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視著東方，注視著中國政局發生的巨大改變。蔣介石第三次“下野”，在溪口老家反省和等待奇跡出現的時候，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正意氣風發地向北平進發。
1949年3月23日，是中共領袖進入北平的日子，再往前看，三年三次大行動都是3月份：1947年3月18號中共中央撤離延安；1948年3月21號，毛澤東離開陝西米脂縣的楊家溝，開始了他通向北平的倒數第二階段，他們得翻越高達三千多米、白雪覆蓋著的五台山。
1948年底，當蔣介石拒絕了毛澤東的和平條件時，毛澤東向江南的億萬人民發出如下號召：站在你們頭上橫行霸道的國民黨死硬派，沒有幾天活命的時間了，我們和你們是站在一個方麵的，一小撮死硬派不用幾天就會從寶塔尖上跌下去，一個人民的中國就要出現了。
1949年3月25日晚，新華社向全國播發了毛澤東和黨中央勝利到達北平的消息。《人民日報》印了第一份號外。“毛主席已抵達北平！”號外45分鍾就賣光了。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55歲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舉國歡慶，華夏沸騰。社會主義製度，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民主，黨的執政地位，以及東方大國的國際地位，這些都是毛澤東為新中國的建立與發展作出的曆史性貢獻。這些貢獻集中到一點，就是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篳路藍縷、開基立業。
進京趕考去
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澤東離開西柏坡，進城，去北平。
臨行之際，毛澤東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進京趕考去。周恩來笑答，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毛澤東似乎並不想這麼快就離開西柏坡進入城市。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回憶：“我們將遷移的準備情況向朱德和周恩來同誌彙報。朱老總說：毛主席的意思是想在這裏再留住兩個月，如果和平談判，也可以在這裏進行。但恩來和弼時同誌主張快些進北平，因為北平的政治活動日漸頻繁，中共中央偏居西柏坡，工作很難適應。”
最後的決定是：進城。離開西柏坡，毛澤東進駐香山雙清別墅。
時空甚至有被壓縮之感的1949，偏居西柏坡的不適應，絕非托詞。
在為新華社寫的1949年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裏，毛澤東開宗明義：“中國人民將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後勝利，這一點，現在甚至我們的敵人也不懷疑了。”
毛澤東在寫這篇文章時，遼沈戰役剛剛打完，之後僅僅20天時間，決定解放戰爭勝利的另兩大戰役已告終結：
1949年1月2日，淮海戰役結束，共殲敵55。5萬餘人；1949年1月15日，解放天津；
1949年1月22日，傅作義接受和平解放北平條件。
在解放軍30萬大軍南渡長江後的第二天（1949年4月22日），周恩來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裏說：“目前形勢的發展，在最近半年多起了質變。大家都很清楚，我們在去年9月估計形勢的時候，還認為革命戰爭有可能要在兩年半以後勝利。若從1946年7月大打開始算起，就是5年左右基本上打垮蔣介石，得到全國的勝利。可是，在我們估計以後不久，濟南就解放了。接著，遼沈戰役徹底勝利，東北完全解放，淮海戰役獲得了曆史上空前的消滅50萬敵人的大勝利。以後，平津又解放了。在這5個月當中，整個形勢起了質的變化。”
已經質變了的形勢，改變著中共領袖們的居處。“（毛澤東）因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暫住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此後進城均住此處。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前夕，毛澤東由香山雙清別墅移居菊香書屋。隨後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機關也陸續遷入北平市內。”
