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榆生
一般詞的批評家，愛把宋詞分作豪放和婉約兩派。前者以蘇軾作為代表人物，後者以秦觀作為代表人物。這種就風格上的分法，雖是出於明人張；但據南宋俞文豹《吹劍續錄》的記載：
東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謳，因問：“我詞比柳詞何如？”對曰：“柳郎中詞，隻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板，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公為之絕倒。
可見這個差別之說是由來已久的。但為什麼會有這兩種不同風格和流派呢？因兩者寫作的動機和作用各不相同，當然就會產生和他的內容相適應的不同風格。我們知道，詞在宋代是配合著管弦來唱的，當然首先就得講究協律，從而達到“音節諧婉”的地步。而且這種唱詞，大多數流行於都市，為了迎合市民心理，就得偏於描摹男女戀慕和傷離念遠的情感。當時這類作品，就是王世貞所說的“香而弱”（《藝苑卮言》）的一派。這一派的特點，就是一要音節和諧，二要情調軟美。由於這兩個條件的限製，就很難容納豐富的內容和表達豪爽的氣概，使作者隻在音律和技巧上打圈子，陷身於泥淖而不能自拔。但這些作品的“語工而入律”（《避暑錄話》卷三記當時讚美秦觀詞的話），在當時是最受歌者和聽眾歡迎的，所以一直成為所謂詞的正宗。它的遠源，是從花間一派來的。我們與其說它是婉約派，不如說它是正統派，而把以蘇軾為首的豪放派稱作革新派。
正統派的特征是特別重視協律。從北宋的柳永、秦觀、周邦彥以至南宋的薑夔、吳文英，雖然麵目各有不同，而步趨卻是一致的。
柳永以後，一般稱秦七（觀）、黃九（庭堅）為當代詞首（見陳師道《後山詩話》）。秦詞受柳永影響，曾被他的老師蘇軾所譏評，至作為“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的對句（見《避暑錄話》卷三），並且當麵斥責他：“不意別後，公卻學柳七作詞！”（見《高齋詩話》）正因為秦詞的和婉纏綿，所以能盛行於淮、楚（今蘇北）一帶。他的代表作如〔滿庭芳〕，它所表現的隻是一個風流才子的感傷情緒……但就它的描寫手法看，他把一種淒黯的江天景色和難分難舍的離情巧妙地結合起來，在彼時彼地，確也有幾分迷人的魅力。在開拓詞的領域方麵有功勳的，柳永以後，就得數到周邦彥。他出生於湖山秀麗的杭州，對文學有深厚的基礎，又好音樂，能自度曲（見《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文苑傳》）。徽宗（趙佶）設大晟府，作為整理創作樂曲的機關，曾要他作提舉官。他和音樂家萬俟、田為等“討論古音，審定古調……又複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為三犯、四犯之曲。”（張炎《詞源》卷下）他的《清真集》有不少創調；也有宮廷中流傳下來的古曲，如《蘭陵王慢》的譜子，後來還流傳到南方來（參考毛《樵隱筆錄》）。近人王國維曾經說過：“讀先生之詞，於文字之外，須更味其音律。今其聲雖亡，讀其詞者，猶覺拗怒之中，自饒和婉，曼聲促節，繁會相宣，清濁抑揚，轆轤交往。”（《清真先生遺事》）周邦彥詞值得我們借鑒的，這音律的運用要算首要部分。它那句法節奏，都是隨著聲情變化的。例如〔蘭陵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