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2月10日朝鮮發表聲明，宣布擁有核武器和無限期地停止參加六方會談。這一舉動不僅讓國際社會期盼政治與外交解決朝核問題的行動受挫，同時，也使得圍繞著朝核問題而進行的東亞多邊區域安全努力麵臨崩潰的危險。在經曆了2003—2004年三輪六方會談磋商之後，朝核問題僵局未能打破，原因固然是多種多樣的，但最深刻的原因，還是朝核問題背後的“朝鮮問題”沒有出現任何變化和鬆動。展望未來，如果國際社會在推動朝核問題政治與外交解決的努力進程中依然無法實質性地在鬆動朝鮮問題上有所突破，東亞要麼接受朝鮮擁有核武器的事實，要麼圍繞著朝核問題繼續出現新的區域對抗。事實上，無論是哪一種前景，都不利於東亞地區局勢的穩定，也有損於中國的戰略利益。
什麼是“朝核問題”背後的“朝鮮問題”？
冷戰結束以來，東亞區域安全格局中就始終存在著難以解決的“朝鮮問題”。當學者和分析家們都著眼於冷戰後東亞地區安全中變化的大國政治，認為大國關係的穩定和發展形成了大體的戰略力量均勢，因而地區安全形成了大致穩定的建立在大國“能力分配”（distribution of capabilities）基礎上的安全結構時[1]，恰恰忽視了在大國安全架構中沒有能夠得到重新定位和包容的其他區域成員的安全訴求。換句話說，在冷戰後東亞地區安全機構的重新整合與發展的過程中，部分次區域成員的安全利益並沒有跟隨大國安全利益的調整而出現製度性的變化。
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因為冷戰後東亞安全結構的變化是建立在大國關係迅速和全麵緩和、意識形態對抗突然崩潰以及大國的內在政策調整和發展的基礎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傳統的大國重新劃分和確認“勢力範圍”、並通過大國政治直接影響和保障“勢力範圍”中次區域國家的安全利益來更新安全取向的。在這個過程中，次區域國家自身的“應對能力”事實上對這些區域成員安全利益的重建和發展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傳統區域安全結構再建的曆史經驗在冷戰後的東亞並沒有得到重演。我們在1814年的維也納會議、1919年的凡爾賽會議和1945年的雅爾塔會議上都可以看到大國在巨變後的地區安全結構中重新對小國的安全利益承擔義務的那樣一種曆史經驗。但1991年冷戰結束後的東亞並沒有出現這樣的格局。這些次區域國家，或者說中、小國家，在大國關係轉型的同時也建構自己的安全認同，並隨著這種安全觀念新的建構進程決定自己的安全政策，這些國家的安全處境以及安全反應常常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當1991年以後的東亞大國不再需要通過對“勢力範圍”的再確認在大國政治中包容小國安全利益時，這是曆史的進步。因為大國政治已經深受打破地緣政治的傳統羈絆而尋求力量發展的新的曆史事實的影響；與此同時，冷戰結束本身就是力量結構出現了巨大的不平衡發展的產物，美國的霸權地位客觀上迫使其他國家不得不改變高成本、高風險的基於地緣政治意義上的戰略思維。結果是，冷戰後的東亞地區安全努力中具有主導性的趨勢是各主要國家都致力於相互間的開放和活躍的區域合作進程，來追求提高經濟相互依賴程度和形成利益互補結構基礎上的安全目標。[2]即便東亞大國關係中依然存在嚴峻的地緣戰略利益的競爭，也沒有成為遏製互利的經貿合作關係的成長。然而，在地區安全結構轉型過程中存在著安全認同建構成功的國家，也出現了安全建構失敗的國家。其中，朝鮮始終遊離於地區安全潮流之外，也必然孤立於冷戰後東亞以合作為主流的地區安全體係。[3]