不過，對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而言，進城，以及居處位置之變，亦非單純的地理變遷。
進城前，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國共產黨在西柏坡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說這次全會是“城市工作會議”。胡喬木後來界定七屆二中全會：“勝利前夕，我們黨各方麵的工作都麵臨著轉變，二中全會可以說是實現這一轉變的樞紐。總的來說，這個轉變是由革命戰爭向和平建設的轉變，當務之急是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向城市轉變；從長遠來看，還將有一個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
進京趕考前夕，新中國的大政方針在這次全會上進行了充分討論與決策。
以這次全會為節點，胡喬木梳理出毛澤東對新中國政治、經濟、外交方麵大政方針的思路及淵源流變：
在政治方麵，國體和政體是建立新國家時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毛主席提出：“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專政。我們政權的階級性是這樣：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但不是僅僅工農，還有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參加的人民民主專政。”
關於政體問題，毛主席一直堅持《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中提出的主張，認為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應該采取民主集中製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製度，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都應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
經濟方麵，毛主席思考的核心是怎樣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形態轉變為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並保證這種經濟形態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建國前夕，除在全國廣大地區實行土地改革之外，我們黨還做出了兩個具有深遠影響的決定：一個是沒收官僚資本歸國家所有，另一個是堅持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並對私人資本主義采取限製和利用的方針。
外交方麵，我們堅定不移的立場是，在原則上，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必須取消，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實現。采取不承認政策的目的是使我們在外交上立於主動地位，不受過去任何屈辱的外交傳統所束縛，有利於肅清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和影響。這一方針和立場，毛主席用簡練而生動的語言做了概括，就是“另起爐灶”和“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明確宣布新中國將聯合蘇聯，站在國際和平民主陣營一邊，這是建國前夕我們采取的另一項重要的外交政策。此後，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明確地提出“一邊倒”的外交政策。
正是懷揣著這樣一份治國藍圖，毛澤東離開了西柏坡，準備應試。毛澤東在搬除中國舊有重負的過程中作用巨大，但是現在對他做判斷，就要看他權力在握時，將為中國做什麼。
中南海的新主人
毛澤東在北京的新住處是紫禁城內的一個安靜角落。在毛澤東的窗戶外麵，是黃銅鑄就的龍，嘴張得很大，似乎想傾訴它過往的經曆。
