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學界把個性心理學的理論與方法引入史學研究，創立了曆史心理學，雖不免誇大了個體對社會曆史的作用，但也開拓了曆史研究的新領域。人們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曆史，但社會曆史卻是人類創建性活動的產物，尤其在巨人邁進的腳步聲中，可以聽到曆史的隆隆驚雷。作為一個時代巨人，毛澤東的名字與中國革命密不可分，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也留下了他創業的艱辛足跡。無論如何，毛澤東留下的曆史遺產終將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巨大財富。
（一）
巨人的誕生客觀上取決於時代的需要，主觀上則有賴於個性特質。
列寧指出，“曆史早已證明，偉大的革命鬥爭會造就偉大人物”。在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期，西方列強的殖民入侵動搖了中國古老社會的整個體係，舊製度迅速瓦解，社會秩序失範，精神信仰危機，中國陷入了空前的動蕩和災難深淵。外國帝國主義在入侵中國的同時也充當了“曆史的不自覺的工具”，造就近代中國革命的形勢。馬克思預言“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文明製度”。戊戌維新和辛亥革命都力圖按照西方社會模式改造中國麵貌，然而，所有嚐試都一一失敗了。五四以後，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經過苦苦比較推求，終於選擇了“以俄為師”的道路，並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這確實是個曆史性的轉折。但是，早期共產黨領導人陳獨秀、瞿秋白、王明卻未能勝任曆史重任，這取決於他們的個性特質。作為一定政治體係中的領袖人物，必須具備高度的智慧、卓越的才能、崇高的理想和偉大的人格，決非等閑之輩所能勝任。
陳獨秀作為中共第一任中央局書記，雖然是曆史的產物，但終究難以經受住曆史的考驗。從本質上說，他隻是一位書生，作為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闖將和急先鋒，“為人圭角畢露，其言論鋒芒逼人”，“精辟廣悍，每發一論，辟易千人，實在隻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瀾”。然而，作為一個政治領袖他是不可能成功的。他缺乏對中國社會及各階級階層的了解，忽視農民作為中國革命主力軍的地位，認為中國革命既然是資產階級革命，便須由資產階級去領導，從理論上取消了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他更不懂得武裝問題在中國的嚴重性，又缺乏靈活的革命策略與手腕，而且還是黨內“徹頭徹尾的獨裁者”。毛澤東認為，國民革命的失敗，陳獨秀應負最大責任，是個“不自覺的叛徒”。大革命的失敗也宣告了他政治生涯的結束。
代之而起的瞿秋白，作為革命理論家、革命文學的奠基人，堪稱一代文化精英，才華出眾。但是，他隻屬於溫文爾雅的學者類型，不屬於叱吒風雲的政治領袖類型。他的氣質、才能和學識都是文學的、理論的，缺乏在“第一線鬥爭的經驗”，對中國社會狀況和革命鬥爭的實際了解是有隔閡的，他的革命理論探索也蒙上了經院色彩，而且，他也不可能擺脫教條主義和共產國際、蘇聯經驗的束縛，因此，作為政治領袖他也同樣力不從心，導致了“曆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的悲劇。瞿秋白在獄中對此有所體悟：“我自己忖度著，像我這樣性格，才能，學識，當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確實是一個‘曆史的誤會’。”秋白悲歌留給後世深沉的思索，“狂拋心力作英雄”，“自家且了自家身”。
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集團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利用“八七”會議以來黨內長期存在的“左”傾情結，采用教條主義嚇人，主控了中共領導機關，從而開始了一場長達四年之久的災難性鬧劇。王明與秦邦憲的經曆十分相似，均出生於1907年。王明出身於地主家庭，秦邦憲則是清朝一個縣太爺的公子。兩人都在上海念書，1925年，王明去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1927年入黨，秦邦憲於1925年入黨，1926年在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兩人回國，次年主控黨中央領導，年僅24歲。他們不僅在黨內資曆甚淺，而且沒有任何政治鬥爭的經驗，對中國社會狀況的了解幾乎是空白，有的隻是馬列主義本本上的條條框框，腦子裏裝滿莫斯科流行的觀點。長達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幾乎使中國革命陷於絕境。
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終於脫穎而出，他的才能、學識開始得到全黨的認同，在以後的革命鬥爭歲月裏，他領導人民取得了一係列近乎不可思議的勝利，逐漸確立了在全黨的權威領導，盡管他的領導地位遭受了張國燾、王明的多次挑戰，但始終不可動搖。曆史選擇了毛澤東，這絕非偶然。
（二）
馬克思說過：“每一個社會時代都需要自己的偉大人物。”毛澤東出色地承擔起曆史轉型期的領袖使命，同樣取決於他獨特的資質。
毛澤東是中國近代先進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具有深厚國學底子的毛澤東同樣深受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的熏陶，承繼了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的兩大美德：負有使命感和注重實踐理性。以天下為己任，在毛澤東身上體現得十分明顯，他欣賞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格言，終生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使命。受中國傳統思想的影響，他一貫奉行身體力行、經世致用的信條與作風。早在青年時代，毛澤東即十分注重“實意做事，真心求學”，“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並認為“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無疑，這種思維圖式是傳統賦予的。實踐理性作為中國文化傳統的核心精神影響至深至遠，強調在實踐基礎上的知行合一，一直是中國哲學的優良傳統。清兵入主中原後，從顧炎武到顏元，許多正統的儒家學者痛心於魏晉玄學以及宋明理學的“清談誤國”，力倡“經世致用”之新風。這在中國近代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強烈回響。亡國滅種的警鍾呼喚著實學精神。毛澤東的偉大並不僅僅在於他對傳統的簡單承襲，他賦予傳統思維模式以創造性活力，切切實實地深入實際調查研究。青年時期的毛澤東就十分羨慕司馬遷“周覽名山大川，而其襟懷乃益廣”，1917年暑假他與蕭子升一起在湖南作遊學式的徒步考察，“沒花一個銅板”，漫遊了寧鄉、安化、益陽、沅江等縣，進行實地考察。1918年他組織一批湖南進步青年赴法勤工儉學，但他本人並未去，主要是覺得“對自己的國家還了解得不夠”，認為“把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任何一個政治領袖如果脫離了對本國國情的深入了解和洞察，勢必導致“閉著眼睛捉麻雀”、瞎子摸象般的可笑結局，“正如巨人安泰一脫離自己的母親大地就失去了力量一樣”（馬克思語）。毛澤東一生十分注重對中國社會的調查研究，20世紀30年代初針對黨內盛行的教條主義的嚴重傾向，他提出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及“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情況”等振聾發聵的著名口號。這是他之所以成為中國革命領袖的一大特質。正因為他奉行身體力行、經世致用的作風，使他能洞察中國國情——分散的小生產的農村經濟、下層社會的結構及各階級階層的狀況與習性，深諳中國社會的內部結構與運行規律，其認識的深度與廣度遠非他人所能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