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葉以來，隨著科技革命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關係日趨密切。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全球性問題的解決也不能沒有中國的參與。1949年以來中國現代化發展曆程表明，對外開放，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必備前提，自我封閉隻能導致現代化進程的遲滯和頓挫。
1.對外開放思想的提出
“向外國學習”的思想，毛澤東1956年在《論十大關係》一文中的“中國和外國的關係”部分有詳細的論述。他講道：“我們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我想是提得對的。”因為每個民族、每個國家都有它的長處。現在我們國家很窮，要向外國學習，將來我們國家富強了，還要向人家學習。“不但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要向人家學習，就是在幾十個五年計劃之後，還應當向人家學習。一萬年都要學習嘛！這有什麼不好呢？”“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毛澤東尤其強調在自然科學和企業管理方麵向外國學習，指出：“自然科學方麵，我們比較落後，特別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製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製和批判。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麵。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以利於改進我們的工作。”如何學？毛澤東認為：“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對外國的科學、技術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麵所說的對外國東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對我們的事業都不利。”毛澤東反複強調向外國學習一定要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決不能教條地照搬。1957年，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總結指出：“學習有兩種態度，一種是教條主義的態度，不管我國情況，適用的和不適用的，一起搬來。這種態度不好。另一種態度，學習的時候用腦筋想一下，學那些和我國情況相適合的東西，即吸取對我們有益的經驗，我們需要的是這樣一種態度。”毛澤東“向外國學習”的思想並未能完全付諸實踐。這有客觀上的原因，也有主觀方麵的因素。從客觀上來看，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長期對新中國采取敵視、封鎖的政策，從而限製了中國向西方學習，而中蘇關係的惡化，又關閉了中國向蘇聯等國學習的大門，使中國陷入封閉狀態。從主觀方麵講，自20世紀50年代後期起，我們黨在指導思想上出現了“左”傾錯誤，對對外開放認識不足，再加上後來的“文化大革命”，致使毛澤東“向外國學習”的思想未能很好地付諸實踐。正如鄧小平所說：“我們現在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有好多條件，毛澤東同誌在世的時候沒有，現在有了。……比如毛澤東同誌在世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係，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等。但是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後來‘四人幫’搞得什麼都是‘崇洋媚外’、‘賣國主義’，把我們同世界隔絕了。”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的“向外國學習”的思想，並根據新的時代的特點，進一步發展為“對外開放”的理論。
對外開放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及其外交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我國製定了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並進行了對外開放的偉大實踐，成為中國改革和現代化建設的強大推動力。對外開放思想得以確立，有其深刻的曆史和現實依據。
從曆史上看，凡是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的時期，國家的經濟和科技水平就發展得比較快，國家就繁榮昌盛，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會有所提高。凡是閉關鎖國，不與其他國家積極開展對外交流的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就緩慢，甚至會遭到外來的侵略、壓迫和欺淩。例如，漢朝與西域各國的交流，盛唐時期的對外開放與繁榮，都是中國曆史上的開放時期，也是經濟發達、國家強盛的時期。在清政府統治的中後期，中國封閉、停滯、落後，生產和科技都沒有什麼大的發展，而資本主義國家在這二三百年間卻有長足的發展和進步，並且開始大規模向外擴張。中國的百年近代史，成了一部被列強侵略、宰割、壓迫和剝削的慘痛曆史，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實行封閉政策。鄧小平說：“如果從明朝中葉算起，到鴉片戰爭，有三百多年的閉關自守，如果從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長期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後，愚昧無知。”
新中國成立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實行封鎖、遏製的政策，使得我國無法同這些國家發展正常的國家關係。在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我國同當時以蘇聯為首的其他各社會主義國家還是有一定交往的，在經濟技術文化交流中，也還能夠相互援助、相互支持。例如，我國50年代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有155個重大項目，就是在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幫助下建設起來的，對我國實現初級工業化、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起了很大作用。但50年代後，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我國同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也疏遠起來。雖然從70年代起，我國開始同美國等國對話，與日本等國逐步實現了國家關係的正常化，並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了一些援助，開展了一些交流，但總體上說，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仍基本上處於一種自我封閉的狀況之中。
與此同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幾十年來世界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新的科技革命帶來了經濟的高速發展，生產的社會化和國際化程度以令人難以想象的速度提高，各國間的聯係日益緊密，發達國家的生產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而我國則在閉關鎖國的政策下，對市場經濟的規則、運行方式等近乎一無所知，這也就限製了我國同市場經濟國家的交流。這樣，當我國在70年代末期，在經曆了30年的封閉後打開國門看世界時，人們不能不為我們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科技和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麵的巨大差距而感歎，不能不深刻地反思，是什麼原因造成了我國的貧困、落後，甚至愚昧無知。冷靜反思，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長期實行對外封閉的政策，沒有及時地吸納國外先進的科技成果，沒能利用國外的資源和市場促進國內經濟的發展。為了加快我國的經濟發展，我們必須打開國門，積極地采取對外開放政策，學習國外一切先進的東西，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再也不能關起門來搞建設。因為，正如鄧小平所說：“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總結曆史經驗，中國長期處於停滯和落後狀態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閉關自守。“中國在西方國家產業革命以後變得落後了，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閉關自守。建國以後，人家封鎖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也還是閉關自守，這給我們帶來了一些困難。三十幾年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發展不起來。”
從現實看，對外開放又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迫切需要。當今的世界是開放的係統，任何國家想要發展，都必須實行對外開放。鄧小平提出：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孤立起來，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強國際交往，不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先進科學技術和資金，是不可能的”。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口多，底子薄，在經濟建設上存在資金短缺、技術落後、管理知識不足等困難。隻有對外開放，才可以利用外國資金，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及管理經驗，才可以充分利用國外資源，大力開拓國際市場，互通有無，取長補短，趨利避害，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才可以參加國際經濟、技術、人才、信息的交流，有利於我們及時了解和掌握世界各種經濟、技術信息，可以廣泛吸收和借鑒世界上一切文明成果，發揮後發優勢，在較高的技術基礎上發展經濟，縮小我國與發達國家在經濟技術方麵的差距。因此，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不開放不改革就沒有出路，國家現代化建設就沒有希望。“中國要謀求發展，擺脫貧窮和落後，就必須開放。”黨的十七大報告也明確指出：“中國將始終不渝地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
2.對外開放理論的主要內容
對外開放作為一項基本國策，是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確立的。改革開放後，鄧小平把對外開放與中國現代化建設聯係起來，創立了一個比較完備的對外開放思想體係，這一體係內容豐富，主要包括：
（1）對外開放是長期的、根本的戰略決策。鄧小平從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與國際經濟接軌這個大趨勢出發，提出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不是一時的、僅僅為了擺脫困境的權宜之計。首先，它是必須長期堅持的方針。鄧小平強調，“對內經濟搞活，對外經濟開放，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個長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會變。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第一步是實現翻兩番，需要二十年，還有第二步，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恐怕是要五十年，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兩步加起來，正好五十年到七十年。到那時，更不會改變了。即使是變，也隻能變得更加開放。否則，我們自己的人民也不會同意。”其次，對外開放是根本的戰略方針。任何國家、社會、地區、領域隻有同周圍發生交流和交換的關係，才能得到發展。因此，鄧小平提出改革也是開放，他說：“一個對外經濟開放，一個對內經濟搞活。改革就是搞活，對內搞活也就是對內開放，實際上都叫開放政策。”對外開放與對內改革一樣，是具有戰略意義的基本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