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後，我的一切都不順，我說話高門大嗓，開心時笑起來一瀉無餘如山洪似瀑布。心窩兒淺，既存不住話也存不住事，有什麼心思不說出來就像生了場病憋悶得慌。認定了的東西，十條八條老牛也別想拽過來，偶遇受辱受傷害或憤憤不平的事，立刻作奮不顧身一去不複返的拚命狀。因此，就決定了我肯定混不出個人模狗樣。先生常說我是上帝打瞌睡出現的失誤，若不然咋會造出這樣個女流之輩，當然在校讀書更是遊泳打球打架皆小有名氣的野丫頭。
其實，我的秉性早在幼兒時期就顯現了鋒芒。母親說我小時候很強，想要什麼或幹什麼拚著命也要得逞。目的達不到就拚命地哭。順地打滾鬧個沒完。四歲那年，老屋後麵桃園旁的牛房裏辦了個校外伸腿班。一個留著光頭，腰間係一根粗大的老藍布腰帶的民辦老師，每天在牛屁股後麵用趕牛鞭點著掛在牆上的木鍬，教那些寫在木鍬上的a、o、e。那些a、o、e是用石灰粉寫上去的，敲一下便有白色的粉屑掉下來。在家我也常看到母親用那些石灰粉搓在臉額上，由別人用粗白線揪額角上的汗毛。光頭民辦老師張大嘴巴聲音洪亮地讀著拚音字母。牛鋪上蹲著七八個“鼻涕蟲”。蟲兒們個個皆手背於後，胸挺於前，童聲朗朗中聽。母親說，我總是沒天沒日地倚著牛房門朝裏探頭，奶奶死活也拉不走。有一次陽春下起了桃花雪，飄飛的雪絮將我的小棉襖都打濕了，可是我依舊不肯離開牛房那扇椿木門。終於有一天我忍不住了，滾在地上蹬著雙腳，喊出了一句讓母親既吃驚又歡喜的話來。母親說，要上學也得等到秋半天新開學才行，半路上插班咋能跟得上呢？可是母親經不住女兒的眼淚，就軟著心把我交給了牛房裏的那個光頭民辦老師。
不知出於什麼緣故，民辦老師留著烏黑的兩撇小胡子。隻要一念書一張口講話，兩撇小胡子就神氣地上翹下翹再上翹，給人一種精神升騰的感覺。民辦老師一個人全包了伸腿班的全部課程。教完了語文算術，勁就鬆了大半，揮揮手讓蟲兒們三五成群去桃園裏撒尿，自個兒就把大腳丫子翹在前排的泥凳上眯盹。撒丫子的蟲兒們回來了。民辦老師就講故事，講劉文學，講張高謙，把蟲兒們都講得進入了角色，人人都覺得自己就是劉文學，就是張高謙。蟲兒們聽著聽著，就聞到了一股異味。那是民辦老師把手指伸進腳丫裏來回抓搔了。民辦老師給蟲兒們說，長大後千萬別穿襪子，隻要穿襪子，就會得這種癢死人的臭腳氣病。我那時極愛聽民辦老師講故事，隻要見他那兩撇小胡子一上翹，我們這些蟲兒全都來了神，多少年後，那些故事不但沒有被歲月的流水衝淡，反而愈發清晰了。特別是關於女人和鴨子們的故事。第一次聽到兩個女人千隻鴨的故事時候，一幫蟲兒誰也沒笑，也沒覺出有什麼大意思。隻是民辦老師講完了故事順便出了道算術題。意思很簡單，兩個女人等於一千隻鴨子，那麼問一個女人是多少隻鴨子。我們當時還沒有學除法，蟲兒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眼瞪小眼，誰也沒有回答出來。民辦老師“唉”了一聲，課也就下了。講過這個故事的第二天早晨，民辦老師正給我們上漢語拚音中的韻母課。突然一個男同學舉手報告要發言。民辦老師說，站起來講。那同學悠晃著兩掛拖至唇間的清流，底氣挺足地說：報告老師，門口來了五百隻鴨子，民辦老師一吃驚，抬頭朝門口看，卻是他的盤了大髽的紅臉媳婦立在門邊上，是來向他討鑰匙的。民辦老師立刻哈哈大笑起來，邊笑邊抓撓著烏青的光頭，最後竟笑出了眼淚。民辦老師好久才止住了笑，走過去拍著那個男同學的大腦門說，我的兒，你的腦袋瓜好使，長大了準有出息。多年後，那個拖著兩掛清流的男孩兒果真就考上了複旦大學，畢業去了北京外貿部工作。偶爾一次重逢，共同談起了五百隻鴨子的典故，無不笑得淚光燦爛。我們那幫蟲兒全都變成了鳥。而我們的那個鄉間民辦老師卻因多年轉正考試達不到分數線，貧病交加而最終變成了土。民辦老師患的是肝病，開先是黃後來還是黃，黃得發亮。民辦老師是不享受公費醫療的。開先買點板藍根喝了，不頂用，又去集上醫療室買了幾包板藍根大青茵陳喝了，還是不頂用。民辦老師的工資從五元長到八元，又長到十五元三十五元。可是擱不住花。便去四鄉尋那些有療效先例的土方。土方終於在老師身上一次一次失效。民辦老師眼睜睜看著自己不能再去牛房裏敲著鍁頭念寫在上邊的a、o、e，終於就絕望地丟下紅臉媳婦，丟下一班雞雛兒似的“蟲兒”，撒手歸去了。民辦老師死去的時候正是四月，萬物生長的季節，激情勃發的季節，活人的眼裏，全是一個碧綠盎然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