毛澤東的家庭生活也轉移到了中南海。和在延安一樣，毛澤東在中南海有一塊小園子。在那兒，他與江青種上了茉莉、草藥和蔬菜。
江青對她與毛澤東在北平的早期日子的回憶是，他們大部分時間都花在閱讀、時事研究和寫作上麵。
毛澤東的工作時間很特別。他一般上午11點起床，3點鍾用午飯，7點鍾吃晚飯，然後開始工作，不到淩晨5點是不會再上床休息的。他的衛士回憶說，遇有緊急情況，或特別的工作日，他常常“幾天幾夜不停地工作，廢寢忘食。有時飯涼了，不得不熱了又熱”。
進京當主席的頭些年，據說毛澤東每天抽50支煙，這個數量到60年代初才削減下來。他的娛樂之一是定期不張揚地到鼓樓大街上他喜歡的理發店去。
李敏與毛澤東在紫禁城團聚，據說她和李訥都渴望成為芭蕾舞演員。兩個兒子毛岸英、毛岸青也回到了中國。毛澤東覺得孩子們應該走自己的路，若隻仰仗他的幫助，則勢必毀掉其發展的可能性。
9月30日，毛澤東被選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那一天，他以其濃厚的南方口音朗讀包括他的妻子、弟弟和妹妹在內的國內戰爭中犧牲者的墓誌銘，他的講話被電台作為特例錄了音。
開國大典時毛澤東的心情“又愉快又不愉快”
1949年9月30日，毛澤東一夜未眠。
10月1日下午3點，慶典開始了，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從天安門城樓左側一步步走上來。當毛澤東踏上最後一個台階時，軍樂隊奏響《東方紅》，《東方紅》第三遍奏完的時候，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正好到達天安門正當中。國歌聲中，毛澤東按動電鈕，升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麵五星紅旗。
當毛澤東乘車在長安街上進行檢閱時，一輛坦克行駛在他的汽車前麵，那是一輛謝爾曼坦克，號碼是237438W14。這輛坦克是作為美國的禮物從底特律送到上海，幫助蔣介石打敗毛澤東的。現在它從故宮前隆隆開過，進入一個不同的世界。
毛澤東穿著一身新衣服，做衣服的師傅是從法國留學回來的。但新中山裝裏還是一條有破洞的毛褲。他站在高高的天安門城樓上，一張放大的孫中山肖像在南麵微笑著向他發出祝福。幾百萬人按照廣場石板條上標出的數字站好位置，傾聽毛澤東總結鬥爭的曆程並最終宣布：“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
所有的人都激動了，天安門城樓上有1000多人，大家流著眼淚聽毛澤東講話。城樓下歡騰的群眾更是情緒高昂。歡呼聲響徹一片，女攝像師侯波一心想把這氣勢宏偉、鼓舞人心的場麵給拍下來，突然感到身體一晃，差點兒從城樓上掉下去，幸虧旁邊有人拽住了她，回身一看，原來是周恩來拽著她的衣角。
從開國大典留下的大多數鏡頭中看，毛澤東是很少出現笑容的。毛澤東當時的心情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又愉快又不愉快”。對此，他後來解釋道：中國解放我是很高興的，但是總覺得中國的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因為中國很落後，很窮，一窮二白。
這一點從開國大典上的閱兵式即可以看出。當日，在天安門廣場參加檢閱的裝備被戲稱為“萬國牌”武器——出自十幾個國家，大多是別國淘汰的舊品。檢閱途中，一輛裝甲車熄了火，開不動了，幸虧後麵裝甲車裏的戰士急中生智，繼續駛上前去把這輛裝甲車頂到西長安街上才沒擾亂秩序。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對眼前的這一切看得很清楚，但他沒有責怪任何人，他知道這已是我軍手中最好的裝備了。
當新建成的人民解放軍空軍飛機飛過天安門廣場上空，廣場和城樓上爆發出如雷的掌聲與歡呼聲時，毛澤東的臉上才露出了笑容。
這天下午，蔣介石坐在原黃埔軍校校長官邸，收聽北京開國大典的實況。在上午，蔣介石剛剛取消了空襲天安門廣場的計劃。他知道，即使空襲成功，也無法阻擋共產黨人排山倒海的步伐。
在盛大閱兵儀式結束後，人們仍然不肯離去，在廣場上載歌載舞。“那天，1949年10月1日，從15時登上天安門城樓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一直到21時25分遊行結束。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站了6個多小時，他的精神始終十分飽滿。回到中南海住地，他對身邊衛士說的第一句話是：‘勝利來之不易！’這句蘊含深刻內容的話他連續說了兩遍。”
那天晚上，毛澤東又失眠了。直到早上才在警衛的再三勸說和精心照料下漸漸入睡。
