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中國先秦詩歌從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紀）到春秋中葉（公元前6世紀）約五百年間，是四言詩發展的黃金時代。這些“先民的歌唱”被周人搜集、整理，編訂成了我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詩經》以後整整三百年，曆史散文和諸子散文興起，中國文壇幾乎被散文的光輝所籠罩，詩歌則處於沉寂時期。打破這沉寂局麵的，乃是天才詩人屈原及其後學宋玉。他們創造了一種具有楚國鮮明地方特色的新詩體。這種新詩體就是“楚辭”。“楚辭”和《詩經》迥然不同，它不是集體的歌唱，而是個人的創作；不是現實主義的，而是浪漫主義的；不重自然的寫實，而重主觀的抒情；不是表現的北國風光，而是表現的南方景象；不是單一的比興，而是整體的象征；句式不是板滯的四言，而是靈動的雜言；篇章不是回環複遝的短章，而是結構宏大的巨製；風格不是自然質樸，而是弘博麗雅。對於楚辭鮮明的地方特色，宋代黃伯思在《校定楚辭序》中有經典的概括：“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見《宋文鑒》卷九十二）因為楚辭這種新詩體的代表作，乃是“逸響偉辭，卓絕一世”（魯迅《漢文學史綱要》）的《離騷》，故後人又稱其為“騷體詩”。在中國文學史上往往“風”“騷”並稱，以“風”來指代《詩經》，以“騷”來指代楚辭。考“楚辭”這一名稱，最早見於西漢武帝時期。司馬遷《史記·酷吏列傳·張湯傳》載：“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漢成帝時，劉向整理古文獻，把楚國人屈原、宋玉所創作的騷體詩和漢代人賈誼、淮南小山、東方朔、嚴忌、王褒、劉向等人所創作的擬騷詩彙編成集，共十六卷，定名為《楚辭》，從此，“楚辭”遂又成為一部詩歌總集的名稱。東漢安帝元初初年，王逸給劉向所編的《楚辭》作注，又加進他自己寫的一篇《九思》，而命名全書為《楚辭章句》，為十七卷。劉向編的十六卷本《楚辭》久已亡佚，隻有王逸的十七卷本《楚辭章句》流傳至今，這就是現存最古的《楚辭》注本。《楚辭》一書是中國文學的古老經典，在中國古代浩如煙海的曆史文獻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按照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文獻分類法，《楚辭》屬於“集部”，向來被稱為“集部之祖”。打開中國古代最大的叢書《四庫全書》，其中“集部”類的第一部書就是《楚辭》。故四庫館臣稱：“集部之目，《楚辭》最古。”①由於《楚辭》一書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研究楚辭的曆史綿延悠久，研究楚辭的論著汗牛充棟，並因此形成了一門專門的學問——楚辭學。
作為一種詩歌體式，楚辭源於“楚聲”“楚歌”。在春秋時代，楚國的音樂和民歌被稱為“南風”或“南音”。《左傳·成公九年》記載，楚人鍾儀在晉鼓琴而操“南音”，被譽為“樂操土風，不忘舊也”。戰國時楚國的地方樂曲如《涉江》《采菱》《勞商》《九辯》《九歌》《薤露》《陽春》《白雪》等曲目，還都可以從楚辭作品中看到。屈原的《涉江》《九歌》和宋玉的《九辯》，就是借舊題寫的新詩。屈原以前的楚地民歌，有劉向《說苑·善說》篇所載楚康王時代（前559—前545）翻譯的越族漁家姑娘唱的那首著名的情歌《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悅）君兮君不知！”稍後數十年，又出現了《孟子·離婁上》所引、傳為孔子所聞的《孺子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這兩首詩歌都使用語氣詞“兮”，與後來的楚辭的基本形式相同，乃是楚辭的先導。但這樣的民間小調猶如涓涓細流，倘若不被偉大的詩人屈原學習和采用，並創造出“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並能”（《文心雕龍·辨騷》）的《離騷》《九歌》《九章》《天問》等詩作，就不可能形成中國詩歌長河中騷體詩創作的狂潮，成就“一代之文學”。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屈原的出現，是中國詩壇一次輝煌的日出。
然而，這位天才的詩人一生卻大起大落、大喜大悲！讓我們穿越曆史的煙雲，去走近這位偉大的詩人，感受他那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生吧！
