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著隨手找了一根回形針穿到拉鏈上，充當了一個簡易拉柄，雖然簡陋了點，但的確是別出心裁，也很實用。真拿他沒辦法，我覺得一個市委副書記，經常要出席各種大小會議，會見形形色色的人，這樣的公文包實在有損他的形象，但他卻毫不在意，依然夾著那個包風裏來雨裏去。終於在一次會議上那個包被坐在他旁邊的人注意到了，且說：“你堂堂的一位市委副書記，還用這樣爛的皮包？這個包實在不符合你的身份了。”永強卻笑了笑，沒有說什麼。後來這件事在他的同事朋友中被傳為艱苦樸素的佳話。
1999年1月，中組部在廈門市委黨校舉辦了一個以扶貧為主要內容的研討班，鹹陽去了兩位縣級幹部，永強是其中的一位。
記得那天從鹹陽去廈門的時候，我幫忙整理他那出差用的旅行包，一看包的鎖子壞了。我說出去買個新的吧。永強沒有同意，說鎖子壞了不礙事，便找了條繩子，從包中間一捆說：
“這不就行了嘛。”當時來幫忙的司機王師傅開玩笑地說：“鄭縣長您拿的包要讓不知情人看見了還以為裏邊放的什麼值錢東西呢。”永強笑了笑。
就這樣我們到了機場。前來送行的朋友、單位同事見其貌不揚的包就問：“鄭縣長你這包裏裝的什麼東西呀？怎麼拿繩子捆著呢？”司機悄悄地說：“包的鎖子壞了，鄭縣長不肯換新的，說湊合著用。”永強的朋友說：“壞了就換個新的嘛，你到外地去學習、交流，這樣豈不讓人家外地人笑咱們，堂堂一縣之長，怎麼是這樣子？你是怕別人不知道你是國家級貧困縣來的？像個討飯的，有損咱們的形象嘛。”朋友未經他同意，便徑直到機場商店買了個新包親自動手給永強換上說：“算是我這朋友對貧困縣的支助吧！”無奈，他隻好接受了，就這樣與大家告別後進了安檢口。
這個包跟隨永強五六年了，不管是出差、學習，還是回家、上班一直都帶著它，那天出事後這個包完好無損，我把它帶了回來，打算把這個包留給孩子用，作為永遠的紀念2004年上半年，有一次在西安開會，會議休息期間他去了趟廁所，正上廁所時，單位有事打來電話，他在接電話時，不小心手機掉進便池裏，當時廁所沒有撈手機的合適工具，情急之下永強就把手伸到便池裏去撈，等手機撈上來後，永強的手上、胳膊上全沾滿了糞便。他匆匆洗了一下手，急忙喊來秘書、司機，三個人將手機洗淨、擦幹，又是晾又是曬。回家以後，他和秘書、司機給我和在場的朋友講起這件事，我和朋友們都笑了。說他：“好我們的書記大人，一部手機能值幾個錢，難道比市委書記的身份還重要？太丟人啦，買一部得了嘛！”永強說：“那有啥，再說，這手機一擦洗還不照樣用嘛。”說起那部手機，確實有年頭了，還是永強從永壽帶去的，直到去世前還用著它。我太了解永強了，他就是這麼節儉的一個人，手機能用他是不會換掉的。
提起永強在穿戴上的樸素，給他在永壽開車的司機小吳最有發言權了，小吳說：“記得2001年7月的一天，鄭書記剛從長寧鎮下鄉回來，接到了省委通知，於是他顧不上休息，馬上就往延安趕。去延安上任時鄭書記穿了一雙80元錢的普通黑色涼皮鞋，下身穿了一條78元錢的灰白色休閑褲，那還是前幾天他在市委彙報完工作後和我一塊匆匆忙忙在家樂超市買的。上身穿的是前段時間嫂子給孩子花50塊錢買了兩件的那種降價處理的灰色真維斯T恤衫。就這樣，鄭書記和我上路去延安了，我當時都覺著鄭書記太寒酸了，但鄭書記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其實鄭書記這人一直都是這樣，對自己的吃穿特別節儉，但是對永壽的貧苦百姓卻特別大方，經常用自己的工資資助他們，又是送錢又是送物，真是我們的好書記、好大哥呀！”
永強對身邊的同誌十分關心和愛護。他做事有個原則，寧願自己受點累、吃點苦，也千方百計要為別人多帶來一些方便和好處。
永強在永壽工作時跟隨過他的兩位司機深有感觸。在永壽縣政府為他開車的小王和在永壽縣委給他開車的小吳都不止一次回憶說：雖然組織上按規定給鄭縣長、鄭書記都配了專車、專人，但他卻總怕給我們添麻煩，尤其是節假日，他為了讓我們多休息，能和家裏人團聚，遇到急事，往返市裏和縣裏時，總是悄悄地一個人去坐長途車。我們怕誤了領導的大事，時不時就打電話問他：“鄭書記，今天需不需要用車？”結果，十有八九他總是回答說：“不用！不用！好不容易放幾天假，你們就安心在家多陪陪家人吧！”我們打電話再問：“你現在人在哪裏？”他要麼說“我已經坐上長途車了”，要麼說“我已經快到永壽了”。反正一句話，就是讓我們好好休息，多照顧一下老人，多陪陪自己的家人，別老操心他。其實我們都知道還有一點是，鄭書記想為我們這個貧困縣多節約一點資金，省點汽油錢，過路費。這樣的好領導，真是打著燈籠都難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