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1891～1962），原名洪馬辛、嗣糜、字希疆，參加留美考試後改名適，字適之，安徽績溪人。現代學者，曆史學、文學家，哲學家。胡適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學堂、澄衷學堂求學，初步接觸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啟超、嚴複思想的較大影響。
1906年考入中國公學，1910年考中“庚子賠款”留學生，赴美後先入康乃爾大學農學院，後轉文學院哲學。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哲學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並一生服膺。1917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加入《新青年》編輯部，撰文反對封建主義，宣傳個性自由、民主和科學，積極提倡“文學改良”和白話文學，成為當時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人物。“五四”時期，與李大釗等展開“問題與主義”辯難；陪同來華講學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譯二年多；與張君勱等展開“科玄論戰”，是當時“科學派”丁文江的後台。
從1920年至1933年，主要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考證，同是也參與一些政治活動，並一度擔任上海公學校長。抗日戰爭初期出任國民黨“國防參議會”參議員，1938年被任命為中國駐美國大使。抗戰勝利後，1946年任北京大學校長，1949年去美國，後去台灣。1954年，任台灣“光複大陸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57年，出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1962年，在台灣的一個酒會上突發心髒病去世。胡適是個學識淵博的學者，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等諸多領域均有不小的建樹。就對孔子和儒學的研究而言，在1919年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中，胡適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學的體係和方法研究中國先秦哲學，把孔子和儒學放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用“平等的眼光”與諸子進行比較研究，破除了儒學“獨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開創性的影響。
以後又發表長篇論文《說儒》，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遺民”，“靠他們的禮教知識為衣食之端，他們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禮，穿的是殷衣冠”；周滅殷後，“他們負背著保存入國文化的遺風”“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逢衣博帶的文縐縐的樣子，還指亡國遺民忍辱負重的柔道和生觀”；孔子是殷民族“懸記”而生的“救世主”，“他從一個亡國民族的教士階級，變到調和三代文化的師儒”，孔子的最大貢獻在於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擴大到到“仁以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變到剛毅進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創造者，而是儒學的中興者。孔子的學說強調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強調教育和仁政，並以此來影響整個社會。胡適“大膽假說”的觀點在當時是驚世駭俗的，他的論證不夠充分，不過他假設“儒”在殷時代就有了被後來的甲骨文研究判為事實。
胡適並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學，他認為“孔教不能適應時勢需要”，“現在大多數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夢”（《新思潮的意義》）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社會進步，“不是孔夫子之賜，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結果，是大家接受一個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結果。隻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開倒車是不會成功的。”（《寫在孔子誕辰之後》）對儒家強調的“三綱五常”持批判態度，說：“三綱五論”的話，古人認為是真理，因為這種話在古時宗法社會很有點用處。但現在時勢變了，國體變了……古時的天經地義現在變成廢話了。（實驗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