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明德說：“陳水扁那天說要戒嚴。我馬上說，你戒嚴，我就領導紅衫軍再起。陳水扁第二天就改口，說政權和平移交。陳水扁敢亂來，我有辦法治他！”
施明德認為，就民進黨來說，我們這批因“美麗島事件”被捕坐牢的人是民進黨的第一代，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這批“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團”是第二代。這些律師沒有革命的理念，他們加入“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團”，無非是作為權力的敲門磚而已。
在結束了兩個多小時的采訪時，我問施明德先生：“你今天的講話可以公開發表嗎？”
施明德答複說：“可以，沒有問題。”
施明德贈我回憶錄《囚室之春》一書，並在扉頁上寫了贈言：“信心是最永恒的魅力。”他還贈我記錄風起雲湧的紅衫軍運動的DVD光盤以及《閱讀施明德》一書。
施明德還送我一份宣傳資料，在鮮紅的封麵上印著兩個黑色的大字：“紅黨”。
紅黨是在紅衫軍的基礎上組建的台灣新政黨。這份宣傳資料便是紅黨的建黨宣言。宣言宣稱：反貪腐，要陽光；反撕裂，要包容；反對立，要和平。
紅黨宣言引用聖法蘭西斯的《和平之禱》，虔誠許諾：
在仇恨的地方，種下友愛；
在分裂的地方，種下團結；
在疑慮的地方，種下信心；
在錯謬的地方，種下真理；
在失望的地方，種下希望；
在憂傷的地方，種下喜樂；
在黑暗的地方，種下光明。
施明德說，他把紅衫軍反貪腐、打黑金的理想，寄托在紅黨身上。但是，他的身體狀況不好，不能為紅黨出“力”，也不能在紅黨擔任任何職務。他把自己坐牢25年所獲得的530萬元新台幣的“政治受難不當審判補償金”，全部捐獻給了紅黨。
在施明德家中，我注意到一個細節，他的廚房的門上貼著一幅宣傳畫，上方是倒扁的“招牌手勢”，下方是“阿扁下台”四個黑色大字。這幅宣傳畫，正是施明德政治理念的最形象又最集中的體現。
在握別的時候，施明德這麼說道：
“我被關了那麼久，我沒有怨誰。”
“在曠野上，看前無古人，仍堅持走下去。人走多了，就在地上踩出一條路。”
回到上海之後，我仍一直關注施明德先生。我注意到，2008年3月22日台灣大選的當天晚上，施明德發出聲明稿透露：
21日淩晨，民進黨候選人謝長廷競選總部總幹事葉菊蘭、執行總幹事李應元及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再次夜訪他時，他說：“陳水扁及其近臣，已把台灣民主運動幾十年來的努力成果連本帶利都輸光了！他不辭職謝罪，還有什麼麵目來邀請我出麵支持？”
他表示，作為“紅衫軍反貪倒扁運動”總指揮，今天是反貪人士欣慰的一天！一年多前，數以百萬計的台灣人民上街要求貪腐的陳水扁下台，但是毫無恥感的陳水扁及其捍衛者仍不願意接受司法審判。
他表示，當時我們有能力、有機會占領陳水扁辦公地點和寓所，以政變的方式拉下陳水扁，但“我們忍下來了”，擋下許多壓力，也被許許多多的激進分子譏諷為“虎頭蛇尾”；我們放棄“打破人頭”，就是要以“數人頭方式”對陳水扁做曆史判決。
他表示，一年多來，他隱忍不語，今夜，是“紅衫軍”老同誌可以安眠的一夜了。民進黨不和反貪腐的價值並肩，隻好陪著陳水扁一起受到懲罰。“紅衫軍”此時此刻也應對未來的“馬政府”表態：“紅衫軍”不是挺馬、挺藍，“紅衫軍”是堅持反貪腐！願“馬政府”謹記陳水扁當局的教訓。
在台北尋訪閻錫山之墓
