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是世界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人不僅在社會主義革命方麵走上了自己的道路，而且在社會主義建設上也進行了巨大的和艱苦的探索。在建國初期，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曾取得巨大成就。在50—60年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既有發展也有挫折。在這一時期誕生和蔓延的“左”傾思潮，使中國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走了彎路，並留下了沉重的教訓。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了這一探索的新裏程。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以鄧小平同誌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終於找到了一條正確的道路，並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它是中國共產黨人對如何在一個落後的東方大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所作出的回答，對世界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都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節 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和“文化大革命”的沉重教訓
一、建國初期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為了維護民族獨立和實現民族富強，為了建設社會主義製度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探索，這30年，是社會主義在世界的東方生根發芽的過程，也是社會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這個落後的東方大國的社會經濟發展逐步磨合的過程。正是這30年的艱苦奮鬥，為日後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同時，也正是這30年的成功與挫折為今天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建設提供了豐富的思想素材。從這個意義上說，正確認識與評價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30年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走向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未來的一個邏輯起點。
建國後30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1949—1956年的國民經濟恢複和社會主義改造階段，1956—1966年的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階段和1966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階段。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自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在列強紛爭的世界中，爭取民族獨立和在一個封閉落後的封建和半封建社會中探尋自身發展的艱苦鬥爭的一個初步成果，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本身也向世人證明，隻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然而，要真正實現中華民族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麵的發展，使之躋身於世界民族之林，是曆史向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又一項嚴峻的挑戰。事實證明，要實現這一任務，需要與戰勝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力量同樣甚至更多的勇氣、毅力和艱難的探索。
1949年的中國共產黨人麵臨的是一個滿目瘡痍的舊中國。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比起西方各發達國家大約要落後100年左右。據1933年的統計，當時全國的工廠不到3000家，每年的鋼產量隻有2.5萬噸。當年全國工業產品的總產量中，近90%的產品是依靠農業、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生產的，機器生產的產品隻有10%。隨後持續不斷的戰爭又使本來就十分落後的國民經濟遭受嚴重打擊，到1949年時，國民經濟中近代工業的成分隻占17%，年產生鐵24.3萬噸，鋼18萬噸，煤3098萬噸和棉布3018萬米，而在這一薄弱的近代工業、交通運輸業當中，官僚資本就壟斷了其固定資產的80%，壟斷了鋼產量的90%、煤產量的33%、發電量的60%、全部石油和有色金屬工業以及相當部分的輕工業、銀行和商業部門。在農村，占農村人口10%的地主、富農占有了土地的70—80%，而占人口90%的貧雇農和中農隻占有土地的20—30%。這樣一種嚴重不平等的封建土地製度造成了廣大農村的貧窮與落後，也嚴重阻礙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
因而，新中國建立以後一個首要的任務就是鏟除帝國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實現國民經濟的獨立並建立以國營經濟為主的工業經濟體係，同時在農村通過全麵的土地改革，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土地製度，對於民族工商業則隻進行合理的調整，使之能夠在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前提下得到繁榮與發展。上述措施實際上就是在新中國建立之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的三大經濟綱領的實施。①（①《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1149頁。）
新製度極大地煥發了全國人民的積極性與愛國熱情，盡管建國後不久即爆發了抗美援朝的戰爭，但中國的國民經濟還是取得了較快的恢複和發展。到1952年，全國的鋼產量為134.9萬噸，鐵192.9萬噸，煤6649萬噸，發電量72.5億度，棉布產量為38.3億米，全國工業總產值為39.9億元，工業和農業生產都已經超過了舊中國的最高水平。從1949—1952年，全國城市工人的平均工資提高了70%左右，農民的收入也增加了30%以上，人民生活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
在國民經濟得到基本恢複的基礎上，為了進一步鞏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實現國民經濟較快的增長，中共中央於1952年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即要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一總路線也就是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根據社會主義原則對整個國民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路線。據此，國家通過合作社和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對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了合作化的改造，後來又對之進行了贖買，而在農村，則通過建立互助組與合作社實現了農業的集體化。到1956年底，全國已建立農業合作社756萬個，入社農戶占總農戶的96.3%，與此同時，手工業與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合作化與集體化也基本完成，因而基本實現了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
社會主義改造的時期同時也是新中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從總體上看，這兩個過程是互相促進、有機統一的。在這5年中，全國共完成基本建設投資550億元，新增固定資產460億元，相當於1952年底全國固定資產總值的1.9倍。全國工農業總產值的年平均增長率達10.9%，其中工業為18%，農業達45%。交通運輸業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1957年全國鐵路通車裏程為29900公裏，比1925年增加22%，公路通車裏程達250000公裏，是1952年的兩倍。與此同時，新中國還建立了一些過去所沒有的工業部門，如飛機和汽車製造業、重型和精密儀器製造業以及發電、冶金和礦山設備製造業等等。在國民經濟總體增長的基礎上，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進一步的提高，5年中全民所有製職工工資平均實際增長率為30.5%，農民收入增長近30%，居民消費水平提高22.9%。教育、科學、文化、體育、衛生等各項事業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整個社會的精神風貌也煥然一新，舊社會的各種腐朽現象以及諸多的惡性流行病得到了根除。總之，“一?五”計劃期間的社會經濟發展成就在中國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創造，它充分顯示了社會主義製度的生命力與創造性。這5年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史上的第一個“黃金時代”。
