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思·本尼迪克特是美國當代著名文化人類學家，民族學家，詩人，1887年6月5日生於紐約。1909年畢業於瓦薩爾學院，獲文學學士學位，次年赴歐洲遊曆。1919年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在選修美國文化人類學之父F.博厄斯的課程時，對人類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此專攻文化人類學，並於1923年獲得博士學位，之後留校任教。1936年F.博厄斯退休後，她出任該校人類學係代理主任，成為美國人類學研究領域十分活躍的學者。她是美國文化人類學的開創人之一，其代表作《文化模式》被公認為文化人類學的經典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她致力於對羅馬尼亞、荷蘭、德國、泰國等國進行民族性研究，而《菊與刀》就是其對日本進行研究的傑出成果。戰後，她繼續在哥倫比亞大學參加“當代文化研究”，於1948年9月病逝。
魯思·本尼迪克特是文化人類學中文化模式論學派的創始人，也是文化與人格理論（心理人類學）的重要代表人物。本尼迪克特認為，人類文化各有其不同的價值體係和特征，呈現出多樣性。文化模式是文化中的支配力量，是給人們的各種行為以意義，並將各種行為統合於文化整體之中的法則。文化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模式，是因為各種文化有其不同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人們的行為是受文化製約的，在任何一種文化中，人們的行為都隻能有一小部分得到發揮並受到重視，而其他部分則受到壓抑。因此，文化研究應把重點放在探索和把握各種行動和思考方式的內在聯係，即文化的整體結構上，重視文化對人格形成的影響。本尼迪克特的理論對文化人類學，乃至對文化與個性領域的研究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德日敗局已定，美國迫切需要製定戰後的對日政策。當時所麵臨的主要問題是：日本政府會不會投降？盟軍能不能用對付德國的辦法來對付日本？如果日本投降，美國要不要保留日本政府機構及天皇？這一係列的問題都亟待解決。於是，在二戰臨近結束時，美國戰時情報局委托本尼迪克特對日本進行研究，她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通過采訪當時生活或被拘禁在美國的日本人，觀看日本影片，大量閱讀有關日本的文獻資料以及在旅日學者的幫助下完成了這份報告。報告指出：日本政府會投降；美國不能直接統治日本；要保留並利用日本原有的政府機構。因為日本跟德國不同，不能用對付德國的辦法來對付日本。戰爭結束後，她的意見和建議被采納，事情的發展也進一步印證了她的預見和推斷。因此，可以說這份報告是美國改造日本、分析日本的重要參考文獻，文中的觀點極大地影響了戰後的美國對日政策，並且取得了預期的效果。
1946年，本尼迪克特把這份報告整理成書出版，1949年初被譯成日文，立刻在日本引起強烈反響。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日本武士道文化的象征，“菊”體現著日本民族謙和、文雅的一麵；“刀”卻代表著日本民族精神中嗜血、好戰的另一麵。因此，融合了菊與刀的日本民族，形成了矛盾的雙重性格——日本人生性好鬥又和善；尚武又愛美；傲慢又懂禮；頑固又善變；馴服又桀驁；忠誠又叛逆；勇敢又懦弱等等，所有這些矛盾都共存於日本文化中，造就了其獨特的民族文化。在這部著作中，本尼迪克特將在研究部族社會過程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與人格理論，應用到分析近代日本社會，通過對其等級製度、戰爭觀與名譽觀、情感世界、受恩與報恩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麵的分析和考察，指出日本人的雙重性格都是由其童年教育和成人教育的不連續性造成的，並從結構上深入探討了日本人的價值體係，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為以及深藏於其行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文化的各種模式，得出了日本文化是不同於歐美“罪感文化”的“恥感文化”的結論。1951年，《菊與刀》被列入日本《現代教養文庫》，被稱做現代日本學的鼻祖，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必讀之作，同時也是社會科學研究直接運用於政治實際操作的傑出例證。
自《菊與刀》問世以來，曆經半個多世紀，依然受到各國讀者追捧，書中所提及的關於日本文化的基本理論和觀點，對於理解當代日本文化以及日本人的行為方式仍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尤其近年來中日關係不斷成為國人關心的話題，作為一本分析日本人思維習慣、行為模式以及精神與文化生活的典範之作，更值得我們關注。
胡新梅
201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