在台北陽明山參觀閻錫山故居之後，聽說閻錫山的墓就在不遠處，在陳女士指引下，我請司機江先生開車到閻錫山墓地。
閻錫山墓地在永公路之側——永公路245巷32弄內，離“菁山窯洞”大約一公裏左右。我在永公路下車，沿著一條青石板鋪成的小路大約走了百米，在茂密的林木之中見到豎立著高達5米的長方形墓碑上刻著“閻伯川先生之墓”。閻伯川亦即閻錫山。碑頂飾有蛟龍、海水圖案。
如果說“菁山窯洞”顯得寒酸，那麼閻錫山墓則夠氣派的。墓地南北約50米，東西約70米，坐北朝南，依山麵陽。墓前有層級而上的墓道，安裝了不鏽鋼扶手。遠山如屏，山下的淡水、基隆兩河流左右縈繞，遠處隱約可見台北市區。墓後倚著山坡。這一墓地是閻錫山生前精心挑選的，據說風水甚佳。
我來到閻錫山墓。閻錫山的墓方碑圓塚，塚的直徑3米，頂部微隆呈穹拱狀，頂部中心處高約2米，邊高1.3米，墓牆、墓頂均由灰綠色的馬賽克貼麵。墓頂刻有“世界大同”四個大字。
1960年5月2日，閻錫山腹瀉，經過醫生治療得以康複。5月10日閻錫山氣喘，醫生診斷為感冒轉氣管炎，建議入院治療。這時，台大醫院內科主任蔡錫琴趕到，診斷為急性肺炎合並冠狀動脈硬化性心髒病，病情已十分嚴重，但是閻錫山仍不願住院。
1960年5月23日，閻錫山終於結束他“十年隱居，十年著作”的晚年生活，駕鶴西去，享年78歲。
閻錫山死於感冒引發的肺炎和心髒病。據侍從警衛副官張明山回憶：“那一天病已經很危險了，台大醫院內科主任蔡醫生上來也不行。‘閻院長’讓我問醫生還能不能去台北？醫生同意了。我便用藤椅把‘院長’抬上汽車後座，我也坐上去雙手抱著他。汽車轉了幾個彎，還沒到山腳，我聽到‘院長’喉嚨裏咕嚕一聲，口中溢出一股臭氣。我心想壞了，大叫‘快停車，叫醫生過來！’醫生又是打針，又是人工呼吸，最後還是趕到了醫院。其實路上就不行了。”
閻錫山死前，曾囑其家屬七點：
一、喪事宜儉不宜奢；
二、來賓送來的挽聯可收，但不得收挽幛；
三、靈前供無花之花木；
四、死後早日出殯不作久停；
五、不要過於悲痛放聲大哭；
六、墓碑上刻日記第100段和第128段；
七、7日之內每天早晚各讀他的《補心靈》一遍。
夫人徐竹青遵囑把他的日記打開，找到了第100段和第128段，見上麵分別寫著：義以為之，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誠之，為做事之順道。多少好事，因禮不周，言不遜，信不孚，致生障礙者，比比皆是。
突如其來之事，必有隱情，惟隱情審真不易，審不真必吃其虧。但此等隱情，不會是道理，一定是利害，應根據對方的利害，就現求隱，即可判之。徐竹青是閻錫山元配夫人，是離他家10裏路的五台縣大逢村人，年長閻錫山6歲。這門親事是由閻錫山父親所定。徐竹青跟閻錫山婚後沒有生育過孩子。
閻錫山後來娶偏房徐蘭森，山西大同人，生5子：長子閻誌恭（少亡），次子閻誌寬（24歲病逝成都），三子閻誌信（幼夭），四子閻誌敏，五子閻誌惠。徐蘭森於1946年病逝於太原，終年48歲。
元配夫人徐竹青隨閻錫山同往台灣，同住“菁山窯洞”。四子閻誌敏、五子閻誌惠則在美國。
閻錫山晚景淒涼，死後卻熱鬧一番。在台灣，閻錫山算是“黨國元老”，葬禮由何應欽主持，蔣介石親臨致哀，並送悼匾，上書“愴懷老勳”。黃少穀題“日星河嶽”、孔德成題“勳望長昭”、郝柏村題“耆德之勳”，1500多人參加送葬。閻錫山之子閻誌敏、閻誌惠亦從美國回來奔喪。
“監察院”副院長張維翰所寫挽聯，概括了閻錫山的一生：
主政近四十年三晉人心思舊澤
遺書逾百萬字中華國運展新圖
