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文革”開始後，時任吉林省農業機械廳廳長的他便受到造反派的猛烈衝擊，罪名是所謂“彭德懷的黑幹將”、“三反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屢遭殘酷批鬥、陪鬥、遊街、侮辱、體罰，從精神到肉體，備受折磨和摧殘。後被送到農場勞動改造，喂豬、養雞、磨豆腐、磨麵粉、扛麻袋，什麼髒活、累活、苦活都幹。直至“林彪事件”發生後，在毛主席、周總理的過問下，才又調回省石油化工局當局長。粉碎“四人幫”後，中央派人將他接回北京，重新回到軍隊工作，從而結束了下放東北17年的歲月。1980年，經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批準，正式為洪學智同誌平反。
洪老在3次黨內鬥爭的大衝擊波中，所經受的考驗是巨大的、持久的、異乎尋常的。但他卻交出了一份共產黨人的合格答卷，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和學習。首先是他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信念產生力量。不論身處的環境多麼惡劣，遭受的冤屈多麼嚴重，他都不悲觀，不動搖，不屈服，不怨天尤人，堅信革命事業必勝，始終保持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其次是他一貫堅持實事求是的根本原則。無論對人對己，違心的話堅決不說，違心的事堅決不做。不跟風順水，不投機取巧，不違背黨性原則。雖然因此會被批為“態度惡劣”、“拒不交代揭發”、“頑固不化”，甚至遭到加重處理，長期蒙冤，也決不昧著良心說假話，害人害黨。再次是他能上能下，忍辱負重。他常說，參加革命不是為了當官。戰爭年代，連個人生死都置之度外，和平年代又有什麼個人得失值得計較呢？在抗大時，從軍職降到營職；反“彭黃”後，從總後方勤務部部長降到地方廳局級，他不怕丟麵子、不怕被人誤解、不怕被人們背後議論，而是打起精神，在新的環境和崗位上繼續兢兢業業，有一分熱發一分光，盡一個共產黨員應盡的責任。
洪老晚年反思黨內鬥爭的經驗教訓時，曾和我談到，個人崇拜要不得。建國後一些政治運動擴大化，黨內鬥爭極端化，製造了不少冤假錯案，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在黨內和社會上搞個人崇拜，破壞了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製，破壞了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個人崇拜是封建主義的東西，搬到現代社會和共產黨內，禍害極大，再也不能重演。
（朱玉，國防大學原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