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安全研究在中國已經成為了一門“顯學”。特別是隨著中國“大國崛起”討論的日益熱烈，對我們所處的東亞區域環境與中國可以發揮作用的區域角色的準確認識與評估，顯然是中國能夠更好地爭取“和平與穩定的國際戰略環境”的重要需求，也是我們建設“和諧世界”戰略目標的關鍵環節。沒有中國與世界的和諧，不可能有“和諧世界”；沒有中國與東亞的和諧，也不可能有中國與世界的和諧。
我致力於國際安全研究多年，深感東亞安全是後冷戰時代國際安全中最複雜、最敏感，也是最有全球戰略意義的安全領域。正如我在本書第二部分中所寫的，在後冷戰時代，東亞安全的複雜性和敏感性，是因為對照“歐洲經驗”來說，東亞作為世界上大國集中的區域，缺乏區域合作製度、缺乏大國間的相互信任與認同、缺乏不同民族之間的“共同體”建設；能夠引起大國對抗的理論性命題，從“大國崛起”到“權力轉移”，從領土紛爭到曆史問題，從民族主義的熾烈到國內製度的轉型，從資源競爭到海上安全，從多元文化與曆史背景到民族個性的差異，東亞幾乎占全了曆史和理論層麵上可能引起大國對抗的所有因素。美國對中國究竟意味著什麼？日本對中國又意味著什麼？中國的強大對區域和世界來說又意味著什麼？而處理國際事務、穩定和發展中美和中日關係對中國的民族複興又意味著什麼？世界與中國關係的構建究竟又能建立起什麼樣的21世紀的世界政治格局？這些問題時時撥動著中國人敏感的神經，是我們在求富圖強的艱巨曆程中必須回答的問題。
與此同時，在學者們的眼中，東亞研究的重要性是因為在支配當今世界政治的三大趨勢一全球化、區域主義以及國家製衡力量的重建中，東亞都將扮演著核心作用。[①]東亞政治經濟與安全局勢的發展，是當代國際關係最重要的實驗地。與已經建立起了強大的“安全共同體”（security munity）和區域性製度架構的歐洲不同，與自由主義聯結起來的穩定的北美大陸不同，東亞雖然是世界經濟的三大板塊之一，但東亞的安全既沒有自由製度主義的支撐，也沒有精神和價值上統一的自由民主製度的嗬護。未來的東亞究竟能打造出什麼樣的合作構造和安全體係，是仿照1945年以前的歐洲，還是繼續美國霸權主導下的脆弱的和平？是有可能重構以往的以文化為紐帶的“中國中心主義”（Sino-centrism），還是將陷入實質性的海洋大國與陸地大國之間不穩定的均勢？或者，東亞能夠追隨“歐洲模式”建立起區域性的多邊安全製度，在“安全共同體”的“陽光普照”下享有安寧、繁榮與穩定？對這些問題的探索和尋找答案，已經吸引了全球的目光。至少，在今天東亞安全體係還是相當“現實主義”的時候，東亞安全研究的範式已經越來越多樣化了，單純從權力和政治角度出發的東亞研究項目，已經不再是學術界的主流。[②]
中國的強大、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不僅需要我們持續地發展經濟、持續地進行國內體製改革、持續地提高中國人的民族素質，更需要我們在紛繁複雜的國際局勢中，審時度勢，有所作為。所有的中國人都有一個堅定的信念：中國的強大有利於世界的和平與繁榮。而中國融入世界，成為世界舞台上負責任的大國，是中國強大的必由之路。但這條路很難——當中國人窮的時候，別人就會欺負你；當我們多少開始口袋裏有點餘錢的時候，別人又說你是“中國威脅”。然而，隻有走向世界，才是中國真正的富強之路，我們沒有選擇。問題是，怎麼能。讓其他國家疑慮、擔心，甚至惡意的眼光都得到化解，怎麼能讓中國的崛起與其他民族同樣追求幸福、自由、繁榮與和平的願望一起實現；更重要的是，怎樣在這樣一個本質上是“自私、好鬥而又缺乏中央權威”的國際係統中，不要讓別人的自私、誤解、錯覺阻礙我們發展的步伐，更不要讓我們自己躁動的民族主義情緒不恰當地誤導我們的理性，這是我們不可推諉的曆史使命，是我們必須走出的“中國困境”。作為一名國際關係的學者，這是時時鼓勵我做好研究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