據雲，閻錫山曾經立下遺囑，把他從大陸帶來的黃金，依照“山西在台同鄉會”的名冊，分發每個大人一兩、婦女小孩半兩，足見閻錫山鄉土觀念之重。當然，這隻是“據雲”而已，是否確切，尚待考證。不過閻錫山攜不少黃金到台灣，卻是不爭的事實。今日山西煤老板腰纏萬貫，當年統治山西長達38年之久的閻錫山當然“腰纏萬金”。所幸閻錫山到了台灣並不“露財”，隻建“菁山窯洞”而已。倘若閻錫山在台北建造金碧輝煌的豪宅，過著招搖於市的生活，早就會被蔣介石“清除”。
在為閻錫山下葬時，墓沒有全部封死，在墓後麵留下一個活動的口子。4年之後，原配夫人徐竹青去世，終年88歲，棺木從活動的口子推入墓中，與閻錫山合葬。
在台北圖書館裏“溫故”
在北京大學上學的時候，我除了上課、做實驗之外，大部分時間在圖書館度過，養成了“泡”圖書館的習慣。
在美國，我則“泡”在斯坦福大學胡佛圖書館，查閱、抄錄保存在那裏的蔣介石日記。
來到台北，我仍然喜歡“泡”圖書館。台北最大的圖書館，是“國家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地處市中心黃金地段，就在中正紀念堂對麵。已經是第七次去台灣的我，對台北熟門熟路，乘坐捷運到中正紀念堂站下車，很方便就可以到達“國家圖書館”。
我在2樓一次次借書。一邊看書，一邊往需要複印的部分夾紙條。這裏的複印質量極好，非常清晰。複印的價格甚至比大陸便宜：A4的每張1元新台幣，相當於2角人民幣。複印室有30多台複印機，一片繁忙景象，人多的時候還要排隊。
借閱—複印—再借閱—再複印，在如此循環中，度過了一整天。內中有一本是日文書，工作人員告知，要到6樓的日文閱覽室去借閱。於是我乘電梯上了6樓。6樓是頂樓，那裏是專題閱覽室的所在地，讀者少，顯得格外安謐。我來到最裏麵的日文閱覽室，很快就借到所要的日文書。閱覽室裏就有複印機，當場就能複印。6樓還有大陸書刊閱覽室，收藏了大陸新修的眾多的各縣市方誌。這裏的大陸期刊也相當豐富，尤其是各大學的學報很齊全。
我最感興趣的是3樓的台灣期刊閱覽室，開架，查閱很方便。那裏陳列著台灣許多期刊的合訂本。期刊閱覽室的門口，就是複印室。你隻要跟管理員打個招呼，就可以抱著要複印的期刊合訂本到複印室複印。這樣，我在借閱了圖書之後，便“泡”在期刊閱覽室。
期刊閱覽室裏的報刊很多，我隨手翻閱台灣的《國史館館訊》，在這本看上去很乏味、很專業的雜誌裏，居然發現一篇胡斐穎所寫的一文，非常詳盡講述了蔣經國晚年所乘坐的輪椅的設計、製造經過。此文是采訪了當年參與製作蔣經國輪椅的段奇光成先生之後寫成的，還附有蔣經國輪椅的種種照片。讀了此文，不僅使我了解蔣經國晚年受疾病折磨的痛苦，而且也了解當年台灣如何為蔣經國精心打造與眾不同的輪椅的經過。
我也翻閱台灣的《傳記文學》雜誌。這份雜誌引起我的注意，最初是因為其曾經轉載過我的許多文章。我在大陸曾經斷斷續續、零零散散地讀過這份雜誌。在台灣“國家圖書館”，我得以係統、詳細閱讀這份台灣難得的文史雜誌，雜誌中所載大部分是從大陸退居台灣之後的曆史老人們的回憶，頗有文史價值。《傳記文學》雜誌稱：“曆史是經驗的累積，本刊是經驗的知識。”
那裏收藏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曆年的合訂本。《中央日報》曆史悠久，可以從中查到國民黨政府的種種重要新聞、社論。尤其是抗美援朝期間以及“文革”期間的《中央日報》，以台灣的角度看大陸，頗有意思。
在林林總總的台灣報刊之中，我對《新新聞》情有獨鍾。由於在大陸看不到《新新聞》周刊，我是在台北“國家圖書館”第一次看到這份周刊，一眼就喜歡上了。《新新聞》是時政類的周刊，圖文並茂地報道台灣一周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兩岸關係，觸角敏銳，觀察到位，立場中立，超脫黨派，而文筆犀利，載有諸多獨家新聞。
