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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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仍樂
在過去的整個20世紀，說中國人的生活與革命密切相關，大概沒有什麼人有反對意見。在當前的曆史教科書中，辛亥革命、國民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革命曆史。無獨有偶，西方人也有類似的看法：在西方人，尤其是在西方左派學者眼裏，現代中國就是一個與革命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國家。但中國人眼裏的革命，未必就是西方人眼裏的革命。文化的不同、語言的不同、各自的革命經曆以及國家的實際革命曆史的不同，都會使得他們對革命的理解與詮釋不同。這樣，中西學者之間能夠進行一些關於革命的真誠對話，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有意義的。
在一次中法文化圓桌會議中，年輕時候曾經與美洲著名的革命家切·格瓦拉打過遊擊戰的法國著名學者雷吉斯·德布雷注意到來自北京的中國哲學家趙汀陽關於革命的發言。在會議結束後，他主動找到了趙汀陽，建議他們兩人用通信對話的方式，不僅討論革命問題，並且以革命問題作為引子，討論相關問題。在當今通訊如此發達的時代，德布雷卻選擇了比較傳統的通信對話的方式進行學術交流，其中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希望能夠讓中法知識分子有機會相互了解，真誠對話，避免不必要的世俗幹擾。因此，我們現在就看到了這本由十二封通信組成的《兩麵之詞——關於革命的通信》——一些十分有意義、有價值的關於革命（以及以革命為引子）的真誠對話。
德布雷在年輕時候與美洲著名的革命家切·格瓦拉打過遊擊戰，可說是一個曾經投身於革命之中的革命親曆者。而趙汀陽，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隻是一個革命的旁觀者，旁觀了革命（“文化大革命”），卻從來沒有投身於革命之中。簡言之，對於革命，前者是參與者，後者是旁觀者。雖然隻是革命的旁觀者，但作為哲學家的趙汀陽對革命的看法相當深刻。他認為革命試圖根據理想去強行改變現實，但是最後往往無法改變人性，而革命的破壞也不等於革命的建設，因為它們之間沒有必然關係；於是，在革命的激情過後，卑微的人性很可能又使得一切恢複原樣，而各種問題則還是沒有變化。不過，在前述，他指的隻是現代的革命方式——“強迫現實服從理想的革命”，而他更為重視的是古代中國式的“順天”革命——“根據現實需要而進行的‘盡量好的’革命”。後者指的是在製度或文化上的革命。趙汀陽按照這樣定義的革命概念，確認在中國曆史至今曾有過三次性質不同的革命：第一次革命在三千年前的周朝，成果是建立了普遍主義的天下體係，還有禮樂製度；第二次革命在兩千多年前的秦漢王朝，成果是長達兩千餘年的中央集權、君主專製的中華帝國；第三次革命是1911年至今的現代中國，目標是將中國建成一個現代國家。德布雷認同趙汀陽的革命無法改變人性的觀點，但他基於對法國革命曆史的反思，覺得革命更像一個悲喜交集的循環。由此，他意味深長的回到法語中“革命”一詞“revolution”的原始意義——指星宿在天空中回到它們原位的周期，一個移動體圍繞著它的旋轉軸的一個完整旋轉圈——認為帶有偉大希望的革命好像一開始就注定會流產或者破產，即使會引起某些現實的一些實質性變化。這是一個深刻而又相當悲觀的觀點，也說明他作為一個革命親曆者對革命有著不同尋常的反思深度。然而，德布雷並沒有完全將革命局限於“無限的循環”中，而是敏銳地指出，唯一跳出星球運轉的循環意義外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技術革命，因為隻有它們才是一去不複返的。譬如人們有了電流後就不再用蠟燭，有了汽輪船就不再用帆船。而最具顛覆性的革命則是沒有人鼓吹、沒有人策劃甚至沒有人宣布過的。它們既沒有領袖也沒有旗幟，悄悄地踮著腳尖，默默無聞地往前走。這就是活塞、電流、數字化等技術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