他到河邊去玩，看見河裏有許多小魚，向水的上流遊。因為水太急，幾次都被衝下來，但是小魚還是用力向上遊。
蔣總統看了，心裏想：“小魚都有這樣大的勇氣，我們做人，能不如小魚嗎？”
蔣總統小的時候，不怕勞苦，又很有勇氣，所以長大了，能為國家做許多事。這個“逆水小魚”的故事，我在走訪蔣介石故鄉奉化溪口的時候就聽說過，想不到居然被寫進台灣的小學課本。
關於蔣介石小時候的另一個故事“泥土與寄生蟲”，也被收入台灣小學三年級的課本，標題為《愛國的蔣總統》：蔣總統從小就很勇敢，又很愛國。所以他在年輕的時候，就進了陸軍學校，預備將來保護國家。
蔣總統在陸軍學校求學的時候，有一天，有一個教衛生學的日本教官，拿了一塊泥土，放在桌子上，對學生說：“這一塊泥土裏麵，有四萬萬個微生蟲。”這句話引起了蔣總統的注意。
日本教官又說：“這塊泥土，好比中國。中國有四萬萬人，好像是四萬萬個微生蟲，寄生在這塊泥土裏一樣。”
蔣總統聽了，非常氣憤。他走到桌子前麵，把那塊泥土分成八塊，然後向日本教官說：“日本有五千萬人，是不是也像五千萬個微生蟲一樣，寄生在這一小塊泥土裏呢？”
日本教官沒有想到中國學生裏麵，會有這樣勇敢愛國的青年。一時麵紅耳赤，說不出話來。這樣的關於蔣介石小時候的故事，寫進台灣小學課本，使小學生從小就敬佩蔣介石。
在台灣小學五年級的國語課本裏，那篇《忠勇的蔣總統》，令小學生對蔣介石肅然起敬：民國十一年，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廣州的時候，他的部將陳炯明叛變了。國父就到永豐軍艦上去避難。
這時候，蔣總統正在上海，聽到國父蒙難的消息，就決心趕到廣州去幫助國父平亂。許多人勸阻蔣總統說：“現在你到廣州去，好像是走進虎口裏一樣，這是非常危險的。”
蔣總統回答說：“我到廣州去，是為了幫總理完成革命事業，怎麼能夠顧到自己的危險呢？”
他就立刻啟程，到了廣州，登上永豐軍艦，來保衛國父。國父看到蔣總統來了，非常歡喜，對新聞記者說：“他來了，好像增加了兩萬援軍。”這篇課文不僅表現了蔣介石對孫中山的無限忠誠，而且還通過孫中山之口，讚揚蔣介石一人頂“兩萬援軍”。
在台灣六年級的小學課本裏，有一篇《偉大的蔣總統》：今天是12月25日，早晨上國語課的時候，王老師對班上的同學們說：“你們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
王明立刻站起來說：“今天是民族複興節。”
王老師說：“對！不過，還有一件更值得我們紀念的事情，你們知道嗎？”
大家都一時回答不出。
王老師就鄭重的告訴大家說：在民國二十五年（引者注：即1936年）的冬天，那時全國軍民在蔣總統的領導下，正在發憤圖強，向著民族複興的大道邁進。誰知張學良、楊虎城受共匪的唆使，乘著蔣總統到西安視察的時候，偷偷的派了許多兵，把行轅包圍起來，並且提出許多無理的條件，強請蔣總統簽字。蔣總統不但嚴辭拒絕，並且大加訓斥，說：“我頭可斷，身可死，但是中華民族的人格和正氣不能不保持。我代表整個民族，四萬萬人民（引者注：當時的中國人口為四億）的人格，人格如果有所毀傷，整個民族也就不存在了。
張、楊二人因深受蔣總統偉大人格的感召和全國軍民的指責，並在12月25日，護送蔣總統回南京。當時全國軍民瘋狂慶祝，比任何節日都熱烈。
同學們聽完之後，都覺得蔣總統太偉大了。在這篇課文裏，蔣介石被塑造為氣節高尚的英雄，而中國共產黨被稱為“共匪”，發動西安事變的張學良、楊虎城將軍則成了叛逆。
這一篇篇頌揚蔣介石的課文，可以說是珍貴的曆史文獻，是蔣介石時代台灣進行個人崇拜教育的縮影。蔣介石被披上“愛國”、“忠勇”、“自強不息”、“不怕勞苦”、“偉大”等種種光環，成了神明的化身。
今天看來，這些課文有點可笑，然而當年的台灣小學生正是讀著這樣的小學課文成長起來的。
蔣介石之逝
不早不晚，蔣介石在台灣逝於1975年的清明節子夜11：30，真是曆史的巧合。