屈原，姓羋（mǐ），屈氏，名平，字原，與楚王同宗共祖。西漢東方朔在他的騷體詩《七諫·初放》中說：“平生於國兮，長於原野。”這裏的“國”即國都，指的是楚國的首都郢都。屈原《九章·哀郢》中也有“去故鄉而就遠”、“發郢都而去閭”、“去終古之所居”等詩句明確表明自己的故鄉是郢都。據詩人的自述和漢人的記載，我們可以斷定屈原乃郢都（今湖北省江陵縣紀南城）人②。據《離騷》“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可推定屈原生於楚宣王十七年（前353）正月二十三日③。
屈原所處的時代正是戰國中晚期。經過長期的兼並戰爭，春秋時代一百多個國家這時數量大大減少，當時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個諸侯國實力最強，出現了所謂“七雄爭峙”的局麵。“七雄”之中，楚國和秦國最為強大。秦國的版圖和財富雖不及楚國，軍事實力卻與楚國旗鼓相當，兩個國家都有統一中國的可能。張儀說：“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戰國策·楚策一》）蘇秦說：“從（縱）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戰國策·楚策一》）顯然，楚國如果堅持正確的軍事、外交路線，是可以抗衡秦國，統一天下的。然而，由於楚懷王和楚頃襄王父子處於不思革新圖強的舊貴族勢力的包圍之中，使楚國內政外交都處於被動地位。特別是在與秦的鬥爭中，楚國步步皆輸，頻頻失利。可見，屈原生活的時期正是楚國由盛轉衰的時期。
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屈原早年受到過良好的正規教育，“博聞強誌，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壯歲入仕，任楚懷王左徒，其職相當於副宰相兼外務大臣，“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對內主張舉賢授能，對外主張聯齊抗秦，一度深得楚懷王的信任。大家知道，楚國經過楚悼王時吳起的變法，經由楚肅王、楚宣王兩朝的經營和積累，到楚威王時已出現中興局麵，國勢達到了強大和繁榮的頂點。楚懷王前期，楚國的國勢仍很強盛。楚懷王十一年（前318），楚、韓、魏、趙、齊、燕六國合縱，共同攻打秦國，楚懷王還擔任了六國聯軍統帥。但秦師出兵函穀關後，六國聯軍隨即解體，都撤退回國。從此，楚國由強盛走向衰敗。
楚國的改革派和保守派的鬥爭亦異常激烈。當時上官大夫與屈原的行政級別相同，他非常嫉妒屈原的才能，為了爭得楚懷王的寵信，不斷在其麵前詆毀屈原。有一次，懷王叫屈原草擬改革朝政、整飭吏治、抑製豪強、肅除腐敗的憲令。這肯定會要影響舊貴族的既得利益，因而引起舊貴族的強烈反對。屈原起草了憲令還沒定稿，上官大夫就代表保守勢力要求修改其中有關條文，屈原不同意。上官大夫惱羞成怒，就向楚懷王進讒，說：“大王叫屈平草擬憲令，無人不知。每次憲令公布出來，屈平總要誇誇其談，說什麼‘除了我，誰也幹不了’。”剛愎自用、感情用事的懷王大怒，疏遠了屈原。關於這次“草憲”事件的經過和結果，屈原自己在《惜往日》中亦曾有過這樣的追憶：“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庬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其後，屈原擔任三閭大夫，掌管公族屈、景、昭三姓子弟的事務，負責宗廟祭祀和貴族子弟的教育。他在《離騷》中記述了自己為國培育人才的情況：“餘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屈原被疏遠後，痛心君王偏聽偏信，讓讒言諂媚蒙蔽了聖聽，奸邪歪曲妨害了公道，使端方正直的人不為世俗所容，因而憂愁深思創作了《離騷》。
楚懷王十六年（前313），秦惠王欲伐齊，因為齊國跟楚國存在合縱的親密關係，秦惠王有所顧忌。張儀獻離間齊、楚之計，秦惠王於是以免除張儀的丞相職務為幌子，叫張儀佯裝脫離秦國，用豐厚的財物作獻禮去事奉楚王，並誆騙懷王說：“楚國果真與齊國絕交，秦國願意獻出商、於之地六百裏。”懷王昏庸貪心，竟輕信間諜張儀的話，強行與齊國毀盟絕交。當他派人到秦國去辦理土地交割手續時，張儀卻耍賴說：“我說的是六裏，從來沒有說過什麼‘六百裏’。”懷王大怒，就倉促發兵攻打秦國。楚懷王十七年（前312）春天，楚軍和秦軍在丹陽交戰，楚軍大敗，士卒八萬被斬殺，屈□、逢侯醜等七十餘名將領被俘，漢中郡被侵占。楚懷王兵挫地削之後，稍有覺悟，召還屈原，派他出使齊國，以重修舊好。楚懷王十八年（前311），秦國表示願退還侵占的漢中郡之一半與楚求和。懷王說：“我寧肯不要土地，隻要得到張儀就心甘了。”狡猾而又無所畏懼的張儀自願單身闖入楚國。到楚國後，他用豐厚的財物賄賂了懷王的佞臣靳尚，又用花言巧語拉攏了懷王的寵姬鄭袖。懷王竟然聽信了鄭袖的話，又釋放了張儀。這時，屈原剛好出使齊國歸來，說：“何不殺張儀？”懷王才猛然醒悟，派人去追張儀，但已追趕不上了。
