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從1968年6月被造反派關押後，已經有兩年多沒見到家人了。此時，他正在白菜窖裏倒白菜，得知我和弟弟來看他，從菜窖裏踩著梯子爬上來。映入我眼簾的是又黑又瘦的父親，他穿著黑色棉大衣，戴著棉帽子，帽子的兩隻耳朵耷拉著，完全是幅東北農民的模樣。見到父親這個樣子，我的眼睛濕潤了，心中有說不出的酸楚。但父親看到我們很高興，他想不到我們能在春節之前趕來看他。他說：“春節期間農場放假，大部分人都要回家。你們要是再晚來幾天，路就要封了，連拉煤的牛車都沒有了。”
父親在農場住的是一間簡陋的平房，睡的是土炕，屋子中間有一個燒水的爐子，幾乎沒有任何家具，浙江知青孫炎鋒與他同住一屋。小孫告訴我，父親在加工連，種菜、喂豬、喂雞、磨豆腐、磨麵粉、扛麻袋，什麼重活累活都幹。我看到父親已經58歲，農場生活條件這麼差，幹這麼重的體力活，人格上又受到這麼大的委屈，十分擔心他的身體。但是父親卻表現得十分樂觀豁達，從容淡定，他一句牢騷話都沒在我們麵前講過。
晚上，父親的小屋開始熱鬧起來，農場的職工、知青吃完飯都聚集在這裏。有的人坐在土炕上，有的人坐在板凳上，大家圍著父親，你一言我一語地說起來，有的說：“老洪頭，給我們講講戰爭年代的故事吧。”有的說：“老洪頭，給我們講講你抗美援朝的經曆吧。”父親笑眯眯地看著他們，不慌不忙地回答著他們的問題。屋子裏的土炕燒得熱熱的，爐子上的水壺“吱吱”地冒著熱氣，大家的臉被映得通紅。在這裏，沒有“大官”和普通人的區別，沒有年長和年輕的區別，也沒有“走資派”和“革命派”的區別，都是一群普通的勞動者。父親十分高興，顯得很輕鬆，完全忘記了他是被發配到這裏勞動改造的。
我和弟弟雖然在農場住了不到3天，但我聽說了不少有關父親和農場職工之間感人的故事。例如父親幫助農場困難職工楊會計的事，幫助困難知青春節買票回家探親的事，農場職工小啞巴堅持給父親送蘑菇的事，以及父親說服農場軍管會，允許周圍老百姓到農場地裏撿拾散落玉米的事。農場的職工、知青以及周圍的群眾都交口稱讚父親，說“老洪頭處處想著我們老百姓，是個好人哪！”
離開農場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我的腦海裏始終縈繞著一個問題：父親是被下放農場勞動改造的，農場軍管會曾三令五申要幹部職工跟他劃清界限，但為什麼農場的職工從老人到小孩都與他相處得這麼融洽？農場派浙江知青孫炎鋒與父親同住一屋，本是來監視他的，為什麼他倆後來成了莫逆之交？為什麼許多知青離開農場後，還經常給父親寫信，與他一直保持聯係？我漸漸明白了，父親出身於貧苦農民家庭，來自草根階層，與人民群眾有著天然的聯係；幾十年的革命磨練，四起三落的坎坷經曆，使他對人民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感情。他以人民的解放為己任，把讓人民過上好日子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他經常說的一句話是：“我們國家誰最好？人民最好，老百姓最好。當年要不是老百姓推著小車支援前線，我們不可能取得戰爭的勝利。我們什麼時候都不要忘記老百姓，不要忘記群眾。”他來到金寶屯農場，遠離“文革”的政治喧鬧，置身於最基層的普通勞動者之中，在這裏他找到了自己的根。他在逆境中感受到了人民群眾帶給他的溫暖，收獲了勞動的快樂。
深愛子女又嚴格要求
父親深愛自己的子女，但這種愛不是無原則的遷就，而是愛在心裏，嚴字當頭。他非常注重對子女的教育要從小抓起。記得在上小學的時候，每個學期結束後家裏都要開家庭會議，父母針對我們的表現進行講評，學習好、表現好的可以獲得獎勵。每年的八一建軍節，父母總要把我們召集到一起，給我們講他們戰爭年代的經曆，讓我們不忘過去，繼承和發揚革命傳統。這些都成了我們家的傳統。
父親十分注意培養我們在社會上的自立能力。他經常說，人在社會上要有真才實學，不要指望依靠家庭、依靠父母，要靠自己。選擇一個好的專業，掌握一門手藝，這樣才能更好地為社會服務，走到哪裏都不會吃虧。他經常用辯證的方法教育我們，他說，事物總是發展變化的，要看到事物的兩個方麵。一個人在順境的時候不要驕傲、得意忘形，要想到會有不順利的時候；而一個人在逆境的時候也不要悲觀失望，喪失信心，要想到會有好轉的時候。由於父親的教育，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雖然父親在政治上遭受了沉重打擊，但作為孩子我們並沒有消沉，反而更加嚴格要求自己，刻苦學習，憑借自己的本事，都考取了北京的知名大學。父親的這些話對我來說銘記在心。後來當我做了母親、有了兒子以後，我也這樣教育他，將他培養成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