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政策是中國共產黨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革命和建設不可回避的重要問題。圍繞著對知識分子作用、地位的認識，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經曆了曲折複雜的發展過程。
1.民主革命時期的團結和依靠政策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曾把知識分子表述為善於思考、最有意識、最富睿智，善於貫通古今、總結和分析人類社會發展一般經驗的人，他們能夠從理論和思維的角度最徹底、最準確地反映和表現整個社會的階級利益和社會的發展規律。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並不存在對知識分子政策問題。眾所周知，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就是一部分最先覺悟起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傳播馬克思主義並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結果。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知識分子在黨內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隨著對“領導機關工人化”的片麵強調，黨內出現了排斥和打擊知識分子的“左”的傾向。1935年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關門主義在中央的統治地位，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確領導，使黨的指導思想開始有了根本轉變，排斥、打擊知識分子的“左”的政策逐步得到糾正。為大力爭取知識分子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針對黨內輕視、恐懼、排斥知識分子的錯誤思想，1939年12月，黨中央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指出：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鬥爭中，共產黨必須善於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中央批評了黨內輕視、不信任和排斥知識分子的現象。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大量吸收知識分子，並提醒全黨：認識對於知識分子正確的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我們黨在土地革命時期，許多地方許多軍隊對於知識分子的不正確態度，今後決不應重複。《決定》反映了黨中央對吸收知識分子參加革命問題的高度重視。它是一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精辟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知識分子特點，確定爭取團結知識分子政策的著名文獻，也是我們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重要轉折點。
由於黨對知識分子的重視以及正確的方針政策，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大批知識分子、青年學生以及海外華僑，衝破日軍和國民黨的重重封鎖，曆盡千辛萬苦，紛紛奔赴延安，加入到革命隊伍中來。而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廣大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不斷掀起愛國民主運動，並使其和工人運動彙合在一起，成為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有力地推動了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為此，毛澤東高度評價知識分子在中國近現代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鬥爭中的啟蒙作用和先鋒作用，認為知識分子“有很大的革命性。他們或多或少地有了資本主義的科學知識，富於政治感覺，他們在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中常常起著先鋒的和橋梁的作用”。他稱讚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那時“雖然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已經有了大批的讚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他推崇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勝利之時，毛澤東再次指出：“為著掃除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師，人民的科學家、工程師、技師、醫生、新聞工作者、著作家、文學家、藝術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他們是“國家和社會的寶貴的財富”。毛澤東還結合中國革命實際，闡述了知識分子應走與工農相結合、與實踐相結合道路的思想，他認為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是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所以全國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一定要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和他們變成一體，才能形成一支強有力的軍隊。這是一支幾萬萬人的軍隊啊！”並指出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分界，就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針對一部分革命知識分子缺乏實踐知識的情況，他強調：“有什麼辦法使這種僅有書本知識的人變為名副其實的知識分子呢？唯一的辦法就是使他們參加到實際工作中去，變為實際工作者，使從事理論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實際問題。這樣就可以達到目的。”實踐證明，毛澤東的上述思想及所實施的政策對於消除和改變共產國際及黨內的一部分同誌對知識分子采取的“左”的“關門主義”政策，吸納大批知識分子加入革命隊伍，引導知識分子走與工農相結合、與實踐相結合的道路，推進革命發展的進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建國以後至改革開放以前的“團結、教育、改造”政策
建國初期，黨對知識分子問題比較慎重，對他們采取了“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這主要是基於兩方麵的考慮：一是知識分子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作用，尤其是在當時科教文化極為落後的情況下建設新中國，他們作為一個有知識的階層，將發揮重要作用，所以必須“好好地團結他們”。二是知識分子隊伍的整體狀況與新中國的建設需要存在一定距離。由於受家庭出身、過去所受教育等方麵因素的影響，建國初期的大多數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基本上還是舊的，他們對黨的事業和政策主張還不很了解。因此，黨中央和毛澤東強調要“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鑒於此，我黨采取一方麵對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采取“包下來”的政策；另一方麵，於1951年到1952年在知識分子中展開了思想教育運動。這次運動有效清除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思想的影響，在思想界初步確立了無產階級思想的主導地位，也使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在政治立場和世界觀方麵發生了根本轉變。但“在運動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一些做法過於生硬，在感情上傷害了一些知識分子。還發生過錯誤地用教條主義的觀點來批判某些學術觀點的問題。”因此，1956年1月，周恩來在知識分子會議上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指出“我國的知識界的麵貌在過去六年來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並代表黨中央宣布：“我國知識分子從整體上講，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一部分。”他特別強調要尊重知識分子的自尊心，要求為知識分子創造必要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建立整套合理的科技體製和獎勵製度。在講話中，周恩來向廣大知識分子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同年2月，黨中央通過了《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指出：知識分子的基本隊伍已經成了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工作人員，已經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這是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全新結論，是我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正確政策的理論基礎。毛澤東也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強調，要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後狀況，迅速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必須造就“數量足夠的、優秀的科學技術專家”。1958年，毛澤東還要求中央各部、省、專區和縣三級要重視培養建設人才，“沒有知識分子不行，無產階級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知識分子不僅要有紮實的科學技術文化知識，還要懂得馬克思主義，懂得中國傳統文化。
這一階段，黨對知識分子狀況的正確估計，以及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健康發展，極大地調動了廣大知識分子投身現代化事業的政治熱情和工作積極性，也吸引了許多僑居國外的著名科學家回國參加建設，他們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白手起家，努力鑽研業務，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全麵啟動。我國經濟技術落後的麵貌有了很大改觀，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了巨大成就，現代工業化的基礎初步建立；社會主義文化事業初步呈現出朝氣蓬勃、一派生機的繁榮景象。正如美國學者羅茲曼所說，“在現代化的跑道上長期落伍於日俄兩國之後，中國終於在20世紀50年代開始縮短它與兩個先進鄰國的距離”。
但是，不容否認，在這一時期，黨由於忙於政權建設和國民經濟及其他事業的恢複和發展，“沒有把解決好知識分子問題提高到‘安邦治國’的高度來認識”。再加上時代和認識的局限，使我黨在知識分子問題上一些模糊甚至錯誤的認識並未能解決，特別是對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認識黨內仍不統一，基本上還把知識分子劃歸到小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的範疇。1956年中共八大報告在肯定知識界已經改變了原來的麵貌，組成了一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隊伍的同時，又把建國後新培養的非勞動人民出身的知識分子，統稱為“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1957年“反右”運動後，隨著黨在階級鬥爭問題和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問題判斷上的失誤，知識分子政策發生了“左”的逆轉。在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問題上，將其明確歸到資產階級的行列中，給知識分子戴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這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知識分子積極性的發揮，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產生了消極影響。這種對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錯誤認識，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得到徹底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