楚懷王二十四年（前305），楚國背叛齊國，而和秦國聯合，派人到秦國迎娶新婦。一向堅持聯齊抗秦的屈原因為進諫反對懷王背齊聯秦而被流放到漢北。屈原《九章·抽思》說：“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牉獨處此異域。”就是說的自己流放漢北的情況。這以後各國聯合攻楚，大敗楚軍，殺死楚大將唐眛。
懷王三十年（前300），秦國再次攻打楚國，攻占了楚國八座城鎮。此時屈原複被懷王起用，仍然堅持聯齊抗秦的主張。當時，秦昭王與楚有聯姻關係，要求與懷王見麵。懷王打算動身。屈原說：“秦是虎狼之國，不可信，還是不要去。”懷王的小兒子子蘭勸懷王去，說：“為什麼要斷絕跟秦國的良好關係呢？”懷王最終去了，一入武關，即被軟禁，並遭遇割讓土地的敲詐和威脅。懷王惱怒，不答應。國不可一日無主，經大臣緊急商議，遂立太子橫為王，是為楚頃襄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頃襄王二年（前297），懷王逃到趙國，趙國不收留，後又被追尋的秦軍發現，被帶回秦國，從此一病不起。頃襄王三年（前296），懷王客死於秦國，秦國將其屍體送回楚國安葬，“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史記·楚世家》）。屈原和許多楚國人因此抱怨子蘭勸懷王入秦，以致客死他鄉。令尹子蘭聽到這些議論，氣急敗壞，遂唆使上官大夫在頃襄王麵前誹謗屈原。頃襄王勃然大怒，就將屈原流放到江南。屈原由郢都出發，“上洞庭而下江”（《哀郢》），“乘舲船上沅”，“朝發枉陼”，“夕宿辰陽”，“入漵浦”（《涉江》），輾轉沅、湘一帶，年複一年，日複一日，備受痛苦煎熬、折磨，“被發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萬般無奈之下，屈原唯有以死來表達對楚國腐朽集團的強烈抗爭，遂於頃襄王十六年（前283）五月初五日，抱石自沉於汨羅江④。盡管屈原以死抗爭的行為對當時腐敗透頂、瀕臨覆滅的楚朝廷無濟於事，但屈原的形象和精神卻是高山仰止、千古生輝的。每年農曆五月初五，中國民間都有過端午、包粽子、賽龍舟的習俗，這本來都與屈原無涉，但因為這天剛好是屈原的忌日，後來就變成了紀念屈原的傳統節日和民俗，由此可見人民對屈原的敬仰和懷念。
屈原這人，詩人氣質很重，多愁善感，富於激情，既清醒理智，又感性迷狂。他的生活、為人，都是詩化的。他愛穿奇裝異服，服飾新潮、前衛，年既老而不衰。他製芰荷以為衣，集芙蓉以為裳，頭戴著高高的帽子，耳綴著亮亮的明珠，身佩著長長的寶劍，腰係著馥鬱的香囊，“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離騷》），遍體鮮豔，華美芬芳，走起路來還有佩玉叮當作響。他“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離騷》），“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爢以為粻”（《離騷》），“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遠遊》），“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遠遊》），“搗木蘭以矯蕙兮，□申椒以為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為糗芳”（《惜誦》），“吸湛露之浮源兮，漱凝霜之雰雰”（《悲回風》），“登昆侖兮食玉英”（《涉江》），飲清露，含朝霞，吃花粉，食玉英，不食人間煙火，儼然雲外神仙。飲食芳潔，十分講究。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離騷》）所服（服飾和服食）都與世俗之人不一樣。他還上天下地，溝通天人，時而飛行天上，時而馳騁人間，能向遠古的神女表白感情，能請上古的神巫占卜降神。這一切當然都是象征，是隱喻，並非寫實，是以服飾和服食的芳潔來表明自己品性的高潔，用上天下地來表現自己的苦苦求索，用追求神女來象征追求明君，用占卜降神來表現自己內心中的矛盾衝突。但這樣的奇思幻想竟出自一位曾擔任左徒的高官筆下，卻實在令人拍案叫絕、歎為觀止！要知道他在位時每天一定都有繁重瑣碎的政務，周圍又有那麼多的奸佞小人影響心情，然而他仍然有天真孩童般的滿腦子奇想，花季少女般的一係列追求，這是多麼難得的靈性和詩情啊！