自從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美國總統尼克鬆先後訪問北京，接著聯合國又逐出台灣代表，這三次衝擊給晚年蔣介石的刺激頗深。也就在這時蔣介石患老年性疾病，即前列腺炎。1972年3月，蔣介石動了手術。
不料，從此轉為慢性前列腺炎，一直折磨著他。從此，他的身體每況愈下。
1972年7月，蔣介石因感冒引起肺炎，不得不住入台北榮民總醫院。“屋漏偏遇連綿雨”，蔣介石的汽車在陽明山士林外的岔道上，又遇意外的車禍。這樣，蔣介石在醫院一住，就住了一年零四個月。
由於蔣介石久不露麵，外界對他猜疑紛起。道路傳聞，“蔣公病重，不能視事，已秘密引退，由長子蔣經國掌權，蔣夫人卷款存往美國……”
為了辟謠，1973年7月，台灣報紙借蔣介石的第四個孫子蔣孝勇結婚之際，刊登蔣介石和新婚夫婦的合影，以表明他的健康狀況良好，穩定台灣人心。
蔣介石在從榮民總醫院出來後，身體變得虛弱。1974年12月，蔣介石感染了流行性感冒，再度引發肺炎，又引發心髒病。
1974年10月31日，蔣介石的87歲壽辰——也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過生日。
這天，台灣模仿大陸“文革”中人人佩戴毛澤東像章的做法，在這天發行了“蔣總統萬歲”的紀念章。另外，這天台灣向大陸飄送許多巨型氣球，把1000萬張蔣介石的相片送往大陸。
1975年元旦，蔣介石發表了一生中最後的一個新年文告，依然念念不忘光複大陸。
蔣介石在病中，一直寫《病中隨筆》。他寫道：“國際間變化不測，萬事未可逆料。但吾人已作最惡劣之打算與充分之準備，必能獨立生存於世界。”
顯而易見，蔣介石是針對美國對台政策的大變化而發出的感慨。
蔣介石還寫道：“切勿存有依賴心理和失敗主義，不顧本身之力量專靠看外人之眼色，以免重蹈大陸淪陷之覆轍。”
1975年1月9日夜，蔣介石在睡眠中發生心肌缺氧，雖經搶救轉危為安，但已預示著他的來日不多了。此後，他因肺炎未愈，不時發燒。
1975年3月，宋美齡從美國請來醫生為蔣介石做肺髒穿刺手術。美國醫生從蔣介石肺部抽出大量膿水，但是蔣介石從此高燒不退，心髒多次停搏。尤其是在3月26日，蔣介石病情轉危，經過三小時的搶救才從死亡邊緣回到人間。
蔣介石自知不久於人世，便仿照孫中山臨終的做法，在台北草山別墅，口授遺囑，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秦孝儀筆錄。
蔣介石遺囑如下：
餘自束發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無時不以耶穌基督與總理信徒自居，無時不為掃除三民主義之障礙，建設民主憲政之國家，艱苦奮鬥，近二十餘年來，自由基地，日益精實壯大……反共複國大業，方期日新月盛，全國軍民，全黨同誌，絕不可因餘之不起，而懷憂喪誌！務望一致精誠團結，服從本黨與政府領導，奉主義為無形之總理，以複國為共同之目標，而中正之精神，自必與我同誌、同胞長相左右，實踐三民主義，光複大陸國土，複光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為餘畢生之誌事，實亦即海內外軍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職誌與戰鬥決心。惟願愈益堅此百忍，奮勵自強，非達成國民革命之責任，絕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勿忽。
蔣中正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4月5日，是中國的清明節。早上，當蔣經國前來請安時，蔣介石已經起床坐在輪椅上，麵帶笑容。蔣介石問起張伯苓先生百歲誕辰之事。張伯苓生於1876年，按照中國習慣，1975年是他百歲誕辰。張伯苓是周恩來在天津南開學校就讀時的校長，後來任國民參政會副議長、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1951年病逝於天津。
