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六朝賦點評》
前言
一、為何說漢魏六朝是賦發展史上最輝煌的時期
賦是中國特有的一種文體，漢魏六朝時期是賦發展史上最輝煌的時期。國學大師王國維在《宋元戲劇史自序》中說：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朝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
清代學者焦循曾說過類似的話，但概括不及王氏的確當，所以學者們都認為王氏這個說法指出了我國不同時期文學發展的基本特點與主要成就。按說，這“一代之文學”，應該從以下這三個方麵來衡量：一、代表了這個時代文學之特色；二、在該時代占主體地位；三、該文體在此時代發展至最成熟的階段。從對賦這個文體的看法說，焦循、王國維主要是依據前兩條來衡量的。關於第三條，人們的看法不盡一致。古人主要看到騁辭大賦產生並興盛於漢代，而且它也確實表現了大漢王朝平定海內、安撫四夷、開疆拓土、弘揚文教的時代精神，為漢賦的特色，似乎也是賦發展的高峰。其實，今天看來，漢大賦鋪排堆砌、以聲氣奪人的風格，臆想虛誇、以壯大為美的創作思想，雖然讓人們感受到那個時代的氣息，但畢竟難以帶動讀者的聯想，不能使讀者進入藝術的意境之中，感人者淺。偉大的曆史學家和傑出的文學家司馬遷就已經看出了這一點，故言《子虛賦》、《上林賦》的作者司馬相如之作“多虛詞濫說”（《史記·太史公自序》），東漢王充則說：司馬相如、揚雄這兩位騁辭大賦的代表作家“為弘麗之文”，“文麗而務巨，言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雖文如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於彌為崇實之化。”（《論衡·定賢》）。晉代傑出的詩人賦家左思在其《三都賦序》中則摘司馬相如、揚雄、張衡賦中“於辭則易為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征”，“侈言無驗”的文例，加以批評。其實，揚雄自己在其晚年就說作賦是“雕蟲篆刻”，“壯夫不為”（《法言·吾子》），並且在內容方麵也提出批評，“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諷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盡管武帝之時有董仲舒的《士不遇賦》、司馬遷的《悲士不遇賦》這類抒發真情之作，但並不占主流，不是當時的強音。東漢時開始，賦逐漸轉向抒情，且篇幅也大多向較小的方麵發展，但總體來說賦在藝術表現上還未能充分發揮漢語的表現功能、美學特質，還未能吸收其他藝術形式的經驗，在藝術上、題材的開拓上臻於最佳的境地。應該說，魏晉南北朝是賦這種文體發展最為充分、藝術上最為成熟的時期。焦循提到魏晉南北朝的五言詩，王國維提到這個時代的駢文，各有所見，各有其理，但就賦的發展曆史來說，說它在這個時期發展最為充分，取得的成就也最大，恐怕更為合理。盡管五言詩從漢代的《古詩十九首》和蘇李詩以後確實取得突出的成績，也產生了曹植、陶淵明、鮑照、謝靈運等傑出的詩人，但它的更大的發展、更輝煌的曆史應該說還是在唐代。駢文在魏晉南北朝和唐代產生的數量都很大。而在魏晉時處於成熟之中，其黃金時代在南北朝，唐代則進入衰變，逐漸限於應世公文。而賦在漢代獨霸文壇，在經曆兩漢數百年的探索之後，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又吸收詩與駢文之長而進一步提高了藝術表現力，產生了不少為廣大讀者所喜愛的傳誦不朽的名作。所以，我們認為整個漢魏六朝時期是賦這種文體發展史上最輝煌的時期。
