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9日上午11時左右，朝鮮鹹鏡北道地底深處的一聲悶響，讓朝鮮的核能力從原來的猜測瞬間變成了現實。盡管2006年10月3日朝鮮發表即將試驗的聲明後，相當多的國際觀察家認為朝鮮可能還會進行某種“外交試探”再進行核試驗，但事實是平壤迫不及待地想要向國際社會展示其核武器。韓國緊接著宣布測試到了朝鮮東北部發生了裏氏3.58級的地震，朝鮮中央通訊社也迅速宣告成功進行了核試驗，並強調核試驗將給朝鮮人民和軍隊帶來“幸福”；戲劇性的是，全世界在得知這一消息後的反應，卻幾乎都是憤怒、憂慮和沉重。隨著聯合國安理會10月14日通過1718號決議，製裁朝鮮的國際行動已經正式開始啟動。[1]未來朝核局勢究竟將如何演變，對中國來說，更是一個極大的政治、外交和戰略考驗。目前預言朝鮮核試驗究竟將在多大程度上衝擊東亞地區戰略與安全秩序為時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個擁有核武器的朝鮮如果無法通過談判實現棄核，將給東亞安全帶來難以承受的消極影響。正如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10月19日會見來訪的美國國務卿賴斯時所說：“朝核問題已經走到了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2]這個“十字路口”不僅是各國對朝政策的“十字路口”、朝核局勢未來可能演變模式的“十字路口”，也將是東亞地區安全變化的“十字路口”。
朝鮮核試驗的動機分析
朝鮮10月9日核試驗的結果已經揭曉。雖然最初階段國際社會對是否是真正意義上的核試爆有不同看法，各國對朝鮮核試驗爆炸當量所公布的數據也非常不同，例如俄羅斯的數據是5000—15 000噸TNT，韓國是5000噸，美國是550—1000噸，但可以肯定的是朝鮮進行了核試驗，隻不過是並不成功的核試驗[3]，從而澄清了可能是常規爆炸的疑慮。但也並不是朝鮮自己所通報給中國的那樣是4000—15 000噸TNT爆炸當量的核試爆。[4]基本的結論是朝鮮的核試驗沒有失敗，但也並非成功。如果今後朝核問題不能得到及時和有效的外交解決，那麼，朝鮮再次進行核試驗的可能性總是存在的。2006年10月下旬，美國情報部門認為，朝鮮似乎正在采取各種準備進行新的核試驗。[5]
朝鮮為什麼決定進行核試驗，這是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問題。從朝鮮中央通訊社發表的10月3日的核試聲明以及10月13日朝鮮領導人金永南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訪來看，是為了國家安全，是為了抵禦美國對朝鮮可能發動的核攻擊，是對美日等國對朝鮮進行製裁政策所采取的被迫反應。[6]但問題是，從冷戰結束到今天，朝鮮麵臨美國軍事打擊的可能性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低落過，其原因，一是美國今天在伊拉克重建中的泥潭深陷，二是中國、韓國以及俄羅斯的堅決反對，三是美國國內政治不會同意布什政府再度發動一場大規模的海外戰爭。[7]2005年9月19日六方會談第4輪會議所發表的《共同說明》中，布什政府承諾不攻擊朝鮮以及保障朝鮮安全的責任。[8]六方會談自2003年8月啟動到2006年10月朝鮮核實驗，一邊談判、一邊製造新的危機從表麵看也違背了朝鮮參與六方會談的初衷。朝核分析家們通常認為，“核試驗”是朝鮮在六方會談中最後的、最大的籌碼。[9]在沒有核試驗之前，朝鮮可以通過其口頭的“核威懾力”製造“模糊感”，給國際社會留下“想象的空間”，但不至於因為朝鮮真的通過核試驗宣告自己的核能力之後變得對朝鮮特別“焦慮”，並轉而采取進一步的強硬製裁措施。因此，常理認為，朝鮮“不進行核試驗”比真實地“進行核試驗”更能產生談判過程中有利於朝鮮的“擠壓效應”。