到了下午，據醫療小組報告：“腹部不適，同時小便量減少。醫療小組認為蔣公心髒功能欠佳，因之血液循環不暢，體內組織可能有積水現象，於是授以少量之利尿劑，此使蔣公排出500CC之小便。下午四時許，小睡片刻。”可是，到了晚上八時半，蔣經國前來探望父親時，發覺情況有變。醫療小組的報告如下：下午八時一刻，病情惡化。醫生發現老人脈搏又突然轉慢，當即施行心髒按摩及人工呼吸，並注射藥物等急救，一兩分鍾後，心髒跳動及呼吸即恢複正常。但四五分鍾後，心髒又停止跳動，於是再施行心髒按摩、人工呼吸及藥物急救，然而此次效果不佳，心髒雖尚時跳時停，呼吸終未恢複，須賴電擊以中止不正常心律，脈搏、血壓已不能測出。
至十一時三十分許，蔣公雙目瞳孔已經放大，急救工作仍繼續施行，曾數次注入心髒刺激劑，最後乃應用電極直接刺入心髒，刺激心髒，但回天乏術。蔣介石從1927年“四·一二”政變到1949年敗退，統治中國大陸達22年。此後，從1949年退至台灣到1975年病逝，又統治中國台灣地區達26年。
蔣介石彌留之際，宋美齡與長子蔣經國、次子蔣緯國，孫子蔣孝武、蔣孝勇都在側守候。
蔣介石病逝之後，嚴家淦等台灣黨政大員趕往上林官邸瞻仰蔣介石遺容。
考慮到士林官邸不便對外，1975年4月6日淩晨，蔣介石移靈至榮民總院，以供各界吊唁。當蔣介石的遺體被侍衛抬上榮民總院的救護車之際，雷聲大作，暴雨驟至。移靈車隊在傾盆大雨之中緩緩而行。當車隊行駛到中山北路時，大雨急收，雷聲消匿。
4月6日淩晨二時，台灣行政當局發布蔣介石訃告以及蔣介石遺囑。
蔣介石死後，由嚴家淦繼任台灣地區領導人。
1975年4月28日，蔣經國出任國民黨中央主席。蔣介石先前所任是國民黨總裁，據蔣經國解釋，自他父親去世後沒有再設總裁，以資紀念。這樣，國民黨的最高領袖，也就由孫中山時稱總理，到蔣介石時稱總裁，到蔣經國時稱主席，三易其名。
馬英九家的信箱
在台北，我去信義路看過陳水扁所住的寶徠花園，那是名副其實的豪宅，與馬英九家形成鮮明而強烈的反差。
當我走近馬英九家那幢樓房，看見大樓表麵貼著長豎條白瓷磚，經過20多年風雨的衝刷，白瓷磚已經近乎灰色。與中國內地的許多居民樓相似，這幢樓家家戶戶都把陽台用鋁合金窗封閉起來，以求擴大居住麵積。
每家所安裝的鋁合金窗大小、式樣都不同，看得出是居民們入住之後自行安裝的。大樓的下麵三層，也與中國內地的許多居民樓相似，在窗戶以及陽台前安裝了防盜鐵柵欄。各家的鐵柵欄也不相同，所以從外麵看上去，有點雜亂。馬英九家住在三樓，也安裝了鐵柵欄。比起下麵兩層用的是橫條鐵柵欄，馬英九家的鐵柵欄用拱形的鋼條裝飾，顯得美觀一些。
我走向馬英九家那幢樓房的大門，馬上就引起注意。
通常的居民小區，是由保安值班，這裏與眾不同的是，兩名穿了藍灰色警服的警察朝我走來。他們的帽子上印著一行黃色的字：“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因為馬英九已經成為台灣地區領導人，這幢大樓也就成了台灣警方保護的對象，所以派了多名警察在這裏值勤。經我說明來自上海，警察非常友善，跟我握手，表示歡迎。
這幢樓房的不鏽鋼大門，看上去也似曾相識，因為也在台灣電視中多次見過。馬英九當選時，這裏有好多台電視攝像機“恭候”，馬英九進出時，記者們總要上前采訪。大門的右側是物業公司的辦公室，左側則是住戶信箱。我在台灣電視中看到過，馬英九早上穿一條短褲，走出大門，從信箱裏取出當天的報紙。
這一回，我細細觀看信箱，發覺比中國內地的居民信箱要大得多，因為台灣的報紙版麵很多，每天一大疊，信箱不大就裝不下。信箱的上方，有一空檔，便於郵差（大陸叫郵遞員）把報紙以及信件塞進去。下方安裝了鎖。最巧妙的是，信箱上有一半圓形金屬片，往上一轉，露出一長方形的孔，戶主可以看清信箱裏有無信件、報紙。從信箱設計的種種細節可以看出，設計者處處為方便居民著想。
馬英九在這幢樓裏住了25年，從美國剛回國時居住一直到當台北市市長直至台灣地區領導人。
