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後，社會主義力量大大增強，不僅社會主義的蘇聯迅速地醫治了戰爭創傷，獲得了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而且歐洲的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波蘭、羅馬尼亞、德國東部也先後建立了人民民主國家，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由於斯大林（1879—1953）和聯共（布）錯誤地把蘇聯在特定曆史條件下所建立起來的政治經濟體製看成是普遍適用的社會主義基本製度，同時，出於在兩大陣營尖銳對峙的條件下加強對東歐國家控製的需要，要求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照搬蘇聯模式，因而在戰後初期，傳統的蘇聯模式得到了強化和推廣。
50年代以來，蘇東許多國家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逐步認識到蘇聯模式的缺陷和弊病，先後著手進行改革，也取得了相應的成績；但因為理論認識的偏差、政策的失誤及外力的幹擾，這些改革時斷時續，時進時退，蘇東多數國家沒能突破原有模式的框框，存在著許多問題。
80年代中後期，在嚴峻的國內外形勢下，一些國家仍不思改革，僵化保守；多數國家改革重新起步，但指導思想錯誤，方針政策失當，章法紊亂，逐漸步入歧途，這一切使改革陷於困境，加上國內外反社會主義勢力的推波助瀾，最終導致蘇東社會長期積累下來的各種社會矛盾的總爆發，進而斷送了社會主義事業，造成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上最大的一次挫折，留下了極其慘痛的教訓。
第一節 戰後蘇聯國民經濟的恢複、發展和體製改革
一、戰後初期國民經濟的恢複
衛國戰爭期間，蘇聯遭受到巨大損失。全國有2000多萬人喪生，1700多座城鎮遭洗劫，3萬多工業企業和9萬多集體農莊受到破壞。物資方麵的損失總量達26，000億盧布，相當於戰前14個年度的預算。工業生產的許多指標降到30年代初期水平。1945年農業總產量比戰前減少40%。
為盡快恢複被戰爭破壞的國民經濟，1945年8月，聯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員會責成國家計劃委員會著手製訂第四個五年計劃（1946—1950年）。1946年3月，蘇聯最高蘇維埃批準了這個計劃。四?五計劃的基本任務是：“重新建設國家的受害地區，把工業和農業恢複到戰前水平，然後再大大超過這個水平。”
在蘇共和全體人民的艱苦努力下，第四個五年計劃中工業方麵的任務隻用4年零3個月便於1950年初提前完成。1950年工業總產值超過戰前1940年水平的73%，這期間，恢複、新建並投入生產的大型工業企業有6，200個，幾乎等於頭兩個五年計劃建成的工業企業的總和。1950年農業總產值也達到戰前1940年水平的99%，基本上恢複到戰前水平。四?五計劃期間，蘇聯科學技術也有較大發展。1949年9月，蘇聯製成了第一顆原子彈，從而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並把原子能用於和平目的，在全世界最先開始建設5000瓩功率的工業原子能發電站。
戰後第四個五年計劃的順利完成，使蘇聯較快恢複了國民經濟，基本治愈了戰爭的創傷，日益發展成一個強大的工業化國家。1950年，蘇聯工業總產值已占世界的12.6%。
然而，戰後蘇聯仍然堅持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的那套過分集權的政治經濟模式。這種體製當然在短期內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在實現某種重要目標方麵曾取得過令人驚異的效果，但隨著國民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它的弊病和消極後果也更加明顯。
50年代初同前二十幾年相比，盡管蘇聯生產的發展速度已呈現出下降的趨勢，但速度還是相當高的。問題是效率低和浪費驚人，中央計劃常常既不能準確反映又不能適應空前龐大和複雜的工業生產的要求，造成生產和需求脫節。中央集中著幾乎所有的權力，使企業完全處於無權狀態。管理機構臃腫重疊，管理程序複雜繁瑣，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文牘主義盛行。蘇共出於備戰和軍備競賽的需要，長期執行全麵發展重工業的方針，蘇聯國民經濟結構畸型，農業發展嚴重滯後，1950年同1913年相比，工業總產值增長12倍，其中生產資料增長26倍，而農業總產值隻增加40%。50年代初，又出現了農業生產發展速度下降的趨勢。1953年的糧食產量為8250萬噸，甚至低於1913年的水平（8600萬噸），農業的落後狀態嚴重影響著工業以及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經濟領域中的這些弊端同政治生活中對斯大林登峰造極的個人崇拜、民主集中製和社會主義法製遭到踐踏、破壞以及思想理論僵化、教條主義結合在一起，在相當程度上阻礙了蘇聯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
斯大林本人不僅沒有看到高度集權本身所固有的嚴重缺陷和弊端，反而因為國民經濟的迅速恢複而盲目樂觀。當時作出的結論是，“蘇維埃的社會製度和國家製度不僅是在和平建設年代組織我國經濟和文化高潮的最好形式，而且是在戰時動員人民一切力量打退敵人的最好形式。”戰後初期，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國家計委主席、經濟學家沃茲涅辛斯基等人曾提出利用經濟杠杆和價值規律以及在農村推行“小組承包製”等一些經濟改革思想，但都遭到斯大林的嚴厲批判和鎮壓。
