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建平
犯罪嫌疑人李某，男，漢族，湖北省襄樊市人。2002年4月，李甲使用化名李始軍的身份證在X市石榴花婚介所登記與該市個體戶劉某相識。同年7月二人在A區婚姻登記處正式辦理結婚登記，婚後居住在劉某婚前個人所購位於X市A區經二路某小區的房屋。婚後不久，李某即多次以做生意為由要求購車，並同劉某到住所附近的建設銀行取出劉某個人存款24萬元放於家中劉某的個人保險櫃。其後李某以未找到合適車輛為由沒有購車。同年10月14日傍晚，李某趁受害人劉某外出之際，雇用開鎖人員（未找到）打開該劉保險櫃，取走保險櫃內全部存款。恰在此時，劉某朋友閻某來還以前所借該劉某的1萬元現金，李某在門口接受此還款。除5千元留於劉某，並留一紙條（案發後丟失）後逃逸，內容大致為：“保險櫃的錢我拿走了，作為本錢去做生意，掙夠100萬元，到明年4月25日一起回家……李某。”李某攜款後在重慶，又以李彬、李斌的假身份證，結識其他女青年，並將贓款用於為其他女青年購房、購置物品，或以李彬之名存於銀行。同年8月底，李某被成都市警方抓獲。
X市A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李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秘密竊取他人財物，數額特別巨大，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之規定，遂判決被告人李某犯盜竊罪……
李甲一案，從法律程序上講已是塵埃落定，但對此案性質的爭議始終餘音未了。筆者作為不同意見者，認為本案以盜竊罪定性，在法律分析方法和一些法律基本概念上存在認識誤區，得再次商榷。
一、法律分析方法誤區及分析
本案判決認定李某構成盜竊罪的著眼點在於：李某取得存放於劉某個人保險櫃內的巨款，犯罪的具體方法是趁劉某外出之機，雇人開鎖，其行為特征係秘密竊取，符合盜竊罪犯罪構成要件。結合全案事實，該結論建立的認識基礎顯然背離了辯證唯物論，是一種“形而上學”的認識觀。可以將本案大致分成三個階段：第Ⅰ階段，李某與劉某婚姻違法成立後，李借口買車，使劉某從銀行取出巨款，存放家中個人保險櫃；第Ⅱ階段，李某趁劉某外出，雇人開鎖，取得保險櫃內巨款和閻某還款；第Ⅲ階段，李某取得巨款，留下留言條後外逃。與這三個階段相對應，李某在本案中實際實施了三個行為，即欺騙、竊取和留言聲明。這些行為事實雖然具體存在於案件各獨立階段，但因其內在必然的聯係，不僅使其本身形成一個完整的行為事實鏈，更為重要的是，每一個相對獨立的階段在它們共同作用下，進而結合為整體，形成一個具有特定內涵的案情。可以這樣考慮，如果無第Ⅰ階段的欺騙行為，李某就無法在取得特定身份（劉某丈夫）後，促使劉某將巨款存放於家中。換句話講，如果不施以欺騙手段，改變巨款的存放地點，那麼其後李某竊取的行為事實即無法實施；第Ⅲ階段則以第Ⅱ階段為行為基礎，李某留言的行為事實，既是對第Ⅱ階段竊取行為的聲明，也是第Ⅰ階段欺騙行為的延續。
與辯證唯物論相契合的法律分析方法，其內涵要求必須堅持對事物的定量與定性分析。因為在紛繁複雜、普遍聯係的事實中，隻有把握事實內在固有的規定性，才能準確確定事物屬性。同理，盜竊罪和詐騙罪在法律內涵上有著不同的質的規定性，存在質的差異。
盜竊罪“秘密竊取”的客觀要件包含以下信息，如行為人竊取財物時，其方法和手段不為相對人（指財物所有人、管理人）察覺，行為人竊取無須取得相對人意思表示和行為幫助等上述信息，集中反映了盜竊罪核心內容――行為人與相對人二者始終處於“背對背”的未知狀態。盜竊罪中行為人之所以采取竊取手段，其實質意圖在於通過手段的不為人知曉達到隱匿行為人的主體身份，因此而產生的結果是行為人身份的不特定性，即“誰是非法取得財物者”？比較而言，詐騙罪客觀行為則突出了行為人欲取得財物，必須借助相對人意思表示（盡管是錯覺）或交付行為。因此詐騙罪中，行為人與相對人是“麵對麵”的接觸，這種直麵接觸必然暴露行為人身份（盡管有假有真），並導致其身份在一定範圍內的相對特定，即“某人”是“非法取得財物者”。
本案李某行為性質應界定為詐騙罪，因為其行為人全案看符合詐騙罪的規定性。這個問題可以從Ⅱ、Ⅲ階段分析，在Ⅱ階段，李甲取得巨款的手段背對劉某無疑，但他在Ⅲ階段自我留言行為，則表達了李某並不想刻意隱瞞自己就是取款人，此舉使李某行為主體身份成為確定，盡管這個身份虛假。所以，李某實施的各行為間彼此聯係，反映了其行為並未突破詐騙罪的規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