朝鮮為什麼要選擇在2006年10月9日進行核實驗，雖然是一個十分耐人尋味的問題，但答案並不複雜。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平壤想要進一步提升朝核危機，迫使美國在取消金融製裁問題上作出讓步。2006年6月初，美國拒絕派遣希爾助理國務卿訪問平壤，堅持要求朝鮮首先改正“錯誤行為”，以及將金融製裁問題宣布為美國的金融政策這樣的內政問題，從而拒絕與六方會談直接掛鉤的立場，徹底“激怒”了平壤領導人。麵對著美國不願意改變的金融製裁措施，平壤似乎認為隻有“來硬的”才能真正迫使美國考慮對朝鮮采取有可能鬆動金融製裁的措施。退一步來說，即便朝鮮進行了核試驗，像2006年7月4日的導彈試射那樣遭到聯合國安理會的製裁，六方會談擱置，朝鮮也可以通過核試驗而獲得“事實上的核武器國家”（status of nuclear power）的地位。不可否認，擁有核武器是朝鮮兩代領導人共同的夢想。[10]在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下，朝鮮領導人不得不表示了“最終棄核”的意願，但其謀求核武器能力與地位的真實想法從來沒有改變過。從現實的防務力量發展戰略來說，對朝鮮這樣的小國和窮國，核武器建設比發展先進的常規軍事力量要便宜和有效得多。朝鮮雖然有220萬軍隊，但裝備很差，又缺乏足夠的訓練，戰鬥能力上遠落後於人員規模要小得多的韓國[11]，更何況還要麵對駐紮在朝鮮半島上的28 000名美軍。從這一戰略出發，朝鮮發展核計劃的真實想法就是為了能夠實質性地擁有核武器，以徹底彌補其常規軍事力量的劣勢以及由於國力限製無法改變這種常規力量劣勢的事實。從2004年9月開始，美國情報部門就已發現，朝鮮出現了核試驗的積極準備。[12]美國國務卿萊斯也直截了當地指出，朝鮮核試驗就是為了“讓世界接受朝鮮的核武器事實”。[13]平壤的“算盤”是：隻要朝鮮能夠“頂住”製裁，就能像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98年核試驗後的情況那樣，最後迫使國際社會承認朝鮮是有核武器國家的事實。[14]
1994年第一次朝核危機之所以能夠通過外交解決，一方麵是美國顯示了新的靈活立場，願意通過“購買時間”（buy time）的方式坐等朝鮮內部出現實質性的變化；另一方麵是平壤在確認克林頓政府決心在對話失敗後對朝鮮進行軍事打擊的結果。[15]目前，美國的布什政府雖然堅持六方會談是解決朝核問題的最佳方式，但同樣繼續堅持“多種途徑”解決朝核問題，堅持在美國政府單方麵的立場中宣布徹底放棄軍事解決的方案。這使得朝鮮認為，美國軍事打擊朝鮮核設施的壓力始終是存在的。最重要的是，朝鮮的領導人可能認為，隻有清晰地展示自己的核能力，才能有效地嚇阻來自美國對朝鮮的直接軍事威脅。平壤甚至認為公開展示自己的這種核能力比維持與中國的關係更重要。
問題是，中國的反對在平壤進行核試驗的決策過程中究竟起到了什麼樣的影響？由於中國政府堅決反對朝鮮在2006年7月進行的導彈試驗，平壤應該很清楚核試驗將會進一步激起中國的憤怒，並進而實質性地損害與中國的關係，甚至很有可能帶來中國對朝鮮從貿易到援助等諸多合作項目上的削減。事實是朝鮮完全將中國的反對置若罔聞，因而核試驗同時也是對中國的半島無核化立場和中國國家利益的嚴峻挑戰。[16]西方媒體認為朝鮮的核試驗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準”中國的，因為朝鮮不願意成為所謂中國的“保護國”。[17]但至少不顧中國的反對進行核試驗，表明平壤要麼堅信中國即使不滿但也不會出“重手”懲罰朝鮮，要麼平壤決心為了獲得實際上的核武器地位甚至不惜“犧牲”來之不易的中朝友誼。這種近乎“賭博”的心態也來自於朝鮮堅定的“權力信念”。他們相信隻有“讓自己顯得有力量”，才能迫使對手讓步。而核試驗後朝鮮公開了自己的核能力，就是平壤所謀求的一種自以為是的“實力地位”。有的分析家就把導彈試驗和核試驗直接稱為是朝鮮“玩力量遊戲”的法則。[18]
朝鮮核試驗所帶來的危害