《時代周報》上署名為單世聯的文章，詳細論述了1949年毛澤東的三種心情：緊張、自信和謙虛。
緊張：決不當李自成。
喚起工農千百萬，斧頭鐮刀打江山。在歡慶的海洋中，天安門上的毛澤東久久地沉思著紅色江山如何永不變色的問題。1949年，短暫輝煌而又迅速敗績的李自成始終縈繞在毛澤東的心頭腦際。毛澤東在1949年一再向全黨宣講各種曆史教訓，而李自成則是最好的反麵典型。
自信：“革命能改變一切。”
1949年，毛澤東針對西方、特別是美國對新中國的敵意，連寫了5篇評論。他雄心萬丈地聲稱：“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富，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要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9月21日，毛澤東在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同樣氣勢如虹：“讓那些內外反動派在我們麵前發抖吧，讓他們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這是千年積弱、百年受辱的中國人的心聲。
1949年前後，毛澤東的各種公開報告的主旨都是認為進城後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毛澤東清楚地知道：“如果我們在生產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盡可能迅速地恢複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要失敗。”在“革命能改變一切”的充分自信和維護政權的緊迫感的驅動下，毛澤東以“隻爭朝夕”的快節奏推動著生產關係和經濟製度的革命。
謙虛：“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
從天安門下來後，毛澤東急需了卻的一樁心事，就是訪蘇。對於蘇聯、對於斯大林，毛澤東的認知和感受絕不是愉快的。對於那次訪蘇，1958年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還耿耿於懷：“在精神上有壓力。菩薩比人大好幾倍，是為了嚇人，其形象使人自覺渺小。戲台上的英雄豪傑出來，踱方步，與眾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樣的人。他比我矮，畫家定要把他畫高些；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多高多重是物質問題。蘇聯畫家畫我們兩人坐像，他在抽煙，我手裏拿一本書，表示向他學習。”但他此時不能與斯大林平起平坐，也不會在斯大林生前說“中國應比蘇聯強”這類話。
“我認為毛澤東從來就沒有真正信任過斯大林”
“1949年10月2日，當毛澤東從機要秘書手裏接過蘇聯照會看過以後，情不自禁地同機要秘書握了握手。對於這個突如其來的、不同尋常的舉動，這位機要秘書感到有些茫然，一時不知所措。他給毛澤東做了多年的機要秘書，送過無數次文件，這樣的握手還是第一次。”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毛澤東傳（1949－1976）》，敘述新中國宣告成立的第二天，極其精彩地嵌進這個小細節。
蘇聯，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國家——曾經擔任蘇聯駐國民黨政府北平領事館總領事的齊赫文斯基，親曆了中蘇建交的這一曆史時刻。他回憶說：“1949年9月底，我接到邀請，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晚上遊行結束後，齊赫文斯基還沒有離開，“周恩來的秘書過來告訴我，周總理要我等一下，有封信交給我。過了一會兒，周總理的秘書給我一封信，內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在這封信函裏，還有周恩來以外交部長名義向各國政府發出的公函，《周恩來傳》裏記錄這份公函：“毛澤東主席已在本日發表了公告。我現在將這個公告隨函送達閣下，希為轉交貴國政府。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世界各國建立正常外交關係是需要的。”在接到周恩來的這封信後，齊赫文斯基立即譯成俄文，讓領事館工作人員發回莫斯科，“由於時差關係，收到我的電報時，斯大林還在工作。他立即指示蘇聯所有報刊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並決定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10月2日，蘇聯政府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決定與之建立外交關係，並任命我為蘇聯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臨時代辦的文件正式交給中方”。——這就是令毛澤東非常高興的那份蘇聯照會。