但是，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時，在黨和國家的許多領導人的頭腦中產生了一種“冒進”的思想，這種思想的本質就是試圖通過越來越快的社會政治改造來不斷加速經濟的發展。以社會主義改造而言，本來設想18年才能完成的過程在不到5年的時間內就匆匆結束了，這就遠遠超出了生產力發展水平提供的實際可能性。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重新在農村推行聯產承包責任製，提出允許國民經濟中多種所有製形式並存，這本身就是經過“冒進”的失敗之後又回到了現實的基礎之上。這種在50年代中期產生的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冒進”思潮對日後的經濟建設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成為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思想根源，而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在這種思潮與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之間的搖擺，也就構成了改革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跌宕發展和黨內一係列政治鬥爭的基本因素。
二、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與挫折及“左”傾思潮的產生
在順利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礎之上，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宣布：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剝削階級已經基本消滅，社會主義製度已經全麵確立起來，中國由此進入了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新階段。應該說，八大雖然在宣布社會主義過渡已經完成的問題上過於匆忙，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標準問題上也沿用了斯大林的思想——工業化與集體化，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了社會主義建設自身的生產力標準，為以後“左”的思想的發展留下了可能性，但八大對於社會主義建設中若幹問題的認識還是基本正確，基本上符合事實的，對於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提出的一些新的指導方針也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它們包括以下幾個方麵的內容：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上，八大指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階級鬥爭，而是“人民對於建設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①（①《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第810頁。），因而，全黨的工作重心，就是發展生產力，“把一個落後的農業的中國改變成一個先進的工業化的中國”②（②同上，第9頁。）。在經濟建設方麵，八大確定了既反對保守、又反對冒進的綜合平衡、穩步發展的方針；在經濟體製方麵，針對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仿照蘇聯模式形成了過分集中的管理體製的問題，八大提出要擴大地方與企業的權限，在所有製、生產和流通領域實行“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政策；此外，八大還針對社會主義民主建設、思想文化建設、黨內民主建設和反對個人崇拜等問題上提出了一係列正確的指導方針。
八大本來為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確立了一條較為實事求是的指導路線，但隨後出現的一些問題卻使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思想偏離了正確方向。在政治上，對於1956年波匈事件不盡實事求是的認識以及1957年初中國共產黨整風運動中少數人對黨的攻擊都使毛澤東改變了原先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問題的估計，從而使反右鬥爭擴大化。到1958年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③（③《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75頁。）1959年，毛澤東又錯誤地發動了所謂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毛澤東並且認為：“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生死鬥爭的繼續。”①（①《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第301頁。）就在廬山召開的中央八屆八中全會上，又把“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確定為黨的首要任務。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對社會主義時期階級矛盾的問題進行了係統的表述：“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曆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曆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②（②《人民日報》1962年9月29日。）在此之後，在“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等等錯誤口號下，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愈演愈烈，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生。
中國共產黨內部“左”傾思想的發展除了其自身的根源即尚未深刻認識到社會主義的本質任務之外，與當時的國際環境，尤其是中蘇的矛盾和衝突是密切相關的。對於赫魯曉夫的“非斯大林化”及其隨後在國際國內提出的一些觀點，中共認為是走上了修正主義的道路。赫魯曉夫時代的中蘇矛盾與衝突不僅僅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問題，而且又與兩個國家之間控製與反控製的鬥爭纏繞在一起，這就使中國人不僅要在思想上，而且也要在實踐上與蘇聯拉開距離，並通過實踐證明自己的正確性。1957年11月，毛澤東明確肯定了《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篇提出“大躍進”口號的社論；次年5月中共中央又提出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並掀起了全國範圍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
“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運動是嚴重違背經濟規律，試圖人為促進社會經濟進步的反常現象，也是對社會主義的小農式理解的反映。在這個過程中，由於中央的壓力與地方的盲動，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到處泛濫。農業中放“高產衛星”，工業中的“大煉鋼鐵”，以及以“一大二公”為指導思想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嚴重地破壞了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加上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和蘇聯停止對中國的援助並索要外債，中國的國民經濟在1959—1961年發生了嚴重的困難。嚴酷的現實迫使人們從冒進中冷靜下來。
