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的治理邏輯
封麵
在十八大報告中，官方正式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治理話語的正式提出，既是對過去改革經驗的總結，也是對以往改革矛盾的回應。從全球視野來看，治理話語的興起，得益於19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影響力。它強調一種靈活的，彈性的、回應性的治理方式，代表了一種新型的國家權力與市場和資本關係的建立，同時也代表了國家功能，邊界與原則的重新界定，並由此帶來了政策議程與治理方式的一係列變化。
這一變化趨勢，恰好與1990年代以降中國政府的經濟改革，與政府體製和社會管理方式的變遷，乃至地方政府錦標賽體製的建立形成呼應之勢。近二十年來，中國政府采納了一係列市場化、企業化的運營思路，建立起科層化，行政化、部門化的治理體係，並通過司法、行政、立法、監管、安全等領域的配套改革，通過一整套行政改革議程，為拓展資本活動空間、鼓勵企業家精神、推動技術革新與市場競爭、加強國家經濟能力進行政策鋪路。正是通過治理邏輯的相應變化，為改革時期的經濟發展提供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知識體係和實踐框架。
它體現在司法、戶籍、財稅、金融、醫療、住房、教育、安全等各個領域。治理邏輯的變化，已深入內化到種種改革議程之中，並與不同時期的“小康社會”、“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等官方話語形成了有機聯係。也就是說，新的改革議程的推動，其背後都代表了某種新的治理邏輯的出現，它隨之則體現為治理方式、治理話語與治理目標的整體轉移。
本期封麵文章揭示出，治理邏輯變化的衝動，實際也是對近十多年來中國政治利益化趨勢的反彈。在李泉文章中，他將此概括為新自由主義的中國實踐，激進市場化改革借助強勢國家權力造成社會福利的下降；在王亞新文章中，他將地方法院的困境歸結為由司法保駕護航的“政績競爭”的必然後果；在傅蔚岡文章中，他把戶籍製度的改革死結同樣歸為地方與部門利益的作祟。由上述不同層麵形成的利益固化，已經使中國政治陷入一種隱性危機，決策層可能希望以頂層設計的方式，強行介入並打破這一固化態勢。
在對新治理邏輯變化的觀察中，三篇文章也都清楚意識到伴隨利益政治的凸顯，正迫使執政者改變以往的全能形象，扮演一種更為超然的公正調解者角色，它不再積極介入利益衝突的前線，而更多借助抽象化和中立化的治理技術在幕後進行調和。官方治理話語的崛起，其實也正是執政黨意識形態技術化轉向的象征。李泉頗為敏銳地指出，這顛覆了轉型國家無力進行意識形態生產的刻板印象，相反，當代中國政治表現出在意識形態創造上的活力，深度和廣度，隻不過，它不再以傳統宣傳話語的習見形式呈現。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王亞新對於司法改革的解讀同樣沒有流於“司法獨立”的俗見，而是在司法政治資源重新配置的高度上，揭示出決策層希望將自己從總體性政治責任中進行解套和切割的改革邏輯。新政的治理邏輯，表麵上采取了技術化的路徑，實際上也是深刻的政治決斷。正是因此，對於它的未來走向，也尤其需要更為深入的觀察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