1952年，斯大林發表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這是蘇聯30多年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經驗總結。書中肯定了在社會主義製度下，存在著客觀經濟規律，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經濟規律是“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①（①《斯大林選集》下卷第569頁。）肯定了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不能把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混為一談，肯定了社會主義社會裏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仍然有矛盾，改變了30年代他提出的二者“完全適合”的觀點。這是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一個進步。但斯大林在提出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生產和經濟規律時又認為存在商品生產的原因是存在著兩種社會主義所有製形式，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價值規律隻在商品生產領域起作用；在提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仍然存在矛盾時，又強調生產關係總是落後於生產力的發展。這本書在50—60年代對社會主義各國產生了很大影響。它沒有也不可能改變蘇聯體製和理論的僵化狀態。
二、赫魯曉夫的改革嚐試
1953年3月5日，蘇共中央總書記、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斯大林逝世。蘇聯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曆史上深鐫著斯大林印記的長達30年的曆史時期由此結束。斯大林逝世之後，黨和國家麵臨著一係列的矛盾和問題：個人迷信的盛行，民主集中製的破壞，造成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極不正常；黨政機關、幹部隊伍中官僚主義、特權思想、違法亂紀、貪汙腐化十分嚴重；30年代開始的大清洗遺留下來大量的冤假錯案；經濟上消費工業品和農業生產嚴重落後等等。1953年9月，赫魯曉夫（1894—1971）當選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1958年起又兼任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在任期間，對蘇聯的內外政策都作了重大調整，對原政治經濟體製進行了一係列的變革。
為解決期大林時代遺留下來的矛盾和問題，蘇共新領導首先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進行批判。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召開，赫魯曉夫在會議閉幕當天，作了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把反對個人崇拜的鬥爭推向高潮。秘密報告通過大量的曆史材料，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的一些嚴重錯誤，如濫用權力，獨斷專行，違反黨的集體領導原則；破壞蘇維埃法製，在肅反運動中搞擴大化，造成大批冤假錯案；對德國法西斯發動戰爭缺乏必要的警惕，致使蘇軍在戰爭初期嚴重失利；違背列寧的民族政策，強行把一些少數民族從原來的聚居區遷走；脫離群眾，不了解農村情況，在農業發展中實行錯誤的政策；隨心所欲地處理國際關係，導致蘇聯與南斯拉夫關係的破裂，等等。報告分析了斯大林犯錯誤的主觀原因，提出了從理論上和實踐上肅清個人崇拜的措施。
盡管蘇共二十大在批判斯大林錯誤的方式方法上有失穩妥，但蘇共中央對斯大林錯誤的係統揭露本身，已打破了神秘主義，活躍了政治氣氛，開始了社會主義思想發展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曆史上一次大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運動。這不僅有利於蘇聯進行政治經濟體製改革，也有利於各國共產黨人擺脫蘇聯模式的羈絆，探索合乎本國實際的社會主義道路。
赫魯曉夫執政後，對外政策上也有很大調整和變化。他提出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總路線，采取同西方緩和關係的步驟；承認各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多樣化，主動改善蘇南關係，引起較大反響。這為蘇聯的改革創造了較適宜的國際環境。但赫魯曉夫謀求蘇美合作，主宰世界，要求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外交活動納入蘇聯外交戰略的軌道，沒有擺脫大國主義、大黨主義，後期也造成同中國關係惡化等消極結果。
