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學成先生請我給他的大作《禪說莊子》係列叢書作序，我是誠惶誠恐，不敢答應的。一方麵我不是這行的專家，對中華文化隻是愛好而已。興致來了，茶餘飯後，與學生後輩們侃一侃還行。要為此恢弘大作作序言，實不敢當。另一方麵，大凡一本名著，作序者常常是高官名仕，自慚不在其列。而且那些序言常常是官樣文章，洋洋灑灑一大篇，卻不知其意，不僅於書沒有增色，反而給人以互吹互擂之嫌。所以，我一貫不為人作序，自己的書也從不請人作序。
春天的一個早上，細雨霏霏，我坐在香港的家裏看海。馮先生來短信了，提及寫序的事。他說“寫序之事本應在因緣之內，相識相知方可為”。我十分讚同馮先生的話，寫序為因緣之事。想想我對《莊子》的歡喜，對作者的印象，對年輕學子聊聊在現代學習《莊子》的意義，恐怕也不好推辭。這就是我最終還是答應馮先生來寫這個序的原因。
大家熟知，大凡在內地召開學術會議，主持人或一開始出來講話的，常常是一位有分量的官員，介紹出席會議人員，歡迎各位蒞臨。而同樣的學術會議若在香港舉行，我們一般邀請一位學生（更多的是一對男女學生）來主持會議，介紹來賓，介紹會議，天南海北聊一聊，一場嚴肅的學術會議就這麼輕輕鬆鬆開始了。如果我們把一本書比作一次學術會議，那麼“序言”就好比是一開始出場的那位致歡迎詞、介紹來賓的主持人。我這個序言，姑且就當作香港學術會議上的學生主持，大家會曲諒其無知、外行、膚淺及幼稚吧。
（一）
我喜歡讀書。讀書的重要性不在於讀多少書，而在於讀什麼書。我逛書店，常常逛了兩三個小時，還找不到一本滿意的書而離開書店。家人和朋友常常責問我：“你這不是在浪費時間嗎？”我說：“買一本不應該讀的書回去，不更浪費時間嗎？”所以，我讀書是很“挑”的，要讀好的書、一流的書。
《莊子》就是一部超一流的書，是一部奇書。曾經有一位美國華人問我：“年輕華人，如果隻要求他們讀一本有關中國文化的書，應該讀什麼書？”我說：“《莊子》。”“兩本呢？”“就讀《莊子》和《唐詩三百首》。”當然這隻是我的觀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觀點。但這說明了我對《莊子》的歡喜。我對《莊子》的歡喜，回想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緣由。
首先，是《莊子》的“文學性”。《莊子》最先吸引我的就是它的文學性。《莊子》不僅有思想，有哲理，也有豐富多彩的故事和神話，文字極其華麗，想象無比廣闊。其餘諸子的著作，也都很經典，也都是不朽的著作，充滿了大智大慧。但多數比較抽象，比較枯燥。讀那些書，很像一位手執教鞭的父親，站在你麵前給你講人生哲理。你在他對麵坐著，一句句記下來，你也承認他講的都對，但不乏被迫而敬畏的感覺。《莊子》不一樣，讀莊子的書，更像與一位朋友在交談，你沒有一定要聽從他的壓力。他會像朋友一樣告訴你生活的智慧，生動有趣，妙語連珠，很多成語出自《莊子》就是其“文學性”的一個佐證。
其次，是莊子的“自然性”。這一點大家都很清楚，我歡喜莊子重視“天”與“天道”。這個“天”，不是sky，是“自然”。書看得愈多，走得愈遠，活得愈久，愈覺得人的渺小。現代許許多多的災害都是人釀成的，人對“天道”、“自然”的違逆和忽視，最後是要付出代價的。所以，我讚成莊子“人不助天”的觀點。莊子的自然性，還體現在對事物“順其自然”上。這裏的“自然”不僅包含了“原由”（規律），也包含了時間、空間因素。凡事都是有規律、有“因”的，與時空有關。同樣一句話，早說了十年，可能就要坐牢。如果十年以後再講，可能會被人們奉若金科玉律。所以，過於執著不如順其自然。也就是說，“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或者像《易經》中講的“君子待時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