11月8日，毛澤東在致斯大林的電報裏表達了自己高興的心情：“政府成立第二天即獲得蘇聯無條件承認，並很快即獲得各新民主國家的同樣的承認，這件事給了我們以有利的地位，使許多經常搖擺的人們穩定下來，覺得人民政府勢力大了，不怕帝國主義了。又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拋入被動地位。”在這份電報裏，毛澤東表示了希望12月赴莫斯科拜訪斯大林的願望。這份電報發出的第二天，根據已經解密的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11月10日，周恩來受毛澤東的委托，拜訪了蘇聯大使羅申，把毛澤東拜訪斯大林同誌的願望通知了他，請他轉告莫斯科”。
《毛澤東傳（1949－1976）》裏說，“出訪蘇聯，可以說是毛澤東的一個夙願”。
事實上，這年的早些時候，1949年6月，受中共中央派遣，劉少奇曾秘密訪問蘇聯。
劉少奇的隨行翻譯師哲回憶此次行程：“劉少奇、王稼祥從清華園車站出發北上。同車的有戈寶權、鄧力群。陪同中共代表團前往蘇聯的還有柯瓦廖夫和蘇聯駐華使館參讚費德林等。代表團第一站到達沈陽，同高崗會合。第二站到達大連，在此乘坐當時的王牌飛機‘道格拉斯’前往蘇聯。”
當時隨行的駐中國的蘇聯經濟專家組組長科瓦廖夫，在他90歲（1991年）接受訪問時回憶這一時刻，提供了新的事實：
1949年7月27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撤銷了台灣問題。接著，顯得非常激動的高崗講話。他首先完全支持劉少奇的發言，然後說，他想提出一項自己個人的建議。高崗說，他建議宣布滿洲為蘇聯的第17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高崗認為，這樣做可以保障滿洲的安全，使之免遭美國人的進攻，並會使滿洲變成一個更加可靠的根據地，以便繼續進攻南方，徹底粉碎蔣介石。為了論證這樣的看法，高崗還建議在青島布置蘇聯的艦隊，加強大連的蘇軍，擴大蘇軍人數。高崗講話結束後，與會者響起了一片掌聲，但是劉少奇卻表現出一臉怒色。這時斯大林站起身來，向著坐在第一排的高崗說：“張作霖同誌！”所有與會者對這樣的稱呼都感到十分震驚，因為張作霖是一個土匪，他依靠日本人的支持成了滿洲的獨裁者。
稍後又陪毛澤東訪蘇的科瓦廖夫在這次訪談裏也坦陳：“（陪同毛澤東）訪問前夕我開始給斯大林寫一份關於中國情況的詳細報告，到坐上火車我才把這個報告寫完。我在報告中把毛澤東及其戰友們在對內對外政策基本問題上的實際做法同斯大林對他們的建議做了比較。在這方麵我對中國領導人發表了相當尖銳的批評性意見。”
在《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那本書裏，薄一波描述科瓦廖夫的這份報告：“報告中說：在中共黨內，在中央委員中，有些人過去是親美的、反共的，中央的領導現在支持他們；劉少奇組織和領導了對高崗無根據的批評等等。據說，這個報告是根據高崗提供的材料在東北起草的（這說明，高崗從那時起，就在製造黨內糾紛了——薄一波注）。這份報告，對我黨高層的政治生活做了不真實的反映，甚至可以說是對我黨中央進行了挑撥離間，起了很惡劣的作用。”
在內戰的最後階段，即1946年到1949年期間，高崗作為東北的領導人已經確立了自己的地位，因為東北緊扼通往蘇聯的中國鐵路，而且它的重工業對共產黨人極為重要。高崗後來宣稱：“我是一個國際共產主義者，而毛澤東及其支持者則是井岡山上的土生土長的共產主義者。”毛澤東後來說，斯大林非常喜歡高崗並送給他—件特別的禮物—一小汽車。赫魯曉夫記得克裏姆林宮曾收到過高崗提供的有關北京領導人情況的許多材料，他說：“他是中國政治局在滿洲的代表和首腦，跟我們自己在那裏的代表關係很密切。”
所以，1949年12月16日毛澤東去莫斯科時，對他以前的朋友和救星的作用心存疑慮。後來，赫魯曉夫回憶說：“斯大林決心贏得毛的信任與友誼，所以他把蘇聯大使關於毛與高崗爭論的報告交給毛，對毛說：‘看看吧，你可能會對這些東西感興趣。接著赫魯曉夫自己解釋道：“斯大林為什麼要出賣高崗？我想他是受了自己猜疑心的驅使……他估計毛遲早會發現高崗一直在告自己的密，因此，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毛就可以指責斯大林煽動反對中國政府。於是斯大林拿定了主意，最好還是犧牲高崗來取得毛的信任。然而，我認為毛從來就沒有真正信任過斯大林。”