1960年冬，中共中央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左”的錯誤，並且提出了國民經濟中“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次年初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進一步號召全黨發揚實事求是的傳統，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以克服工作中主觀盲動的錯誤。1962年，為總結前幾年工作中的經驗教訓，中共中央又召開了“七千人大會”。會議認為，以往工作中出現的錯誤，其原因在於缺乏經濟建設的經驗，也在於黨內一些領導同誌不夠謙虛謹慎、不夠實事求是，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民主集中製的原則。會議提倡“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許多領導人就工作中的錯誤進行了批評和自我批評。
“七千人大會”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史上的又一個轉折點，此後，根據八字方針，國民經濟嚴重比例失調的狀況開始好轉。經過此後幾年間紮實的經濟工作，挽回了“大躍進”造成的損失，在國民經濟建設方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據統計，到1965年，全國固定資產達1040億元，比1957年增長2倍，同期工業總產值增長了1倍，其中鋼產量增加1.28倍，煤炭增加2.77倍，發電量增加2.5倍，原油增加6.75倍，綿紗增加0.54倍，等等，交通、能源等行業也有較快的增長，一係列新興產業部門繼續湧現，在這一段時間內，中國出現了電子工業、原子能工業和導彈工業，製造了萬噸水壓機，還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彈。工業布局逐步改善，國民經濟體係漸趨完整。在農業方麵，由於對八字方針的貫徹，農民的積極性重新被調動起來，農業生產改變了1962年以前的3年連續下降的狀況開始回升。到1965年，糧食產量達到3891億斤，棉花產量達4195萬擔，原定的各項調整任務順利完成。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我們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在這個期間建設起來的；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麵的骨幹力量和他們的工作經驗，大部分也是在這個時期培養和積累起來的。”
三、“文化大革命”的災難及其沉重教訓
然而，這種國民經濟發展的良好勢頭再次被打斷，從1966年起，中國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持續動蕩的10年，國家正常的政治經濟生活被打亂，許多人受到打擊和迫害，國民經濟建設受到了嚴重的幹擾，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再次遭到了嚴重的挫折。
“文化大革命”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一次複雜的社會政治現象，它是毛澤東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動力、根本任務以及這一建設過程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的錯誤的認識的結果，也是被少數陰謀家所利用並操縱從而規模不斷擴大的政治運動。
“文化大革命”是50年代後期黨內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傾向不斷發展的結果。毛澤東在1962年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曾提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的觀點，但由於當時黨的主要任務是調整國民經濟，所以這一觀點並未產生全局性的影響。但在此之後，毛澤東一直認為黨內存在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1963年9月，中央工作會議通過的《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提出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1964年，毛澤東又指責全國文聯和下屬各協會：“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群眾，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①（①轉引自《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第330頁。）該年10月，中央《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鬥爭問題的指示》中提出：凡是被敵人操縱或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被蛻化變質分子把持了領導權的地方，都必須進行鬥爭。年底，毛澤東又明確提出了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概念，這樣，一場大規模的黨內鬥爭的理論準備基本完成了。
“文化大革命”的概念來自於1965年發起的文化革命運動。該年7月在中央直接領導下，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次年5月，該機構被撤銷，並且重新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由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康生等人組成。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公布了毛澤東主持修改的《五?一六通知》。該《通知》對黨內和國內形勢作出了錯誤的估計，認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不僅篡奪了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和出版界的領導權，並且滲透到黨政軍各個部門，他們“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因而，“文化大革命”的任務，就是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毛澤東認為這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一場政治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這些理論，後來被概括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它包括以下的基本內容：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統一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在這個階段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本質上依然是奪取政權的問題；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必然會反映到黨內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最重要的方式就是開展自下而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鬥私批修”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等等。①（①參見《人民日報》1967年11月6日。）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從主觀上說，是因為他認為資本主義已經在蘇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複辟，這表明了無產階級專政下階級鬥爭的現實性。如何防止蘇聯的“複辟”在中國重現，是毛澤東經常思考的一個重大問題。而“文化大革命”這種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的形式使他認為終於找到了自50年代中期以來就在他的心頭縈繞的如何防止黨變修、國變色的問題的答案。當然，不能說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已經完全熄滅，也不能說社會主義國家不存在資本主義複辟的可能性，但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找錯了敵人，即階級鬥爭和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並不來自於社會主義社會中必然存在的等級製的國家管理製度，也並不來自於經濟建設的必然規律，至於特權與官僚主義，也隻應該通過健全民主與法製的渠道來加以克服，而不能通過所謂自下而上的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
“文化大革命”從1966年5月正式開始之後，運動的領導權很快被掌握到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手裏，在他們的授意、策劃和鼓動下，各地紛紛掀起了群眾性的奪權運動，大批領導幹部、專家學者被排斥、打擊和陷害，黨、國家和軍隊的正常工作秩序被打亂，“以階級鬥爭為綱”、“政治掛帥”的口號被推向極端，甚至提出了“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荒唐口號，整個國家陷入了一種非理性的政治狂熱，一種實際上的無政府狀態，一場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