在東亞，冷戰結束已經16年了。但對平壤來說，冷戰並沒有結束。朝鮮的政治意識形態以及國家的發展道路選擇都沒有能夠真正融人冷戰後的東亞區域發展進程，因而在變化了的東亞地區安全環境中朝鮮的“不安全感”從來沒有真正改善過。朝鮮也曾嚐試要改變國家的生存與發展環境。1991—1992年的朝鮮北南雙方聯合宣言以及2001年的首次韓朝首腦會晤都代表了朝鮮重大的自主努力，但缺乏一個連續而又執著的目標。即便是近年來朝鮮開始了一些改革措施，但這些改革的目標究竟是為了暫時性地克服現有的困難還是為了能讓平壤重新開始一個新的發展進程，國際學術界的爭論就從來沒有停止過。此外，美國冷戰後加強了在東亞地區的軍事同盟義務，並開始將反擴散視為重要的戰略安全利益。不擴散問題使得美朝之間的安全緊張關係並沒有因為冷戰的結束而出現實質性的變化。[4]但巨大的變化卻已經出現了：朝鮮從冷戰時代可以在“陣營對抗”中共同麵對美國的戰略壓力變成了冷戰後朝鮮自認為不得不獨自麵對美國的戰略威脅。美國冷戰後對所謂“流氓國家”的政策就是徹底的“遏製政策”。[5]為此，朝鮮希望通過“自助”性質的安全努力增強自己的安全感以謀求在國際關係中國家最重要的目標——生存。朝鮮發展核計劃以及擴充導彈能力，既是為了抵禦美國的軍事同盟體係，平衡來自美國超強常規武力的威脅，又是為自己增加與美日等國進行政治對話時的實力。
朝鮮進行自助性的安全努力本無可厚非。冷戰後的東亞，朝鮮有許多的“理由”認為自己變得更“不安全”了[6]，“安全困境”對朝鮮的作用非常消極。然而，通過追求核武器來進行“自助”的方式不僅加劇了與美國的戰略性對抗，遭受了來自美國更嚴厲的製裁和孤立打擊，而且又反過來促使朝鮮爭取核能力，自覺和不自覺地陷入了“遏製一反遏製”的循環。另外，朝鮮的某些行動確實違背了冷戰後國際社會強調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問題上的全球安全規製（global security regimes），在東亞區域政治中進一步陷入孤立。這是東亞各國共同認同並多次重申朝鮮半島無核化目標的重要原因。
朝鮮希望維護自身政治與社會製度選擇和追求安全保障的願望當然需要得到尊重，朝鮮發展核計劃背後的生存意誌也應該得到理解。但是，平壤必須意識到，朝鮮的個體努力不能妨礙和阻擋東亞區域安全建設的需要。朝鮮能夠與東亞整體的安全趨勢保持協調和一致，就能為朝鮮贏得真正的安全。朝鮮也隻有融入開放、合作與穩定的東亞集體安全努力進程中，才能真正緩解麵對的美日等國的孤立與壓力，更好地為自身的經濟發展和製度選擇尋找可靠的途徑。
因此，今天東亞地區安全中的“朝鮮問題”說到底，是平壤無法及時追隨東亞地區安全在冷戰後的變化趨勢問題，是朝鮮迄今還無法適應地區已經改變的新的安全結構的問題，更是朝鮮在新的地區安全環境下未能及時改革與開放的問題。朝鮮半島迄今還存在著冷戰局勢是半島事務的悲哀。這一方麵是因為美國在冷戰後的東亞地區結構中頑固地堅持和發展軍事同盟的戰略態勢，堅持美國對地區安全所承擔的霸權性質的軍事義務，更是美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長期不願意正視朝鮮核努力背後的安全顧慮而一貫采取的對朝鮮孤立與遏製政策的結果；另一方麵，朝鮮自身對新的安全環境缺乏應有的信心和相應的變革能力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朝鮮在2002年10月朝核危機爆發之後所采用的一係列“戰爭邊緣行動”和“超強硬”措施不可謂不“妙”，但朝鮮的這些極端行動使用得越多，讓朝鮮遊離於東亞安全合作結構之外的時間就越長，平壤滿足安全需要的必要手段就越匱乏，朝核危機惡化的可能性就越大。任何一方所采取的挑釁行動以及無視對方感受而單純固執己見的做法都有損於解決朝核問題而必須培植的信心和信任。
布什政府的政策：眼睛盯著“朝核問題”，心裏想著“朝鮮問題”