1949年之前，斯大林兩次拒絕同毛澤東會麵
赫魯曉夫是對的。毛澤東在訪問前沒有理由設想斯大林對他已有好感。在1949年之前，斯大林已經兩次拒絕同毛澤東會麵。
訪問蘇聯的夙願，胡喬木定義的起點時間是“1948年4月”。“毛主席到城南莊後致電斯大林，準備在5月初動身……去會見斯大林……5月上旬，斯大林……希望毛主席推遲訪蘇時間。”
從研究者的角度更嚴謹地追溯，俄羅斯學者檢索已開放的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室的檔案，認定：最早斯大林同意毛澤東訪蘇，在1947年6月15日。但之後兩周，斯大林又改變了主意。
回到已經做了充分出訪準備的1948年7月，斯大林再次複電稱：“鑒於征糧工作已開始，諸領導同誌從8月份起將分赴各地，至11月方回。因此，聯共（布）中央請毛澤東同誌把來莫斯科的時間安排在11月底，以便能同所有領導同誌見麵。”俄羅斯檔案顯示：“毛澤東對於蘇聯諸領導人忙於征糧工作的說法並不信以為真，他說：‘難道蘇聯對征糧工作如此重視，竟然使得黨中央的各位領導人都要去從事這項工作嗎？’……毛澤東已經在裝行李箱了，連皮鞋都買了（他像這裏所有的人一樣，平時穿的是布鞋），厚呢子大衣也縫好了。”
斯大林與蘇聯方麵反複的推遲與延宕，緣於“最初在蘇聯和國民黨政府之間還保持著官方關係期間，莫斯科下不了決心來接待毛澤東這位‘遊擊部隊的領袖’。”
這一時期的中國格局，從外交官的角度觀察，亦極不明朗。當時國民黨政府駐華的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在其回憶錄《在華五十年》裏這樣寫道：“就我本人而言，1948年的最後一兩個月和1949年的開頭幾個月是一個引人入勝又具有重大意義的時期。我想起了我的老朋友，當年的駐華大使納爾遜·約翰遜在日本人入侵中國後不久對我講過的一席話，意思是說我們正在觀看一場最有決定意義的曆史劇，我們座位在前排，但是除了旁觀和做做解說之外，發揮不了任何作用。記得那時我很想知道美國的代表是否隻需要當一名觀眾就行了。哪想到我現在正坐在一個豪華的私人包廂裏觀看一場令人甚為悲傷的演出。”
另一方麵，蘇聯派出米高揚抵達西柏坡，同中共中央商討黨政軍問題，在這期間，“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動向，這就是除蘇聯大使隨同國民黨政府去了廣州外，美國和多數國家的使節仍留在南京。”當時的蘇聯外交部工作人員坦陳：“看起來就使人感到莫斯科方麵表現得對蔣介石政府更有好感。外國的外交家們和中國的地方當局都企圖弄清楚這意味著什麼。我們這些蘇聯外交官員在回答這些問題時引證的是公認的國際慣例：外國使館應當設在所在國政府的所在地。我們知道人們對這樣的回答是認為很沒有說服力的，但是我們必須執行莫斯科的指示。”
這是一個複雜的時刻。《毛澤東年譜（1893－1949）》記錄1949年5月10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複南京市委並告華東局電，指出，‘黃華可以與司徒（雷登）見麵’。”之後，胡喬木記錄：“6月上旬，司徒雷登又經其私人秘書傅涇波表示，希望訪問北平，與周恩來會麵。經恩來同誌指示，6月28日，黃華正式答複司徒雷登，‘已獲北平來電：同意準許司徒去燕京一行，彼希望與當局晤麵事亦有可能’。但美國最高當局很快做出了司徒雷登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訪問北平的決定。”
兩天後（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發表他著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在這篇文章裏，毛澤東寫道：“在國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共同奮鬥。這就是聯合蘇聯，聯合人民民主國家，聯合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結成國際的統一戰線。‘你們一邊倒。’正是這樣。”
收入《鄧小平文選》的鄧小平寫給中共中央華東局諸同誌的一封信（1949年7月19日）這樣寫道：“我們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麵倒，愈早表現於行動則對我愈有利（毛主席說，這樣是主動的倒，免得將來被動的倒）。”