昨天的新聞，即今日的曆史。我以曆史的目光，逐一查閱這份周刊的合訂本，仿佛在瀏覽充滿細節的台灣的當代史。於是，我一有空“泡”在台灣“國家圖書館”，就直奔3樓書架上的《新新聞》周刊合訂本。唯一感到遺憾的是，《新新聞》周刊在1987年蔣經國開放“報禁”時才創刊，倘若曆史再悠久點，還可以看到蔣介石時代諸多深度報道。
在《新新聞》周刊上，我讀到許多精彩閃亮的文章。
我在1987年8月31日至9月6日的《新新聞》周刊上，讀到《金門，永不開門？》。這篇文章記述，當時的台灣當局規定，金門居民不能持有照相機、收音機和各種球類。不能持有照相機，是怕人拍攝軍事要地；不能持有收音機，是怕偷聽大陸的廣播（在台灣當局看來那也叫“敵台”）；至於不能持有各種球類，是怕士兵及居民抱著籃球、排球偷渡大陸。另外，由於金門是“前線”，台灣本島的居民未得當局批準，不能前往金門，因此，“對台灣民眾來說，金門是一個好像熟悉，但事實上卻完全陌生的地區”。我曾經在金門“自由行”，讀了此文才對金門的往昔有了形象的了解。
1987年4月6日至12日的《新新聞》周刊，有一篇《台灣重要人物的宗教信仰》，可謂切入點出人意外。這篇文章分析了由於宋美齡是基督徒，蔣介石也皈依基督教，而蔣介石篤信基督教，又在國民黨中產生很大影響。在國民黨高層，基督徒比比皆是，從張群、何應欽、蔣緯國、李登輝、陶希聖到嚴家淦、辜振甫等等，都是基督徒。文章透露，蔣介石雖然加入基督教，但是仍對佛教十分懷念。蔣介石在日月潭畔為追思母親而建的慈恩塔，便是道地的佛教建築。文章指出，蔣介石的遺囑中稱：“自餘束發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無時不以耶穌基督與總理信徒自居。”此處“總理”即孫中山。很多國民黨人以為，蔣介石在遺囑中把“耶穌基督”與孫中山相提並論，不倫不類，紛紛指責蔣介石遺囑的起草者秦孝儀。秦孝儀一直保持沉默。直到過了若幹年，秦孝儀才說出內情，蔣介石遺囑是蔣介石病重時口述，由他執筆寫成，原本沒有“耶穌基督與”這5個字，是宋美齡要求加上去的。這清楚表明，國民黨高層的基督教熱，其源頭是宋美齡。文章還指出，蔣經國本信奉佛教，後來，當蔣介石成為基督徒，他也改信基督教，但是蔣經國仍熱心於佛教，在台灣多次去天後宮參拜，還熱心於蓋關公廟。
在1987年8月24日至8月30日的《新新聞》周刊上，讀到《海峽兩岸的“空中飛人”》一文。此文描述了台灣“開禁”之前，卻有那麼些人“上午還是台北圓山貴賓，翌日則成中南海貴客”。這些在當時令兩岸民眾羨慕的“兩邊吃糖葫蘆”的“空中飛人”，有陳香梅，有楊振寧，有李政道，有王贛俊……這篇報道還配發他們在兩岸受到高層接見的照片，反映了海峽兩岸在“冰凍時期”的特殊來往。
1987年10月15日，蔣經國宣布開放台灣居民到大陸探親，在台灣引起極大震動，自然也成了《新新聞》報道的重點。在1987年10月19日至25日的《新新聞》周刊上，詳細披露蔣經國如何在1987年5月就秘密指示李登輝主持“探親專案小組”，對於開放台灣居民到大陸探親規定一係列政策，既做到使美國不會誤會台灣對大陸的政策有本質改變，又要使大陸能夠接受、配合開放台灣民眾赴大陸。這一切都表明，蔣經國“小心謹慎地在測試水溫”，尋找台灣與大陸、美國之間的平衡點。這些有關國民黨的大陸政策的決策內幕的文章，在大陸幾乎很難看到。另外，《新新聞》周刊還披露美國《新聞周刊》亞洲版所載的《台北敲開北京的大門？》，反映了美國政府對於台灣當局開放台灣民眾赴大陸的探親，“對於兩岸的未來”，“有樂觀的預測”。