布什政府第二任期以來的朝核政策和第一任期相比，幾乎沒有任何變化。進一步來說，自2002年10月朝核危機爆發以來，布什政府的朝核政策就始終沒有出現過明顯的實質性調整。布什政府處理朝核問題的一係列基本原則，例如“不會獎勵朝鮮的錯誤行為”，不再使用克林頓政府時期所采用過的通過妥協來換取朝鮮停止核計劃這樣的“換取時間”（buy time）的解決方式，不信任朝鮮會恪守條約義務，不認為朝鮮會走上一個“中國式”的改革開放道路，等等，都沒有任何變化。究其原因，就是因為布什政府在上述原則的主導下，認為不解決或者推動解決美國戰略視野中想要看到的“朝鮮問題”，美國就不相信朝核問題會得到真正的解決。[7]
在布什政府看來，“朝鮮問題”就是平壤政權的性質、朝鮮威脅的形式以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導致的威脅程度這“三位一體”的問題。[8]布什政府堅信，沒有平壤政權的改革開放，不結束朝鮮的“先軍”路線，任何具體問題上的妥協都不足以降低美國所關注的“朝鮮威脅”。白宮的邏輯是，“朝鮮問題”決定了“朝核問題”，不解決“朝鮮問題”，就不能解決“朝核問題”。或者說，美國單純從解決“朝核問題”出發所做的妥協性的外交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美國真正想要解決的“朝鮮威脅”。在美國看來，“朝鮮威脅”的本質是“朝鮮問題”，而非“朝核問題”。
在布什政府戰略視野中，“朝鮮問題”的定位首先表現在2001年3月上台伊始就實施的朝鮮政策重新評估行動。這次評估的出發點，就是批評克林頓政府的朝鮮政策，否定韓國有實施“陽光政策”的意義，轉而尋求所謂更加徹底和有效地解決“朝鮮威脅”問題的手段。[9]政策評估的結果，雖然布什政府維持了和朝鮮繼續進行對話以解決問題的政策主張，但基本否定了克林頓政府時期所實行的“有限接觸”政策，而轉為實施不讓朝鮮拖延解決美國安全關注的“鷹派接觸”（Hawk Engagement）政策，具體來說，就是對話隻是取得美國要求朝鮮停止“威脅”的手段。[10]2002年2月，布什總統在國情谘文中將“伊拉克、朝鮮、伊朗”並稱為“邪惡軸心”國家，反映了共和黨政府朝鮮政策的基本框架已經確立，尋求並依靠“政府更替”（regime change）來實現解決問題目的的戰略性抉擇正式浮出水麵。隻不過，伊拉克問題和朝鮮問題在布什政府全球安全戰略中的優先秩序不同和解決這兩個國家“威脅”時美國所麵對的戰略環境不同，因而布什政府采取了不同的處理方式。這就是2003年1月布什總統所強調的美國對薩達姆領導下的伊拉克的政策是“軍事攤牌”，而對朝鮮的政策是“外交攤牌”。[11]但美國對伊拉克和朝鮮政策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美國認為外交妥協和談判都不能解決美國所擔心的安全威脅，而隻有轉而通過改變政權性質，才是美國政策需要堅持的可靠途徑。這也是布什總統在指責薩達姆政府時曾使用過的“複合威脅”的概念，即美國認為“邪惡軸心”國家的政權性質決定了他們產生的威脅形式既包括謀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國內係統侵害人權，又包括對外軍事挑釁，甚至和恐怖勢力勾結。[12]
2003年美國開始陷入伊拉克戰爭與重建，美國戰略重心被限製在了大中東地區。然而，2003年12月利比亞卡紮菲宣布放棄核武器的聲明，使得布什政府在缺乏快速而又有效地解決朝核問題的困境中有了繼續通過堅持“政府更替”原則、但又可以暫時避免直接進行“政府更替”以達到解決朝核問題的方法。這就是美國所強調的“利比亞模式”（Libya Model），即政權雖然沒有馬上改變，但美國至少應該讓這些國家的政權從以往的追求挑戰美國的能力而轉向徹底放棄這樣的“能力”。因此，“利比亞模式”是“政權更替”暫時無法實現的情況下，布什政府所追求的在朝核問題上的“政權更替”原則的“補充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