朝鮮核試驗所帶來的震蕩與危機既是區域性的，也是全球性的；其危害既是政治與外交性質的，也是軍事、戰略意義上的。從政治和外交的角度來說，朝鮮核試驗使得朝核危機空前升級，在六方會談持續了三年多之後，朝鮮依然不顧國際社會的嚴正反對，悍然進行核試驗，說明單純的外交談判已經不足以約束和改變朝鮮“麻煩製造者”的性質。毫無疑問，自從1991年冷戰結束以來，還沒有哪一個單一事件像2006年10月9日朝鮮的核試驗那樣，嚴重地威脅到東亞地區安全的前程。朝鮮核試驗對地區安全的消極衝擊幾乎是全區域性的。新加坡的海峽指數已經應聲而跌，韓國的股市當天縮水了3%，而世界原油價格在朝鮮核試驗後一下衝破了60美元的門檻。朝鮮核試所產生的幾乎是“全球外交的危機”。[19]即便是東亞區域經濟，也已經在朝鮮的核試驗後開始戰栗了。在這種情況下，製裁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應該是及時的和堅定的。[20]
朝鮮的核試驗是非法的。它違背了三項最基本的國際法律文件：一是1970年就已生效的《國際核不擴散條約》，二是1991年朝鮮北南雙方有關《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聯合宣言》，三是2005年9月朝鮮自己簽署的六方會談《共同聲明》。特別是在2006年7月5日朝鮮導彈試射三個月後采取的又一次公然挑釁，這種連續製造危機事態的做法完全是在人為製造衝突和緊張局勢。[21]核試驗與導彈試射一樣，不僅違背了2005年9月第四輪朝核問題六方會談各方所達成的“不采取挑釁行動”的承諾，而且在對地區安全構成威脅的性質上比導彈試射更嚴重。[22]從2003年4月的“四方會談”到8月的第一輪六方會談，直到2005年11月的第五輪六方會談，整個朝核問題在中國的外交斡旋與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下，一直在艱難延續著外交與政治解決的進程。雖然各方對朝鮮如何棄核有不同的爭議，但2005年9月的《共同聲明》中朝鮮承諾放棄核武器的責任。10月9日朝鮮的核試驗不僅讓凝聚著中國外交人員諸多心血的《共同聲明》成為了一張廢紙，更是平壤違背原有承諾、無視國際社會要求朝鮮停止挑釁的嚴正立場而采取的粗暴行為。如果朝鮮核試驗就是對國際核不擴散製度的回答，那麼，朝鮮擁核的任何合法化都將導致更多的國家挑戰和否定國際核不擴散製度。[23]
中國始終認為，朝鮮的正當與合理的安全需求應該得到保障。在中國的努力推動下，2005年的《共同聲明》中美國承諾了不對朝鮮進行軍事打擊的義務。目前朝鮮半島局勢並不存在外敵入侵朝鮮的現實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朝鮮進行核試驗，是繼2006年7月5日導彈試射後新的挑釁舉動，證明朝鮮已經基本上走到了以六方會談為代表的國際社會外交解決朝核問題的對立麵。不管平壤強調它多麼需要核武器來保證國家安全，但核試驗不僅挑起了半島局勢新的緊張，激化了原本可以在六方會談架構中通過正常外交途徑來尋求解決的核矛盾，也將使得朝鮮麵臨更加孤立的局麵。其次，核試驗讓國際社會中的對朝強硬立場空前上升，主張“溫和路線”的力量遭到了巨大挫折，嚴重傷害了中、韓等國長期以來對朝政策的善意與對朝鮮的支持，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解決朝核問題原有外交格局中的力量對比。而核試驗對六方會談中“溫和勢力”的致命打擊，隻能造成國際社會對朝鮮問題采取更加嚴厲的製裁立場，從而使得外交談判的空間受到急劇壓縮，而孤立與壓力政策的可操作性進一步加強。2006年10月6日，聯合國安理會就朝鮮10月3日的核試驗聲明專門通過了1715號安理會主席聲明，要求朝鮮立即無條件重返六方會談，並警告朝鮮如果進行核試驗必將麵臨安理會采取的“進一步行動”。平壤可以置中國多年來基於傳統友誼與睦鄰關係而對朝鮮一遍一遍表達的善意於不顧，平壤也可以對來自美國、日本等國的威脅性警告置之不理，但平壤不能對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置若罔聞。[24]如果朝鮮認為為了擁有核武器而可以不惜得罪天下，為了保有“超遏止力”而可以隨意玩弄國際核不擴散製度的莊嚴法則，如果平壤認為隻有擁有核武器才能讓自己在東亞生存，可以肯定的是，朝鮮的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隻能惡化而非改善其國家的安全環境。擁有核武器、政策又多變、常常缺少誠信的朝鮮，是東亞地區安全不可承受之重。
