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發展內涵的理解關係到發展的目標與途徑、方式，或者說發展模式的選擇，這是現代化建設的指導思想問題，直接影響現代化的效應。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領導人對發展內涵的理解也隨著發展的實踐逐步深入，由最初的工業化到“四個現代化”，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全麵發展，再到目前以人為本，全麵、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反映了中國領導人對發展內涵理解的不斷深化的曆程。
有一種現代化學說，把現代化看做是人類社會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曆史過程，即落後國家通過大搞技術革命，在經濟和技術上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列寧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之初提出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就是如此，他提出了“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的著名公式。這對毛澤東與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思想有深刻影響。新中國成立以來直至改革開放以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對中國現代化發展內涵的理解，側重於以工業化和後來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為中心內容的經濟建設層麵。早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提出“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目標。1952年，毛澤東在過渡時期總路線中，明確提出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與社會主義改造並舉的方針。根據毛澤東的上述思想，1954年9月，周恩來在一屆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了“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即建設強大的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這是關於“四個現代化”的最初表述，第一次使用“現代化”來規定我們的奮鬥目標。1963年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指出：“我們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我們落後於世界先進水平，“我們應該迎頭趕上，也可以趕上。”從工業化到四個現代化，這表明黨在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內涵上的認識有了新的發展，但從本質上講，這種對現代化的認識依然主要局限於經濟層麵，即“經濟增長”層麵。當然，從中國當時的客觀現實來看，首先發展經濟，實現經濟增長，無疑可以為此後各項建設的開展提供物質基礎，這也是把握了現代化的關鍵問題。然而這種發展觀在認識上的確存在著一定的時代局限：現代化不僅僅局限於經濟層麵，它應包括社會的全麵發展；而且在經濟發展問題上，也存在著片麵強調經濟的增長而忽視經濟效益和對人民生活重視不夠的傾向。這一切都成為鄧小平複出後著力思考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後，在總結曆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鄧小平對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內涵有了新的認識。鄧小平指出：“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是多方麵的，各方麵需要綜合平衡，不能單打一。”經濟發展需要與政治民主相協調，這是因為政治現代化是經濟現代化必不可少的保證和必然提出的要求，另外，現代化離開精神文明也是不完善的，經濟發展還應同文化發展相結合。現代化是一個社會的整體性變遷過程，“中國式的現代化”就是要使中國由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轉變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