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民主：重讀托克維爾
經典重溫
作者：任軍鋒
19世紀上半葉，基督教世界正進入一場空前的大變革時代：法、美革命的塵埃開始落定，由這兩場革命開啟的西方兩種現代性道路開始呈現其基本輪廓。對於這兩場革命對整個文明世界的意義，生逢這一特殊時代的托克維爾提出如下洞見：即隨著貴族社會的沒落，新的民主社會將走向民主的自由還是民主的暴政？在政製上是建立美國式的自由的民主政體還是法國式的專製的民主政體？隨著君主製度在各國紛紛垮台，新建立的共和國是自由的共和國還是專橫的共和國？這不僅在政治上決定著各國在新的世界帝國體係中的地位，而且關係到帝國背後文明的興衰。托克維爾將視線轉向美國，並非旨在效仿美國的製度形式，更不是要頌揚這一新生共和國各項創製，而是找到法國可以引以為鑒的諸多原則和教訓。
日薄西山的法蘭西帝國
舊製度下的法國曾在整個基督教世界傲視群雄，即便在法國大革命時期，“自由、平等、博愛”這樣的現代政治原則也能扣人心弦，引領時代。大革命致力於人類的新生，激發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帶有布道熱忱的政治革命，它發生在法國，其原則卻傳布整個世界，革命本身儼然成為一種新宗教，它預示著一個全新時代的到來。然而托克維爾卻發現，法國大革命所承諾的理想王國並未在它的祖國落地生根，反而讓這個國家陷入長期的動蕩不安之中，革命後建立的所謂新製度實際上是舊製度的瓦礫重新組裝而成的，與舊製度相比，新的中央集權變本加厲，法蘭西共和國沉屙纏身，遍試各種藥方，病情非但未能減輕，卻有不斷加重之勢。
內政不修，法蘭西帝國國勢橫遭銷蝕，在列強之林節節敗退，對外戰爭相繼敗於英、俄、奧、普。為此，托克維爾痛心疾首：曾幾何時，在美洲，法蘭西人一度有望建立一個大法蘭西國，與英帝國在新大陸平分秋色，法蘭西帝國在北美擁有的領土，幾近於整個歐洲大小，北美大陸三條最大河流，都流經法國人的管轄地，從聖勞倫斯河口到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人們隻能聽到法國的語言，路易斯堡、聖路易、新奧爾良等那些讓法國人備感親切的地方，如今已經不屬於法蘭西了，1803年，疲於應付歐洲戰事的拿破侖以1500萬美元的現金和貸款將這塊本該屬於法國的領土拱手出讓。
針對法國人在經營殖民地方麵的拙劣表現，托克維爾指出主要應當歸因於以下五個方麵，前三個主要體現在民族性格上，後兩個體現在政治習慣和法律方麵：（1）從地理位置上看，法國主要是一個大陸國家，在法國人的心目中，陸地代表著權力和榮耀，海洋並不能激起他們的特殊興趣，海上貿易始終處於從屬地位，航運業得不到足夠的重視；（2）法蘭西民族性格既耽於安逸又熱衷冒險：一方麵他們容易滿足現狀，並不像有些民族對發財致富有著難以饜足的渴望，與此同時，法國人一旦離開他們的安樂窩，進入荒野，他們卻能夠迅速適應野蠻人的生活。這兩種相反的脾性均不利於進行殖民活動；（3）法國農民寧肯在困乏中老死田園，也不願篳路藍縷，流落他鄉，即便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將他們送至海外，也很難讓他們定居下來，也不像英國人那樣將一切力量團結起來發財致富，法國殖民者對交給他們經營的拓居地並不怎麼上心，他們的需求很容易滿足，隻要可能，他們寧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4）在法國遷延數百年的行政中央集權製，帝國權力中心力圖控製各個省份的地方事務，對於千裏之外的殖民地，不僅委派官員，頒布法令，而且控製殖民地的日常行政事務，將法國國內政治和行政原則不加分辨強加於殖民地，中央權力不顧殖民地的具體實際，一意孤行，幹預一切，監視一切，指揮一切，致使其職能超載，龐雜瑣碎；（5）法國殖民者在國內所形成的政治習慣使其無法在沒有指導的情況下獨立行事，一個習慣於一切行動聽指揮的人不可能行使好新獲得的自治權利，如果政府能夠將一切安排妥當，他寧肯對之俯首帖耳，他不會因為自己獨力完成了一件事而感到自豪，他對自治獨立興趣不大，他的自由幾乎是被強加到他的頭上的。
正是由於以上諸多因素，盡管法國曾經投入巨大的人力和財力，但在北美的核心地帶建立一個新法蘭西帝國的嚐試卻終告失敗，原有的殖民地非但未能向周邊肥沃的曠野擴張，反而日漸萎縮，人口未能增殖，民智遠未開化，財富未有積累，新社會趑趄不前，最終在與英帝國的爭雄中敗下陣來。
停滯萎墜的中華帝國
1839年底，中華帝國與英帝國發生軍事衝突，英帝國隨即派遣遠征軍，力圖以武力打開對華貿易通道，占領軍事要衝，勒索賠款。在得知英國正在派遣軍隊遠征中國的消息後，托克維爾在給友人的信裏這樣寫道：