蕭孟能與李敖
1992年10月7日傍晚，電話裏響起陌生的聲音。一問，才知道是蕭孟能先生打來的。他從美國來滬，希望與我一晤。
蕭孟能的電話來得正是時候，因為我剛收拾好行裝，準備明天上午飛往成都。於是，我趕往賓館，跟他和他的太太見麵。
蕭孟能，在台灣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幾乎家喻戶曉。他是台灣廣有影響的《文星》雜誌的發行人、文星書店的發行人。1965年年底，國民黨當局查封了《文星》月刊，曾震驚台灣上下。後來，圍繞《文星》再度複刊、再度停刊，圍繞他和作家李敖對質法庭，圍繞他的入獄和李敖的入獄……台灣傳媒發表了數以千計的大大小小、長長短短的報道，使他幾度成為台灣的新聞人物。後來，他移居美國舊金山。
我寫的一篇關於周佛海、周幼海父子的報告文學《父子殊途》，內中提及了蕭孟能。文章在《上海灘》雜誌發表後，迅即被台灣《傳記文學》雜誌全文轉載。蕭孟能在美國看到了《傳記文學》雜誌。這一回，他來到上海，從女作家王小鷹那裏得知我的電話號碼，便給我打來了電話……
年已72歲的蕭孟能，頗為健談。隻是在旅行中受了風寒，咳嗽不已，所以他寧可不坐沙發，而坐在凳子上跟我聊著，據說那樣可以直起腰，減少咳嗽。
知道我正在寫作長篇《毛澤東與蔣介石》，蕭孟能說起了他父親與毛澤東一段鮮為人知的友誼……
蕭孟能之父蕭同茲，湖南常寧人。蕭同茲自1932年起，任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社長之職達20年之久。他還擔任了國民黨中央常委。1949年去台灣，擔任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台政府政策顧問。1964年退休，1973年病逝。蕭孟能拿出台北市新聞記者公會編印的《蕭同茲傳》、《在茲集》等書給我看，上有蔣介石為蕭同茲題詞：“宣勞著績”。
蕭同茲早年參加孫中山創建的中華革命黨。1920年，他與黃愛、龐人銓等在長沙組織湖南勞工會，曾參與領導華實沙廠工人罷工。他與毛澤東相識。
1925年6月28日，正在湖南韶山的毛澤東，得到緊急通知：湖南省省長兼湘軍總司令趙恒惕，密令湘潭縣團防局派兵捉拿他。
毛澤東匆匆離開故鄉韶山，來到長沙，見到了蕭同茲。那時，正是國共第一次合作，毛澤東擔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蕭同茲把自己的皮襖送往當鋪，換成8塊銀元，交給毛澤東作為旅費。於是，毛澤東經衡陽、宜章入粵，來到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
整整20年後，重慶談判期間，在一次盛大的宴會上，毛澤東遠遠見到蕭同茲坐在另一席上，便手持酒杯走了過來，向蕭同茲敬酒，笑道：“我還欠蕭先生8塊大洋呢！”旁邊的人不知毛澤東怎麼會欠蕭同茲的賬，但蕭同茲會意，也笑了：“謝謝毛先生還記得舊誼！”
蕭孟能講到這時，提及了他的叔叔——蕭同茲之弟蕭石月。蕭石月是中共黨員，1927年5月死於何鍵反共的“馬日事變”。蕭石月沒有孩子，妻子守寡，蕭同茲便將7歲的蕭孟能過繼給亡弟。這樣，在蕭家的家譜上，蕭孟能列為蕭石月之子。蕭孟能笑道：“這麼一來，我有兩個父親，一個是國民黨高官，一個是共產黨烈士！”
蕭孟能上大學時患肺結核。那時，肺病乃“不治之症”。他才26歲，病情惡化。幸虧在上海住進中山醫院，由著名大夫黃家駟主刀，取掉11根肋骨，動了大手術，這才使他走出死神的陰影。
蕭孟能是周佛海之子周幼海（又名周之友）的同學好友。周幼海是中共秘密黨員。正因為這樣，我在寫周佛海和周幼海《父子殊途》時，寫及了蕭孟能。
受父親的影響，蕭孟能於1957年11月5日在台灣創辦《文星》月刊。最初，《文星》側重學術、文化生活，並不引人注意。後來，《文星》注重政治、社會問題，特別是在1961年後大量刊載反傳統文章，在台灣產生廣泛影響。梁實秋稱《文星》“異軍突起”，“筆下多少帶有一些肆無忌憚的霸氣”。女作家龍應台則說，《文星》是“一個與謊言妥協最少的聲音”。如今台灣的中年知識分子，在回首往事時，往往會說：“我是吃《文星》的奶水長大的！”