斯大林逝世後蘇聯社會思想、內外環境的變化，順理成章地把變革過分集權的政治經濟體製的任務提上了日程。適應這種需要，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中央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對政治經濟體製的各個方麵進行了改革。這些改革持續時間長，牽涉麵廣，各種措施收效也不盡相同。
赫魯曉夫時期政治體製改革的主要內容有：
第一，平反冤假錯案，健全社會主義法製。
1954年，赫魯曉夫下令成立了調查斯大林大清洗運動情況的蘇共中央主席團調查委員會，決定審查所涉及到的所有政治犯案件。其後10年中約有2000多萬人恢複了名譽，包括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和沃茲涅辛斯基等一些有影響的人物。對迫害少數民族的問題也作出一些處理。1957年1月，蘇共正式宣布為巴爾卡人、卡爾梅克人、車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耶夫人平反，準許他們遷回北高加索地區，恢複了民族自治州，還為被整肅的大批少數民族幹部恢複了名譽。
鑒於斯大林時期的司法機構形同虛設，內務部淩駕於黨和政府機關之上、成為個別領導人手中的政治工具的狀況，為加強社會主義法製，赫魯曉夫執政後不久，就整頓國家安全機關，把內務部劃分為國家安全委員會（即“克格勃”）和內務部，使內務部的權力大大縮小。
1960年1月，又撤銷了內務部，將其職權轉交給各加盟共和國內務部。1962年以後，地方內務部又相繼改名為“社會治安部”和“社會治安局”。與此同時，還逐步修改和製訂了一係列法律法令，恢複檢察機關的職權，擴大地方法院的權力，並把某些司法職能移交給社會團體。
第二，改革黨的領導和組織體製。
赫魯曉夫執政前期，蘇共中央在批判個人崇拜的同時，開始強調集體領導原則。在許多年間，蘇共中央主席團實行集體領導，同時，恢複了定期召開黨代表大會和黨中央全會的製度和做法，加強了中央委員會的地位。此外，還實行了黨政最高領導職務的分任製。這些措施使黨內民主有所擴大。赫魯曉夫1958年兼任部長會議主席，隨著政治環境的改善和他本人在黨內地位的確定，重新搞起了個人專權，違背了自己早先提出的改革原則。
1962年11月，蘇共中央全會通過了《關於發展蘇聯經濟和改組黨對國民經濟的領導的決議》，對黨的組織領導和機構進行重大的改組，把州和邊疆區的黨委及其下屬各級組織劃分為工業黨組織和農業黨組織兩個獨立係統。赫魯曉夫本想解決黨對經濟工作的專業化領導問題，但這種做法，不僅破壞了黨的統一領導，而且加劇了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狀況，使機構更為複雜，更為臃腫，並增加了生產管理上的混亂。
第三，改革幹部製度，廢除領導職務終身製。
赫魯曉夫當政期間，蘇聯大力推進幹部隊伍知識化、專業化，大膽提拔年輕幹部，使幹部隊伍結構起了很大變化，對蘇聯改革與發展起了積極作用。赫魯曉夫在改革幹部結構的同時，還對黨的幹部任期製度實行了改革。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新黨綱和新黨章，第一次具體規定了幹部任期年限和黨的各級領導幹部更換比例：領導幹部一般最多隻能連任三屆。在每次例行選舉的時候，蘇共中央委員會及主席團的成員至少更換1/4，加盟共和國黨中央成員至少更換1/3，專區委、市委、區委、基層黨組織成員至少更換一半。赫魯曉夫提出的幹部更新製度，意在廢止蘇聯實際存在的領導職務終身製，有利於幹部隊伍年輕化，有利於防止權力長期集中於個別領導者手中的現象。但這一製度在實際執行中遇到了困難。由於彎子轉得太急，大範圍地觸犯了既得利益集團，因而遭到各級領導幹部的普遍反對，成為導致赫魯曉夫下台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經濟上，赫魯曉夫上台後首先抓了農業。由於農業是蘇聯國民經濟最落後的部門，赫氏以最大精力關注農業改革和發展，如改組農業管理機構，擴大農場農莊自主權；改革農產品采購製度，提高農產品價格，鼓勵和扶植發展家庭副業；開墾荒地，大種玉米，大力提高農作物產量。赫魯曉夫所采取的這些改革措施，對發展農業產生了積極影響，1958年以前蘇聯農業出現了不斷增長的趨勢。但1958年農業大豐收以後，赫魯曉夫錯誤地認為農業問題已解決，盲目樂觀，急於過渡，改變了行之有效的政策，挫傷了農民生產積極性。1959年到60年代初期，農業又出現了停滯，甚至呈下降趨勢。1963年的嚴重旱情，加深了糧食不足的困境，這使赫魯曉夫重新恢複戰後已經取消了的定量配給製，並拿出大量的外彙和資金儲蓄，向西方國家購買糧食和各種罐頭食品。農業危機，使赫魯曉夫威望驟降。
在農業方麵進行改革探索的同時，赫魯曉夫在城市經濟方麵主要進行了工業管理體製改革。1954—1956年，蘇聯各部和主管部門撤銷了一半以上的處、司、局和總管理局，精簡了75萬各級行政管理人員，下放了15，000多個企業，國家指令性指標減少70%左右，擴大了企業在計劃、財務、勞動工資等方麵的自主權。1957年蘇共中央二月全會又正式通過了關於進一步改進工業和建築業管理組織的決議，決定把工業和建築業的領導重心從中央移到地方，部門管理改為按地區管理，建立經濟行政區，成立國民經濟委員會。這次改組擴大了加盟共和國和地方的權限，克服了部門本位主義，但卻帶來了地方本位主義和分散主義。為了扭轉改組引起的經濟混亂局麵，赫魯曉夫采取了各種應急補救措施，重新加強了中央對工業的集中管理，但收效不大。改組後，工業增長速度明顯下降，沒有解決反而加劇了機構重迭的狀況。改革沒有成功。