二、賦的四種體式與特征
賦的特征除不歌而誦之外，便是敷陳，即鋪排。大體說來，賦可以分四種體式：
（一）騷賦。源於屈原的《離騷》和《楚辭·九章》中的《惜誦》等作品。但《離騷》等作品抒情味濃厚，而鋪排的特征並不突出，故古人稱之為“騷”或“辭”，今人視之為詩，至宋玉的《九辯》，鋪排敷衍的特征始有明顯的表現，各部分基本上為平麵化結構，缺乏《離騷》大開大闔、情感不斷推進的構思與表現特征，實為由詩向賦轉變的開端。漢代賈誼的《旱雲賦》、《吊屈原賦》，司馬相如的《大人賦》、《長門賦》即是。
（二）文賦。其源頭可追溯至屈原的《卜居》、《漁父》、《招魂》、《大招》，莫敖子華的《對楚威王》等“對問”散文，莊辛的《諫楚襄王》、《說劍》。至宋玉的《高唐賦》、《神女賦》，則以“賦”名篇，成了文賦的範本。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結構上分則為二，合則為一，正是學習宋玉這兩篇賦的構思方式。班固又學習司馬相如作《兩都賦》，張衡又學班固作《二京賦》，俱由宋玉此二賦而來。宋玉散體賦的語言、描寫方式也對漢大賦有明顯的影響，可以說，它規定了漢代騁辭大賦的基本特征。
文賦起於先秦時的“對問”，但文賦形成之後，對問作為一種文體仍然存在，如宋玉寫文賦多篇，但他同時也還有一篇《對楚王問》，就形式而言，與賦無別。漢初枚乘因之作《七發》，東方朔因之作《答客難》，又產生了一個分蘖。後人摹擬此兩篇文字，連綿不斷，又形成兩種特別的文體，《昭明文選》特立“七”體與“對問”，今人則俱視之為賦。
文賦在漢代以前隻有散體，雖然帶有“鋪采摛文”的特征，多排比句，時有對偶，但重在表現一種氣勢，語言較為隨意；魏晉以後逐漸走向駢儷化，至南北朝時代形成駢賦，句子整齊，又講求音韻諧美。它同唐代產生的律賦成為文賦中與散體不同的另一類別。
（三）詩體賦。可以屈原《橘頌》和《荀子·賦篇》所收五篇讔為開端。《漢書·藝文誌·詩賦略》“雜賦”在《成相雜辭》之後著錄《讔書》十八篇，則“讔”中以韻語成篇者，可視之為賦，故《荀子》中收五首讔編入《賦》篇，這五首讔每一首詠一物，也是先秦時詠物賦之一種特殊形式。這幾篇詠物賦皆是四言句式，漢代詠物賦如羊勝和劉安的《屏風賦》，鄒陽的《酒賦》、《幾賦》，孔臧的《楊柳賦》、《鴞賦》、《蓼蟲賦》，劉勝的《文木賦》等也是四言，公孫乘《月賦》、公孫詭《文鹿賦》等基本為四言，夾有個別五、六、七言句。
（四）俗賦。其特征是多有一定的情節，口語化，風格詼諧，多為四言，也多用擬人、對話的形式。古代有俗賦這種文體，是敦煌文書公之於世以後人們才知道的。但大部分學者隻把它看作唐代民間的一種文體。1993年在江蘇連雲港西漢末年的墓葬中出土的竹簡中發現了一篇《神烏傅（賦）》，人們才確認這種文體確實是源遠流長。溯其上源，《逸周書》中的《太子晉》應即是一篇俗賦。《晏子春秋》和《師曠》佚文中有些俗賦類作品。《史記》、《說苑》中也錄入個別俗賦作品（情形同於《屈原列傳》中錄入屈原的《漁父》）。王褒的《僮約》、《責須髯奴辭》、揚雄的《都酒賦》實際上也是俗賦。隻是《都酒賦》有殘缺，今隻存其中的一段。張衡的《髑髏賦》、趙壹的《窮鳥賦》、曹植的《鷂雀賦》、左思的確《白發賦》皆是民間俗賦影響下創作的，有突出的俗賦的特征。