蕭孟能非常看重李敖的才氣。他對我說，當時他為李敖提供了優越的寫作條件：他在不同的書桌旁陳放了不同的參考書。李敖可以坐在這張書桌前寫這樣的文章，而在另一張書桌前可以寫另一種文章。
蕭孟能曾說：“我認識李敖之後，很快地我就曉得這樣的知識分子，才是我從事文化事業，辦雜誌、辦出版最需要的人才，他也很快地了解我這樣一個搞文化事業的人是他的性格裏麵最合適，再也碰不到的人。我提供園地，他來發揮，他的文章在別的地方是不可能有人敢登的，真是伯樂與千裏馬，相輔相成的一個情況。在《文星》結束以前，李敖所有寫的文章雖然越來越刻薄與具攻擊性，還是不傷大雅的。他發揮言論思想及辯論帶一點動人、吸引人的語句，他認為他已經形成的風格，能受讀者歡迎。可是到後來是情不自禁地發揮，帶著輕薄俏皮，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
《文星》為國民黨當局所厭惡。不過，看在蕭孟能父親的麵上，未對蕭孟能怎麼樣。在蕭同茲退休之後，1965年12月27日第99期《文星》剛剛印好，正要上市，蕭孟能收到“最速件”——停刊處分通知。從此，《文星》在台灣消失，但文星書店仍得以生存。
1967年，台灣高等法院以“妨害公務”為罪名，對《文星》主將李敖提起公訴。1971年李敖被捕，次年被以“叛亂”罪判處10年徒刑。蕭孟能也以“違反總動員法”之罪名入獄。李敖出獄後，與蕭孟能共事，兩人間又發生糾葛、互告。最初，由於李敖之妻胡茵夢為蕭孟能作證，告倒了李敖，判李敖6個月的刑期。1982年6月，李敖出獄，又告蕭孟能。1984年10月10日，台灣最高法院判李敖勝訴，蕭孟能被處以6個月徒刑……“蕭李官司”，一度成為台灣新聞熱點。蕭、李再加上名演員胡茵夢，這場官司成了有名的“名人官司”。
1986年9月1日，《文星》終於複刊，蕭孟能從官司糾紛中走出來，依然出任發行人，致力於出版工作……
如今，蕭孟能僑居美國多年，多次前往中國內地。他願在大陸投資，做一點有益的工作。他贈我《文星》複刊號，封麵上登著他的背影，注視著一期又一期《文星》，題曰：“驀然回首”。他與我長談往事，不勝感慨。
1993年9月26日，蕭孟能又一次來到上海。他到我家看望。當時我家住在三樓。當他沿著樓梯上了三樓，保持九十度鞠躬的姿勢好幾分鍾。我十分詫異。俄頃，他直起腰，告訴我上樓時氣急，必須保持那樣的姿勢才能緩過氣來。
我在1993年底前往美國洛杉磯探親。我從洛杉磯來到舊金山時，1994年1月3日，我來到舊金山蕭孟能家中看望。他的家在半山腰，非常寬敞。家中擁有豐富的藏書。
隨著年歲的增長，蕭孟能先生終於葉落歸根，賣掉了美國舊金山的房子，在上海西郊定居。初遷上海之際，他從美國運了一個集裝箱的書籍以及家具。進關時，海關要檢驗，手續頗為麻煩。我請上海有關部門幫助，終於得以免檢通關。
2004年7月23日，蕭孟能先生病逝於上海，終年八十有五。
我在台灣“立法院”旁聽
台灣的“立法院”，是一個熱鬧的政治舞台，不時上演“武打”之類鬧劇。
我有幸應台灣當局之邀前往“立法院”旁聽。
“立法院”在台北市中心的濟南路上。在那裏，我見到一幢現代化的高層大樓，門口掛著“立法院委員研究大樓”的牌子，那裏是“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們的辦公大樓。
“立法院”是一個大院。進門之後，我見到一幢紅色外牆的大樓，人稱“紅樓”。
“立法院”秘書處公共關係事務室主任接待了我們。他代表“立法院”院長王金平歡迎我們的來訪，給我們贈送了“立法院”的紀念章，並給了一個圓形的“立法院”參觀證。把參觀證粘在胸前，就可以進入“立法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