接著，在1987年11月23日至11月29日的《新新聞》周刊上，我讀到在台灣的大陸探親潮中兩篇異常的報道。
一篇報道是《梁實秋死不瞑目》，說的是梁實秋在1987年11月3日去世，雖然台灣民眾可以赴大陸探親，但是當時開放探親是單向的，梁實秋在北京的長女梁文茜卻無法到台灣為父親奔喪，使“梁實秋死不瞑目”。報道說，梁實秋夫人韓菁清實在無奈，提出最低要求：“第一天讓梁文茜到台北，第二天去梁實秋墓地，第三天回大陸。”連這樣的最低要求，也無法得到台灣當局批準。我曾多次采訪過韓菁清，也采訪過梁文茜，她們都對梁文茜不能去台灣奔喪表達極為忿懣之情。
另一篇報道為《當年冒死做義士，而今情怯做歸人》，以特殊的視角記述那些駕機叛逃大陸、前來台灣的“反共義士”，聽到台灣開放民眾大陸探親時那種錯綜複雜的心境，他們“害怕逮捕不敢回去”，想家而又有家難回。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逝世。我在《新新聞》上的《四十年來第一電》一文中，看到作為此文的插圖，刊載1988年1月15日的《人民日報》海外版右上版，上麵的醒目標題便是《中共中央電唁蔣經國逝世》。《新新聞》的報道注意到，“中共當局這次反應的空前迅速，以及表達的方式”，認為這是“四十年來第一電”，是“前所未見”。也就在這一期《新新聞》上，還發表《他到底是怎麼死的？》、《強人走了，誰來當家？》等文，多角度報道蔣經國之死。還有一篇《當我們聽到這個消息》，則是在蔣經國去世消息剛一公布時，《新新聞》記者采訪諸多台北民眾，講述對於蔣經國去世以及台灣前途的看法。
《新新聞》對於當時台灣政壇的焦點——台獨問題，做了深層次的分析，剖析一係列問題：為何台獨？誰要台獨？台獨對誰有利，對誰不利？台獨的可行性如何？《新新聞》指出，“有些人把它視為陷國家民族於萬劫不複的洪水猛獸，也有些人把它當作一種民主、人權和曆史發展的崇高理想”，國民黨堅決反對台獨，而台獨是民進黨的“法統”，所以台獨成為“朝野的衝突”。《新新聞》還指出：“‘台獨’在目前，大半停留在一種口號，一種抗議符號，一種政治態度，或者情感發泄而已”，台獨“隻有想法，沒有辦法。”
我曾經采訪過民進黨前中央秘書長李應元，因此格外仔細閱讀了《新新聞》刊載的《李應元狡兔三窟，調查局守株待兔——調查局逮捕李應元的過程》，使我看到當年國民黨當局對於台獨分子的堅決鎮壓的態度。李應元在美國留學時公開搞台獨，秘密回到台灣之後依然從事台獨活動，被國民黨政府的調查局發現。可是李應元非常狡詐，每天差不多都要換一個地方住宿，跟調查局玩“捉迷藏”。調查局為了捉拿李應元，專門成立了“726小組”，跟蹤李應元。據“726小組”調查，李應元光是在台北市就有20多處可能的落腳處。“726小組”在每一處都派出5～6人24小時埋伏。由於李應元行蹤“撲朔迷離”，調查局花費1年多的時間，未能抓住李應元。最後由於美國的台獨分子郭倍宏要回台灣，與李應元聯係，使李應元暴露目標，被“726小組”一舉逮捕。
我也采訪了民進黨前主席、百萬“紅衫軍”總指揮施明德。在《新新聞》上讀到《最後一個美麗島——獨家報道施明德近況》以及對施明德妹妹施明珠的專訪《我哥哥說，他不在乎被關》。當年，施明德是“美麗島”事件中唯一尚被關在獄中的人。施明德在獄中仍然堅持絕食，獄方每天從鼻孔中給他兩度灌食。我從這兩篇報道中，看到施明德當年的台獨態度是何等的堅決。然而，後來他在2007年卻揭起倒扁大旗，率領百萬“紅衫軍”炮轟陳水扁。也就在這一期《新新聞》上，我讀到《法學院裏攻博士——呂秀蓮近況報道》，記述呂秀蓮出獄之後在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攻讀博士學位，研究國際人權以及中共的“一國兩製”。