從政治的角度來說，朝鮮的核試驗正在韓國掀起有關金大中總統的“陽光”政策和盧武鉉總統的“和平繁榮政策”的大討論，反對黨韓國大國民黨和保守勢力紛紛猛烈指責這一政策的後果是縱容了朝鮮的核武器野心，變相地鼓勵了朝鮮采取挑釁政策。為此，2006年10月25日，韓國統一部長官李亨燮宣布辭職，同樣準備辭職的還有韓國現任國防部長尹光善。由於外交部長潘基文很快將出任聯合國秘書長，韓國政府“大換血”已經在所難免。[25]迫於目前韓國社會的壓力，盧武鉉政府很可能將不得不在內閣新的人選及政策傾向上轉而謀求對朝強硬立場。在朝鮮核試後的數周之內，盧武鉉總統竭力想要保持一個相對來說溫和的對朝立場，例如拒絕關閉金剛山風景區和開城工業園這兩個與朝鮮的合作項目，但隨著內閣改組及著眼於2007年的總統選舉，他必然要重組自己的國家安全政策團隊。否則，執政的開放國家黨將麵臨著失掉大選和政黨“泡沫化”的危險。盧武鉉甚至正在為他的“對朝接觸政策”而麵臨著巨大的黨內壓力。目前，盧武鉉總統的對朝政策一是必須與聯合國製裁朝鮮的1718號決議相一致，二是必須實質性地修改“接觸”政策。2005年，朝韓貿易額首次高達10億美元。[26]停止韓朝貿易同樣也必然連帶首爾削減對朝援助項目。而就在2006年9月初，首爾剛宣布了總額為2000億韓幣的對朝鮮援助計劃。[27]這本來是韓國對朝“接觸”政策的一個新的高峰。
從軍事與戰略的角度來說，朝鮮核試爆的結果從哪個方麵來說都是災難性的。首先，東北亞區域安全因為朝鮮核試驗正在進入新的動蕩時期，半島局勢已明顯惡化，半島局勢出現新的軍事衝突的可能性急劇上升。一直積極奉行對朝鮮“和平繁榮政策”的韓國盧武鉉政府正在承受巨大的國內政治壓力。盧武鉉政府一直對美國強硬的朝鮮政策不滿。雖然2005年11月下旬的美韓首腦會晤後，盧武鉉總統特別向媒體喊話，強調韓美之間在任何對待朝鮮問題上並沒有實質性的政策分歧，但韓國堅持對朝鮮的“接觸政策”讓布什政府一直很頭痛，布什政府也批評盧武鉉在朝鮮不願意棄核的前提下謀求新的南北首腦會晤的想法。[28]朝鮮核試驗之後，韓國不得不根據朝鮮的核試驗行動采取召開國家安全緊急會議、提升軍隊警戒水平等一係列應對措施。可以想象的是，朝鮮的核試驗很可能讓平壤自己一手斷送了有利於半島局勢緩和、有利於朝鮮經濟改善、有利於朝韓統一的半島和平與合作進程。[29]在朝鮮擁有事實上的核武器之後，韓國今後的戰略走向非常令人關注。韓國會在戰略上更加依賴美國的核保護，美韓軍事同盟很可能從最近幾年的“漂流”中戛然而止。一個在軍事和戰略上轉而更加依附美國軍事保護的韓國，隻會進一步地鞏固美國在東亞的霸權地位，並增強美國在地區安全中的主導作用。如果韓國政府不得不“終結”金大中政府以來所奉行的“陽光政策”，那麼，朝鮮半島的安全局勢將發生實質性的倒退，甚至可能引發第二次朝鮮戰爭。[30]
目前，國際社會有關朝鮮核試驗所引發的核擴散效應是否將擴大到台灣存有疑慮。從理論上來說，台灣進行核武器研究的可能性不大，朝鮮核試驗對於未來海峽兩岸局勢的演變隻能是消極的，而不是積極的。如果朝核問題引起的區域安全緊張效應進一步擴大，區域主要成員之間的安全猜忌和不信任擴大，隻會給台灣的台獨勢力製造更多的“利用”空間。2006年10月30日，陳水扁就在“台北一東京視頻會議”上向日本喊話，要求建立“台日”安全對話，日本應通過“日本版”的《與台灣關係法》，“台日”應成為密切的戰略夥伴以共同應對所謂的未來“威脅”。[31]針對朝鮮核試驗引發的東亞地區新的震蕩，美國國務卿賴斯2006年10月30日在美國傳統基金會發表演講，首度將朝鮮核試驗與台灣問題掛鉤，強調在當前東亞地區安全受到衝擊的局勢下，台灣海峽兩方都應該盡可能地保持克製，避免有單方麵改變現狀的行動。[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