屈原是個完美主義者，理想主義者，而現實卻又偏偏太黑暗，太殘酷。他所處的時代，楚國統治集團已腐敗到了極點。信讒棄賢是當時政治腐敗的重要標誌。“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離騷》）“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卜居》）政府官員不依法辦事，為所欲為，是當時政治腐敗的另一重要表現。“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離騷》）不注意道德修養，生活糜爛，道德敗壞，是當時貴族個人生活作風腐敗的反映。“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離騷》）官員們欲壑難填、貪得無厭，是當時經濟腐敗的突出表現。“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離騷》）麵對楚國腐敗的黑暗現實和國勢陵遲的危險局麵，屈原經常長籲短歎，淚流千行，憂心如焚，苦不堪言。他在詩篇中一再將曆朝曆代的明君與昏君、清官與貪官對比進行描寫：“昔三後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離騷》）“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後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離騷》）通過這一係列的對比，以揭示“為官清，其政興；為官貪，其政衰”的興衰成敗規律，為楚王提供曆史借鏡，其用心可謂良苦！針對楚國腐敗的社會現實，屈原高唱：“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離騷》）主張舉賢授能，將德才兼備的人選拔來掌權；修明法度，將國家的治理納入法治軌道。他堅持真理、充滿理想，“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離騷》）以改革圖強為己任，上下求索，表現出英勇的獻身精神。盡管遭受無數挫折和打擊，然而，屈原忠於祖國、熱愛祖國的情懷至死不渝。“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仆夫悲餘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離騷》）詩人熾熱的愛國之情感人肺腑。他愛美時像個少女，而鬥爭起來卻是一位真正的偉男。“草憲”風波鬧得那麼大，就在於他出台的憲令包含有懲貪肅腐的重大主題，準備掀起一場“廉政風暴”，要和腐朽勢力作殊死的鬥爭，因而觸犯了特權階層的既得利益，所以屈原受到奸佞的誹謗，遭楚王的流放。“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但屈原“董道不豫”，堅持與楚國腐朽勢力鬥爭到底！在正義與邪惡的較量、生與死的考驗中，他無所畏懼，視死如歸。他不諱言死，亦不怕死。“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餘心之可懲？”“寧溘死以流亡兮，餘不忍為此態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阽餘身而危死兮，覽餘初其猶未悔。”“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鹹之所居！”（以上《離騷》）“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懷沙》）“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惜往日》）“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為此之常愁。”（《悲回風》）“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漁父》）他以死明誌，多次表明他甘願為反抗黑暗、追求理想而獻身！雖然屈原也知道：“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悲回風》）但現實太黑暗了，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他隻能以死抗爭，此外別無選擇！屈原之所以選擇水死，是有象征意義的，就是為了表明自己清白，表明自己和腐朽勢力勢不兩立！赤條條地來，赤條條地去，葬身魚腹之中，多麼清白，多麼幹淨！即使帶有塵世的汙垢，也被清清的江水洗刷得幹幹淨淨！總之，屈原舉賢授能、修明法度的美政理想，忠於祖國、至死不渝的愛國熱情，堅持真理、勇於求索的獻身精神，代表著曆史的進步要求，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脊梁，千百年來哺育和激勵了無數的誌士仁人和進步作家！“屈原精神”已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代表，是永遠值得我們驕傲的“民族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