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克福沃爾夫岡·歌德大學是一所坐落在萊茵河畔的著名學府，當時任教的法學老師都是名噪一時的政治家。
早在1945年之前，人們對“法學”這個概念並沒有多大印象，但是，自從1945～1946年期間，美國法院在紐倫堡司法大樓對前國社黨頭目，高級軍官和部長等主要戰爭罪犯作出判決之後，情況就不一樣了。很多人開始談論法律、關心法律，並且對律師這個職業另眼相看，赫爾穆特·科爾就是其中的一個。
1950年下半年，科爾來到法蘭克福大學學習國民經濟學、法學和心理學。那時，正是秋天，白嘴鴉、歐椋鳥、穗鳥和花脊鳥在婉轉地嚶鳴，一朵朵的忍冬花和山柳菊燦爛地開著，把法蘭克福打扮得婀娜多姿。就在這樣的季節裏，科爾和他的同學們——那些來自東部的難民，那些從硝煙中死裏逃生的前軍官和士兵，還有那些因戰爭而延誤學業的青年，開始了大學生涯。
但是，僅僅一年，科爾就轉學到海德堡的魯普雷希特—查理大學。因為，他再也忍受不了每天早出晚歸，披星戴月，把時間和金錢白白地消耗在路德維希港至法蘭克福的往返之中了。
魯普雷希特—查理大學距路德維希港隻有30公裏，是魯普雷希特一世1386年創辦的第二所大學。當時全校共有5000名學生。在這裏，科爾遇到了他昔日的一些同窗好友，難以名狀的鄉情，如萊茵河的波濤在心中激蕩。
1951年冬季開始時，科爾在海德堡大學開始攻讀法律和哲學，並開始如饑似渴地學習曆史、國家法、政治經濟學和公法。他知道，如果想順利地實現自己的夙願——成為一名職業政治家，就必須用更多的知識充實自己。
他並不希罕那張大學文憑，但他卻需要一種超群絕倫的才能、一種匠心獨運的創見、一種高瞻遠矚的謀略。大學學習是他職業政治家的立足點，如果要想成為獨領風騷的一代奇才，他不可能遠離知識和真理。直到1988年，在科爾擔任聯邦總理的6年之後，還無限感慨地說：“如果有人……腳下還沒有立足之地……就馬上從政，我認為是犯了嚴重的錯誤。”
在這種心理的促動下，科爾不知疲倦地學習。進入海德堡大學之後，拮據的經濟依舊圍繞著科爾，他不是富家子弟，他的父親隻是個中產階級，除了他之外，他的家人還需要父親的供養。因此，雖然他也能像那些有錢人一樣接受著高等教育，卻不能穿著名貴的衣服，開著高級跑車，他必須幹活，像任何一個需要生活而沒有錢的窮人一樣。為了維持生活和學業，他開著一輛再也不能小的摩托車，來到巴登苯胺及蘇打公司當起磨石工。那是一段怎樣艱辛的日子啊，一位雄心勃勃的小夥子為了攝取更多的知識、為了生活和他所酷愛的政治，他不得不在同一天中同時接受三種不同的工作。
在學校，他是一個好學不倦的學生；在工廠，他穿著工作服同工人們一同揮灑著汗水；在政壇上，他卻是一位被青年效仿、膜拜的帥才。
盡管如此，1.93米的“黑巨人”騎上特別矮小的兩輪機動車的滑稽形象實在令大學生們忍俊不禁，啞然失笑。每當這時，這個鋼鐵漢子不免產生一種隱隱的酸澀。1951～1955年，科爾一直幹著磨石工的工作，後來他又輾轉到了一家木工廠，拿起了計件工資。
在那個時代，人們絕對無法把那個曾經幹過低賤活的科爾同德意誌聯邦總理聯係起來。事實上，1986年3月14日法國《快報》所描繪的“作為使經濟重新複蘇的總理，赫爾穆特·科爾也是德國獨特的最高人物”，同1951年在巴登苯胺及蘇打公司當磨石工的科爾，的的確確是同一個人。
在海德堡，科爾選修了政治學，並聆聽了阿諾爾德、貝格施特雷瑟和著名記者多爾夫·施特恩貝格爾所講的政治課。當時，政治學還處於萌芽狀態，許多人都不能正確認識它，有的人甚至把它貶為“缺乏科學性”，但是，科爾卻獨具慧眼認準了它。
科爾非常喜歡多爾夫·施特恩貝格爾教授，因為這位老師敢隨心所欲地將這門有爭議的新學科傳授給他的學生，而不像別的教授那樣采取一種保留態度。
科爾的才華很快得到施特恩貝格爾的賞識，1956年他被選拔為“紅色協會”的成員，“紅色協會”是科爾對該小組的美稱，實際上是由施特恩貝格爾選拔的優秀的大學生和博士生組成的研究性的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