如果我是英國人，當我看到正在開始的對中國的遠征時，我無法不感到焦慮。作為一個善意但公正的觀察者，當我想到一支歐洲軍隊入侵天朝帝國時隻會感到高興。歐洲的活躍終於和中國的停滯交鋒了！這是個重大事件，特別是當人們考慮到它隻是許多同樣性質的事件的延續，是它們中間的最後一個時——所有這些事件都推動歐洲人離開家園、不斷將所有其他種族納入他們的帝國，或置於他們的控製之下。（《書信集》，第98頁）
有關中華帝國這一令人費解的停滯狀態，托克維爾指出，300年前，歐洲人初到中國，他們驚訝地發現，中國的所有工藝均已相當完善。但至此便停滯不前。後來，他們發現中國人的某些高級知識業已失傳。這個國家注重實業；大部分科學方法得到保留；但科學本身已經不複存在。因此，歐洲人發現，“這個民族的精神已陷入一種特有的停滯狀態”（《民主》，第565頁）。中國人對祖先亦步亦趨，而將那些曾經引導他們祖先前進的原理拋諸腦後。他們沿襲祖傳的成法，而對其意義不甚了了；他們沿用過去的生產工具，而不思改進。因此，中國人墨守陳規。這就使他們不再進步。他們必然對祖先亦步亦趨，以免偏離祖先所劃定的軌道，使自己陷入不可預測的境地。人類知識的源泉幾近枯竭；盡管河水依然流動，但已不能卷起波瀾或改變河道。在生產工藝方麵，中國人注重的是實用技藝，缺少對實踐背後高級理論的提煉，“高級知識”即原理科學始終無法得到實質性的提升，沒有原理科學的新發現，也就無從產生新的科學方法，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實踐也就隻能不斷重複以往的“祖傳秘方”。
托克維爾對中國的上述觀察，顯然受到18世紀法國來華耶穌會士相關著述的啟發。其中一部重要文獻即入華耶穌會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Ide，1674～1745）編輯的《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該書在相當長時間裏成為法國乃至整個歐洲知識界了解中國的權威讀本，書中收錄了巴多明（Dominicus Parrenin，1665～1741）神父在1730年8月11日從北京寫給法國科學院院長德·梅朗（Dortous deMairan，1678～1771）的一封信，其中在談到中國在高級科學即思辨科學方麵的困乏時，指出：“中國人的天才，而且是很值得受人尊重的天才，在人稱之為思辨科學方麵要遠遠低於我們。”這種才智盡管使中國人善於施政，要求民眾樂天知命，對統治者馴順服從，但卻使中國人喪失了“精明的洞察力”，後者正是好奇心的源泉，而科學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源自這種好奇心。“中國人是所有民族中在藝術和科學方麵最為天生不幸的人，他們既無力於改進已有的科學技術，又不善於對它們進行創新。……中國人自很久以來就專心於研究人們稱之為思辨科學的內容，卻不存在一個能對之略作深化的人。”巴多明神父認為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因循，科學發現得不到鼓勵；二是在中華帝國內部和外部都沒有刺激和維護競爭的任何機製，例如天文學研究無法成為通向財富與榮譽的道路，作為帝國官僚係統的人才吸納機製，科舉製度將社會的主要注意力導向仕途，而進入仕途的“敲門磚”便是研究經書、史書、法律和倫理經典。社會的創造力就這樣在無形之中遭到扼殺（《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IV），第38～45頁）。啟蒙大哲伏爾泰（1694～1778）也為此深感困惑，中國人擁有他們引以為豪的“四大發明”，然而“奇怪的是，這個有發明力的民族在幾何學方麵從沒有超出基本知識的範圍。……人們要問，既然在如此遙遠的古代，中國人便已如此先進，為什麼他們又一直停留在這個階段；為什麼在中國，天文學如此古老，但其成就卻又如此有限；……這些與我們迥然不同的人，似乎大自然賦予他們的器官可以輕而易舉地發現他們所需的一切，卻無法有所前進。……中國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東西是道德和法律。兒女孝敬父親是國家的基礎。在中國，父權從來沒有削弱。兒子要取得所有親屬、朋友和官府的同意才能控告父親。一省一縣的文官被稱為父母官，而帝王則是一國的君父。這種思想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把這個幅員廣大的國家組成一個大家庭”。（《風俗論》，第248～2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