賦的四種體式中，騷賦以抒情為主，文賦以描寫場麵為主，詩體賦以詠物為主，俗賦以表現故事為主。文賦最早為散體賦，漢代尤以騁辭大賦最具盛名。此類賦多誦於朝堂之上、宮苑之中，為統治者所稱讚。南北朝時代，文賦又演變出一種對仗工整的駢賦。詩體賦多是達官文人借以明誌或獻殷勤時所常用，騷體賦多為失意文人及遊子怨婦私下抒發情感之作，俗賦流傳於民間。盡管賦的體式有多種，但有著共同的特征，這就是“鋪采摛文”。騷體和詩體更接近於詩，而散體更接近於文，俗賦則接近於寓言故事。當然，由於作家個體的特征，也會形成一些差異，但這由作家形成的個體差異是任何文體都存在的，可以不論。
總的來說，賦反映社會的手段、角度、層次都不是單純的，而是多種手段、全方位地從不同層次上進行的。既反映了時代精神和社會風貌，也反映了社會各個階層的思想狀態和各方麵的矛盾，從而反映了社會的基本狀況。
三、西漢早期與中期賦創作的成就
文學史上對作家作品的描述評價要考慮到作家作品在當時起的作用、影響和對以後創作的影響，考慮到作家作品在各個時期和不同流派中的代表性，而作為一般的作品選，則要更多地考慮到作品的思想性、藝術性與可讀性。騁辭大賦中有不少作品是有相當的認識價值的，但篇幅長、難字多，一般讀者讀起來會感到厭倦。西漢時代有的作品雖稱“名作”，但以今日人們的審美觀念看，未必確實可以壓倒眾篇。因此，我們在《漢魏六朝賦點譯》中主要選了一些篇幅較小的膾炙人口之作。
賈誼和枚乘一樣是漢初作家，他的《吊屈原賦》、《鳥賦》和《旱雲賦》都感情充沛，真情流露，反映了一個有深刻思想的作家在其人生不同階段上的心靈活動。《吊屈原賦》是被貶長沙路過湘水時吊屈原之作。由於作者的思想和遭遇同屈原有共同之處，所以這篇賦實際上是作者借以自悼。《旱雲賦》通過大旱之時人們對雨的渴望之情和眼看莊稼幹枯而死時的焦慮心情的描寫，表達了作者對廣大農民深切的同情。這在整個漢魏六朝賦中都是很少有的。《鳥賦》寫作者與鳥的對話，但不是用一般的擬人手法，而是用“臆對”的方式寫出鳥之語，手法新奇。又用了四言句式，同後來的俗賦相近。賈誼的這三篇作品結合一起可以看出漢賦成熟的狀況。枚乘的《七發》，是漢代散體賦中產生時代較早的作品，又是後來所謂“七體”的首創之作，在騁辭大賦中有代表性，描寫也繪聲繪色，多有生動之筆。
劉安留下的賦作不多，但他的周圍曾聚過一大批善於詩賦的人，在藩國君臣中是有代表性的。所以，選了他的《屏風賦》，也可以借此了解枚乘、鄒陽、公孫乘、路喬如、公孫詭、羊勝等人的詩體賦的題材、體製和風格。西漢末年劉歆的《燈賦》、東漢班昭的《針縷賦》也屬此類。司馬相如是漢大賦的代表作家，他的《子虛賦》、《上林賦》是漢代騁辭大賦的代表作，最負盛名。而他的《長門賦》卻用了騷體的形式。這篇作品以一個失寵皇後的口吻，設身處地地表現了她的憂愁悲傷與寂寞懊恨，動人心弦。由這篇作品也可以看出賦的不同體式同題材內容的關係。這是文學史上最早的一篇宮怨作品。至西漢末年，乃有班婕妤以自身體會寫成的《自悼賦》，寫出了被禁閉宮妃淒冷悲涼的心情，卻怨而不怒，淚流於中而笑出於外，也反映了古代婦女真實的社會處境。班婕妤還有一篇《搗素賦》，寫搗素女容貌的美麗和內心的貞靜，寫搗素聲的悅耳動聽及搗素女歉疚的心情，活生生展現出上層社會中失勢婦女的心理活動。班婕妤是我國古代傑出的女作家。司馬相如的《哀二世賦》反映了一個有一定社會責任感的作家當大漢王朝正盛之時對於秦亡國教訓的重視，似乎已意識到了武帝開疆拓土、虛耗人力對人民生活與社會安定造成的影響。由此可以說，司馬相如並不是一個隻會寫“勸百諷一”、歌功頌德騁辭大賦的作家，他也有著政治的敏感和正直的人格，對有些問題的思考相當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