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觀是指對所處國際環境的階段性本質和內在邏輯的理性抽象與概括，是對特定曆史階段國際社會基本態勢、結構和力量對比特點與走向的把握與認識。它是一個國家製定國際戰略與對外政策的根本依據。
1.時代主題的轉換
所謂時代主題，是在一定時期內在世界上具有全局性、戰略性的重大問題。它反映時代的基本特征，揭示世界基本矛盾的本質內容，並預示時代發展總趨勢。它是世界範圍內亟待解決的最重要、最突出、最活躍的主要矛盾和根本問題，是國際社會麵臨的主要任務。
中國共產黨人對時代主題的認識，深受列寧思想的影響。19世紀末20世紀初，列寧根據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發展到壟斷階段的現實，冷靜地分析了世界形勢和帝國主義的基本特征，指出帝國主義階段存在著三大矛盾，即壟斷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間的矛盾。各種矛盾日益激化，終將導致帝國主義戰爭。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及其他論著中，深刻分析了帝國主義國家之間戰爭的不可避免性。而帝國主義戰爭一旦發生，便為無產階級革命準備了條件。革命潛伏在戰爭中，並從戰爭中發展起來。其結果是，戰爭引起革命，革命製止戰爭。在這個時代中，“戰爭與革命”是世界政治的中心內容和時代的本質特征。列寧關於時代特征的判斷在後來曆史發展的進程中得到了驗證。20世紀上半葉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俄國十月革命、中國革命以及歐亞一係列國家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均表明了列寧關於時代主題論斷的客觀性和正確性。列寧關於時代主題的這一論斷，由於其強烈的實踐指導性和深遠的曆史影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相當長的曆史時期裏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和各國共產黨分析判斷國際形勢、製定應對策略的重要指導思想和基本理論依據。
從新中國建立後到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毛澤東一方麵仍沿用了列寧的“革命與戰爭”時代主題的論斷，另一方麵又對國際形勢、和平與戰爭等問題基本上作出了新的估計。1950年6月，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隻要全世界共產黨能夠繼續團結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並使之獲得更大的發展，新的世界戰爭是能夠製止的。”1955年5月，毛澤東在會見印尼領導人的談話中，從中國曆史和現實結合的角度，提出了“和平為上”的外交主張，指出：“就是西方國家，隻要它們願意，我們也願同它們合作。我們願意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存在的問題。打仗總是不好的，特別是對西方國家沒有好結果的。曆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1959年10月，他在接見外賓時強調：爭取和平是我們的共同目的。現在我們還不能說和平可以永久地維持，我們先說維持十五至二十年的和平環境是可能的。此後，毛澤東在多次談話、講話中，指出帝國主義是現代戰爭的根源，但他們要打世界大戰並非易事，因為世界和平民主力量在發展壯大。中國人民渴望和平，中國的建設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毛澤東的上述論點不僅表明了他對戰後世界發展大趨勢的深刻認識和敏銳的判斷力，而且提出了經過鬥爭，世界大戰可以推遲、甚至可以避免的重要觀點，堅定了中國人民爭取和平和製止戰爭的決心。
但自20世紀50年代後期至70年代，由於國際形勢對中國周邊環境的影響，加上主觀上對國際形勢的判斷也存在一些問題，我國對時代主題的認識也出現了某些偏差。表現在：一方麵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並且“迫在眉睫”，另一方麵又突出強調“世界革命”。
關於戰爭問題。麵對美國勢力介入後的台灣海峽兩岸的複雜形勢、美國發動侵越戰爭對中國南部的威脅、中印邊界問題、中蘇關係惡化後蘇聯陳兵百萬於中蘇邊境等等，對中國的安全確實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在近現代曆史上曾長期飽受外國侵略者踐踏、奴役的中國，對外敵入侵保持高度警惕性也是必然的。195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炮擊金門、馬祖，以表示維護一個中國和反對美國侵略行徑的堅定決心。到60年代末，中國對中東、印度支那、拉丁美洲的巴拿馬和多米尼加等地人民反對美國的侵略壓迫的鬥爭，給予了政治聲援和可能的物質支持。1964年1月，毛澤東號召“所有受到美國侵略、控製、幹涉和欺負的國家要聯合起來，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保衛世界和平”。在當時的確存在著戰爭與和平兩種可能性，我國對外敵入侵和戰爭的危險性、緊迫性保持高度警惕是必然的，但對戰爭形勢也作出了過分嚴重的估計與過火的反應，提出了“備戰、備荒”的方針和這一方針指導下的“三線建設任務”。1966年3月20日，毛澤東在給劉少奇的一封信中提出：農業機械化應與備戰、備荒、為人民聯係起來，第一是備戰，第二是備荒，第三是國家積累不可太多。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後，毛澤東在4月28日中共中央九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要準備打仗”的要求。8月28日，中共中央發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命令》，要求各省、市、自治區各級革命委員會、各族人民、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邊疆全體指戰員，充分做好反侵略戰爭的準備，防備敵人突然襲擊。9月17日《人民日報》刊登慶祝建國20周年的口號中，毛澤東親自加上了一條：“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特別要反對以原子彈為武器的侵略戰爭，如果這種戰爭發生，全世界人民就應以革命戰爭消滅侵略戰爭，從現在起就要有所準備！”1970年5月20日，毛澤東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中指出：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依然存在，各國人民必須有所準備。後來的事實證明，美蘇兩國針對中國的戰略意圖是“軍事遏製”，而非大規模的武裝入侵；當時的世界盡管動蕩不定，但其基本矛盾並未激化到爆發世界大戰的程度。這是因為，二戰以後，飽受戰爭之苦的各國人民對此進行了深刻反思，愛好和平、追求發展的呼聲此起彼伏，並逐步彙聚成影響時代發展的主導性因素。
關於革命問題。我國強調支持民族獨立，突出“世界革命”形勢。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亞、非、拉的民族解放運動如火如荼，先後有90多個國家宣告獨立，掙脫了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枷鎖。麵對這種形勢，中國高估了發生世界革命的可能性，強調推進“世界革命”，爭取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完全勝利。1965年1月5日《人民日報》的社論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世界革命”的口號和任務：堅決反對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為世界革命、人類進步和世界和平的偉大事業作出更多更大的貢獻。“文化大革命”期間更把“世界革命”當成國際活動的現實理想。70年代初甚至提出：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不是革命製止戰爭，就是戰爭引起革命。應該看到，五六十年代出現的戰後民族獨立運動的浪潮中，隻有古巴、越南等少數國家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更多的國家則在經濟上不同程度地依附於原來的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宗主國，其政治態度也呈多樣性，因而它們隻不過是當代社會主義運動的同盟軍，並不是摧毀帝國主義的主要力量。同時，戰後資本主義各國在新技術革命的浪潮中，紛紛調整內外政策，世界上的各種矛盾有一定程度的緩解，民族革命的浪潮進入70年代後已基本過去。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繼續強調“世界革命”，使中國在國際活動中出現一係列“左”的言行，造成所謂的“光榮孤立”局麵。在幾乎整個60年代，“世界革命”問題吸引了中國相當大的一部分精力。從現實的國際關係來看，各國應該實行什麼樣的社會製度，隻能是各國人民自己的事情。顯然，強調“世界革命”的做法相當程度上脫離了當時的客觀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