1957年的工業建築業管理體製改組失敗後，蘇共領導人和蘇聯理論界認識到，單純調整管理機構，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舊有經濟體製與生產力發展要求之間的矛盾，從而開始了對於經濟改革的重新探索。1961年10月，蘇共二十二大提出了新的改革思路和方向：擴大企業權限，加強經濟刺激，充分利用各種經濟杠杆，加強經濟核算。1962年9月9日，《真理報》刊登了哈爾科夫工程經濟學院教授利別爾曼撰寫的題為《計劃?利潤?獎金》的文章。文章提出改進計劃管理體製和企業工作評價製度的建議，提出國家隻需向企業下達產量品種和交貨期限計劃，其他計劃由企業自行編製，主張按贏利率高低來評價和獎勵企業。用這種利潤刺激的辦法來代替繁瑣的行政監督，用利潤把國家和企業連結起來。利別爾曼的建議得到赫魯曉夫的讚賞和支持。根據赫魯曉夫的指示，蘇聯報刊及有關部門圍繞利別爾曼的建議展開了廣泛討論，與此同時，在烏克蘭、列寧格勒、莫斯科等地的80多個企業引進利別爾曼建議的試驗。利別爾曼建議及其討論，打破了斯大林時期形成的蘇聯經濟理論界一潭死水的局麵，使蘇聯經濟理論研究和發展出現轉機，為蘇聯1965年的新經濟體製改革確定了基調。這次討論的影響還越出了蘇聯的國界，對東歐60年代的經濟改革起了重要的發軔作用。利別爾曼建議的大討論沒有提出計劃和市場的關係問題，沒有深一步觸及到個人與企業的利益關係問題，也沒有涉及人民群眾參與企業和管理等問題。
為了提供社會改革的理論依據，在蘇聯社會發展階段問題上，赫魯曉夫提出了“全麵建設共產主義”的理論。1959年蘇共二十一大上，赫魯曉夫正式宣布社會主義在蘇聯已取得完全徹底的勝利，蘇聯已進入“全麵展開共產主義建設的時期”。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上，赫魯曉夫進一步全麵提出和係統闡發了全麵建設共產主義的理論。這個理論認為社會主義是個較短暫的階段，實現社會主義改造就標誌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便是直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開始。蘇聯已進入建立共產主義社會時期。全麵建設共產主義理論的基本目標，是20年內在蘇聯基本上建成共產主義社會。
作為“全麵建設共產主義”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赫魯曉夫在黨和國家的理論問題上提出了“全民黨”和“全民國家”的觀點。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蘇共綱領宣稱：“無產階級專政在蘇聯已經不再是必要的了。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產生的國家，在新的階段即現階段上已變為全民的國家”；“由於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由於蘇維埃社會一致的加強，工人階級的共產黨已經變成蘇聯人民的先鋒隊，成了全體人民的黨”。赫魯曉夫強調國家和黨的性質的變化，其目的是服務於20年內“基本上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總方針。
赫魯曉夫“全麵建設共產主義”的理論嚴重脫離了蘇聯社會發展的實際水平，“左”傾冒進，把蘇共自30年代以後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一貫思想推向了極端，它對於蘇聯社會改革和發展的影響是十分消極的。
赫魯曉夫執政時期的政治經濟體製改革是從理論到實踐對斯大林模式的一次衝擊，有一定的開拓意義。它突破斯大林模式不可改變的框框，掙脫了斯大林某些教條的束縛，破除了不少清規戒律。改革把蘇聯社會推進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從1953年到1964年，蘇聯的農業總產值增長了70%，工業總產值增長了1.8倍。蘇聯國力日增，逐漸發展成為世界經濟——軍事強國。改革還使國際共運中獨立自主趨勢增強，推動了各國共產主義政黨探索走向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不同道路。
但赫魯曉夫對斯大林模式總的說來是繼承多於批判，改革具有明顯的不徹底性和矛盾性。改革的前期效果好些，後期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和主觀隨意性，問題和毛病較多，具體表現就是改革左右搖擺，前後矛盾，先放後收，虎頭蛇尾，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當然，對於赫魯曉夫的改革必須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赫魯曉夫的各項改革中，有的是方向正確，措施較得當，並能堅持下去的（如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增加農業投資）；有的是開始正確，後來倒退（如對家庭副業由鼓勵到限製，對領導體製由強調集體領導到實行個人專權）；有的是方向正確，但措施失當（如幹部更新製度）；有的是有某些合理因素，但走向極端，導致失敗（如工業、建築業管理體製的改組）；有的方向不對，措施不當（如劃分工業黨、農業黨）；有的則是方向正確，但來不及實施（如在利別爾曼建議的大討論和試驗的基礎上進行新的改革）。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台，標誌著他的改革嚐試最終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