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諸位先生並轉中國國民黨全體黨員大鑒：
自從本黨及蘇維埃政府與紅軍發表抗日救國宣言以來，忽已一年多了，本黨及蘇維埃政府與紅軍創議組織民族統一戰線聯合全國各黨各派各界一致抗日的主張雖然得到了全國愛國領袖與愛國人民的擁護，但因貴黨及貴黨政府遲疑不肯采納，致使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直到今天還未發動。而日寇則已乘虛直入，得寸進尺，淪亡慘禍，迫在目前，全國彷徨，不可終日。這種全國全民族的絕大危險，完全是由於貴黨及貴黨政府的錯誤政策所招來的。現在是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了，本黨不得不向貴黨再一次的大聲疾呼：立即停止內戰，組織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線，發動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地進攻，保衛及恢複中國的領土主權，拯救全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如果你們還要繼續內爭，不把向內的槍口調轉向外，不把退讓的政策轉到抗戰，不把分離的局麵轉到團結，不把渙散的情況轉到統一，則禍患之來，不堪設想。而諸位先生千秋萬世的罪名，亦將無可挽回。為了這個緣故，我們特以誠懇的態度致書於諸位先生及中國國民黨全體黨員之前。
讀了貴黨的二中全會宣言及蔣委員長在全會的報告之後，認為貴黨二中全會對於全國人民日夜焦慮的救亡圖存問題，依然沒有肯定的答複，對貴黨五全大會“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的對外政策，並沒有做徹底的改變，這對於全國愛國人民，不能不是非常失望的。
蔣委員長的報告曾對貴黨五全大會的政策作了新的解釋，說“中央對於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任何國家要來侵害我們的領土主權，我們絕不能容忍，我們絕對不訂立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協定，並絕對不容忍任何侵害領土主權的事實，再明白些說，假如有人強迫我們簽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
蔣委員長的這種解釋是非常需要的，因為中國人民始終不了解如何方可稱為“和平的絕望時期”與“犧牲的最後關頭”的最低限度。我們承認蔣委員長的這種解釋，較之過去是有了若幹進步，我們誠懇的歡迎這種進步。然而蔣委員長的這種解釋，依然不能滿足全國人民的要求，因為蔣委員長在自己的報告中又認為：“半年來外交的形勢，並未達到和平絕望的時期，與其說是絕望，反不如說是這半年來較之以前的形勢還有一線希望，我敢說最近的外交途徑，並未達到最後關頭”。
因此蔣委員長依然不願提出組織抗日統一戰線的任務。依然拒絕了立即發動神聖的抗日戰爭，以亞比西尼亞的失敗為借口，繼續了自己的退讓政策。這是非常可惜的，這是非常不能滿足全國人民的要求的。在全國人民看來，東北四省的淪亡察哈爾大部的失去，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猖獗，冀察政委會的傀儡化，日本大軍進駐冀察，華北經濟權的喪失，泛濫全國的公開走私，民族工商業的陷於絕境，國家財政的趨於破產，海關權的破壞，華北以西北各省日本特務機關的遍設，日偽蒙軍對綏遠的大舉進攻，內蒙獨立政府的成立，敵機在我領土上無限製的飛行，日本浪人的橫行無忌，學生愛國運動與人民愛國言論遭受日寇直接間接的幹涉，大批工農群眾的遭受屠殺，許多愛國人民、愛國軍人、愛國警察、愛國記者，甚至許多貴黨的要員與貴黨的政府官吏，無不遭受不堪的侮辱，守土軍隊的被迫撤退，青島的告警，華南自治運動的策動等等，無一而非中國領土主權的極大損失。在全國人民看來，《淞滬協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華北防共協定》以及其他沒有宣布的成文與不成文的協定，無一不是喪權失地的條約。因此在全國人民看來，和平早已絕望，犧牲早已到了最後關頭，除了發動全國人民全國武裝力量堅決的自衛戰爭外，中國領土主權的全部淪亡是無法挽救的。
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強盜計劃，除了動員全中國的力量給以堅決的擊破之外，是決不會改變的，它的侵掠方式的變換，侵掠方向的轉移，以及所謂“經濟提攜”的表示，絲毫不是因為他要停止侵略，而正是為了便利於侵略。所以如果以為冀察進兵之後，日寇一時著重於華北五省的經濟侵略，而即以為和平途徑有了希望，這是自欺欺人之談。如果以為日寇的侵略會停止於黃河以北，而我們可偏安於黃河以南，也是完全的幻想。看吧，正在先生們高談和平尚未絕望的時候，察北的日偽軍又大舉向綏遠進攻了。綏遠、寧夏、內蒙、甘肅各地遍設特務機關之後，又在這些地方建立航空總站與許多分站了。在四川強設領事館激起了殘殺愛國同胞的巨變。華北增兵之後，凶橫的日寇蠢蠢欲動，二十九軍的防線時有小接觸，華北局勢日趨險惡。日寇軍事考察團，經濟考察團等偵察集團遍行各地，無孔不入。日寇的偵察網遍布全國，並且遍布於貴黨與貴黨政府的各種組織中，所有這些，隻是指明日寇滅亡中國的形勢是十分危急了。和平絕不可能，抗戰絕不可免，已經是明白無疑的事實，先生們的想法是完全錯了。
貴黨二中全會宣言中曾鄭重申說：“禦侮之先決條件，乃在集中一切救國力量於中央指揮下，齊一其步調，鞏固其陣線，故禦侮救亡需求統一紀律，實為不可動搖之鐵則，而軍政軍令之統一，尤為近代國家之最低限度”。我們完全承認為了發動全國人民的最大抵抗力量，為了取得抗戰的徹底勝利，集中與統一全國的救國力量是絕對必要的。還在“九一八”事變時，本黨及蘇維埃政府與紅軍即以號召全國人民與全國軍隊進行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一二八”淞滬抗戰之後，本黨及蘇維埃政府與紅軍曾向圍攻蘇區的所有貴黨及貴黨政府的武裝隊伍提議，立刻停戰議和，共同抗日。華北事變之後，我們又提出了迅速組織全中國各黨各派各界的最廣泛抗日統一戰線的新政策，無數次的請求貴黨及貴黨政府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提議立即召集由全國人民及全國願意抗日的武裝隊伍選舉出來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決定抗日救亡大計。由此大會選舉統一全國的國防政府與組織抗日聯軍，實行大規模的抗日戰爭。並堅決聲明蘇維埃政府願意成為這樣的國防政府的一個組成部分。紅軍願意服從抗日聯軍總司令的指揮，擔任一定的戰線，並保證每一作戰任務的完成，本黨及蘇維埃政府與紅軍的所有這些主張，是完全符合於全國人民的要求的，是救亡圖存唯一正確的政策。全國人民從來也沒有像今天這樣迫切要求停止內戰，集中統一，以便一致抗日的了，隻有日寇及其代理人，才會煽動中國的繼續分裂與繼續內戰，因為這隻能給日本強盜造成滅亡中國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