我在台北訪問了郝柏村。他堅定地反對台獨。1993年他在“國民大會”上受到民進黨“國民代表”的圍攻，振臂高呼“消滅台獨”而憤然下台。我在《新新聞》上讀到《莫斯科政變，郝柏村緊張》，那視角也很特殊。文章記述1991年8月19日塔斯社宣布戈爾巴喬夫因健康原因不可能履行蘇聯總統職責。麵對蘇聯政變，“行政院”院長郝柏村在8月21日召開“因應蘇聯變局”高層緊急會議。郝柏村為什麼對蘇聯政變如此緊張，那是擔心“巨人打噴嚏，小朋友就要準備去看醫生了”。郝柏村敏銳地觀察到，“蘇聯變局”會直接波及兩岸關係，台灣這個“小朋友”不能不做好應變準備。
我在台灣的時候，正值2012年台灣地區領導人大選高潮，宋楚瑜的參選，引發激烈的爭議。我在《新新聞》上，讀到當年宋楚瑜擔任國民黨中央副秘書長、秘書長時的諸多報道，當時稱宋楚瑜是國民黨“大內高手”，一篇題為《宋楚瑜行情，看漲或下跌》，簡直是為20多年後的今日宋楚瑜畫像。2012年民進黨參選人蔡英文的操盤手是吳乃仁、邱義仁這“兩仁”，然而20多年前這“兩仁”曾經是《新新聞》的封麵人物。題為《專訪邱義仁、吳乃仁，談“新潮流係”在民進黨二全大會中的角色》，深入揭示“兩仁”在民進黨中的曆史和地位，又仿佛為今日蔡英文的競選操盤手寫下詳盡的注解。這篇文章還揭示，民進黨內當時三大派係爭鬥激烈，即美麗島係、新潮流係和康係（即以康寧祥為核心而形成的派係）。在民進黨二全大會，美麗島係大勝，而新潮流係大敗——新潮流係人馬全部被迫撤出民進黨權力核心。“兩仁”麵對失敗，宣稱“我承認失敗，但我不在乎”。然而今日給予蔡英文全力支持的卻是新潮流係，而美麗島係勢力在民進黨裏逐漸式微。
我饒有興味地讀了1991年6月10日至16日《新新聞》周刊上關於江青的長篇報道《翻雲覆雨紅女皇，天怒人怨白骨精——“紅朝女皇”江青的一生浮沉》。《新新聞》發表這篇萬字長文，是因為江青1991年5月14日在北京自殺身亡，消息傳出，成為人們關注的新聞。《新新聞》的文章，從台灣的視角看江青，比如詳細考證“江青與蔣家的裙帶關係”，甚至還列出“江青與蔣家的關係表”另外，還有“陳立夫救過江青的丈夫”之類，也是台灣作者才會有濃厚興趣加以查證的。
畢竟隔著一道海峽，台灣作者對於江青的曆史有著許多明顯的誤區。我發現，這篇文章的錯誤比比皆是。比如說，20世紀30年代江青在上海被國民黨特務逮捕時“乃將黨證吞下”，那時候中國共產黨黨員並無黨證，而中國國民黨黨員才有黨證，作者顯然是以國民黨來推論共產黨；文章稱江青在“1939年1月下嫁毛澤東”，把時間弄錯，毛澤東與江青結婚是在1938年11月；文章又稱，“1976年10月5日，葉劍英、華國鋒、李先念、陳錫聯、汪東興等5人在解放軍總部召開秘密會議，決定立即逮捕四人幫”，這純係子虛烏有；文章還稱，“汪東興在10月6日淩晨到釣魚台逮捕王、張、江、姚四人”，更是與史實明顯不符。
其實，這篇文章給我以有益的提示：我作為大陸作者，在寫及台灣的曆史情況時，千萬要仔細查證，因為海峽兩岸畢竟隔著一道海峽。
讀《新新聞》，我如同穿過時光隧道，在當年的台灣政壇漫遊，從中得知台灣許多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黨的來龍去脈，大有溫故而知新之感。
我大量複印了《新新聞》上我所感興趣的報道以及相關的台灣圖書，以致回上海時托運的行李重了許多。這批複印件，無疑將成為我研究台灣政壇的重要文獻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