“當時的蘇聯報刊不稱毛澤東為‘同誌’，而稱他為‘先生’”
劉少奇秘密訪問帶回的成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後，需要將其變成正式文件與條約。《周恩來傳》裏提供的解釋是：“毛澤東為什麼要在這時訪問蘇聯？周恩來在政務會議上做了說明：一是祝賀斯大林的70壽辰，共同交換對世界形勢的意見；二是要和蘇聯訂立條約；三是向蘇聯借款。”
《毛澤東傳（1949－1976）》裏說，毛澤東第一次訪蘇，是對他提出“一邊倒”的實踐。
毛澤東離京的時間定在1949年12月6日，這是他生平第一次走出故土，出國訪問。
師哲描述中國方麵籌集贈送給斯大林的祝壽禮品，“江青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毛主席建議要帶些能表明國情的禮品去，而且最好隻帶農產品和手工藝品。她提出首先要送的是山東的大白菜、大蔥，濰坊的大白蘿卜；其次是湘繡的斯大林像、景德鎮的陶瓷、浙江的龍井、安徽的祁門紅茶、江西的竹筍、福建的漆器、杭州的紡織品與刺繡等”。隨行的科瓦廖夫注意到火車開到沈陽，“市委書記向毛澤東報告說，東北各省的勞動人民以及高崗同誌和林彪同誌本人為斯大林同誌的70壽辰準備了整整一車廂的禮品，這個車廂已經掛在了他的列車上。毛澤東回答說，‘把車廂摘下來，把禮品卸下來’”。
毛澤東與斯大林的第一次會麵，師哲記錄：“斯大林緊緊地握著毛主席的手，端詳了一陣說：‘你很年輕，紅光滿麵，容光煥發，很了不起！’……斯大林對毛主席讚不絕口：‘偉大，真偉大！你對中國人民的貢獻很大，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子！我們祝願你健康！’又說，‘你們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祝賀你們前進！’這時氣氛十分熱烈、動人。毛主席回答說：‘我是長期受打擊排擠的人，有話無處說……’不等主席講完，斯大林立即插話：‘勝利者是不受審的，不能譴責勝利者，這是一般的公理。’斯大林的這句話使毛主席沒有把內心的話講出來。”
此次莫斯科之行，並不輕鬆。
在“熱烈、動人”的見麵儀式後，關於蘇聯政府和國民黨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毛澤東在致電劉少奇時介紹：“關於條約問題，斯大林說，因為雅爾塔協議的緣故，目前不宜改變原有中蘇條約的合法性……他說，原條約總是要修改的，大約在兩年後可以修改。”
斯大林的態度出人意料，在早些時候會見劉少奇時，斯大林曾表示：“1945年簽訂的中蘇條約是不平等的，因為那時是與國民黨政府打交道，不能不如此，待毛澤東來莫斯科後再解決這個問題。”這次會談，很顯然，“在最主要的問題上，即要不要簽訂新的中蘇條約、廢除舊的中蘇條約的問題上，會談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
與中國翻譯觀察到的“熱烈”不同，曾在蘇共中央機關工作，翻譯和記錄了蘇中兩國高級領導人許多談話的瓦西裏·西季赫梅諾夫注意到毛澤東抵達莫斯科時，“當時的蘇聯報刊不稱毛澤東為‘同誌’，而稱他為‘先生’。例如，當時的《真理報》報道說：‘毛澤東先生抵達莫斯科’，‘約·維·斯大林接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先生。’毛澤東在參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時，研究院院長彼得·波斯別洛夫在歡迎他時也稱他為‘先生’，這引起了這位客人的強烈不滿。”科瓦廖夫也注意到，“毛澤東對所受到的冷淡接待顯然感到不愉快”，“於是在進行例行彙報時我把這個情況告訴了斯大林。斯大林回答我說，‘到我們這裏來的外國客人很多，不應當從中特別看待毛澤東同誌’。”
中蘇雙方都令人驚異地沉默寡言
毛澤東到達莫斯科第5天，即12月21日，莫斯科舉行慶祝斯大林70壽辰大會。蘇方翻譯尼·特·費德林記錄下：“……（壽辰大會當天）世界上很多國家的黨和政府的首腦，在大劇院的舞台上，一個接一個地登上講台，發表頌詞——這些頌詞一個比一個詞藻更華麗。引人注目的是：演說者們所宣讀的都是預先準備好了的俄文演講稿……當輪到毛澤東發表演說時，他請我同他一道走上講台，並請我在他發表完演說後將演說翻譯成俄文。”
在莫斯科大劇院舉行的這次壽辰大會，“毛主席挨著斯大林和匈牙利的拉科西”，師哲觀察到，“在大會進行過程中，斯大林一再側過臉來同毛主席說話。但無論斯大林和拉科西怎樣引逗，都未激起毛主席的一絲微笑，他一直沉默寡言，莊嚴靜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