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美國總統布什2003年5月2日在“林肯號”航母上發表演說，宣布美英聯軍在伊拉克“主要的軍事行動已經結束”，[1]伊拉克問題已經進入了“國家重建”的新階段。然而，這場戰爭究竟對世界格局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是目前國內外非常關注的一個焦點問題。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伊拉克戰爭都是當代國際關係中的曆史性事件，戰爭的結果正在孕育著世界格局自20世紀90年代初冷戰結束以來又一次顯著變革。
以“極”為分析方法的國際體係權力結構
有關冷戰後的國際體係到底是多極、還是單極的爭論由來已久。目前普遍使用的世界局勢的“多極化趨勢”算是一種在政治上和學術上都比較穩妥的提法。但國內學術界很少真正對當前國際體係究竟是單極，抑或還是多極進行過深入和細致的理論論述。其實這樣的爭論非常正常，除了政治上的需要之外，即便在美國對冷戰後國際體係究竟應該朝著多極、還是單極，抑或兩極發展也有著相當尖銳的爭論。[2]但美國學術界的爭論和中國的爭論有著相當的不同。中國的爭論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事實判定”的爭論，即爭論今天的國際體係究竟是多極、還是單極，而美國的爭論則是一種“政策需要”的爭論，即究竟是多極、還是單極更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與現實世界的需要。[3]
伊拉克戰爭使得這樣的爭論再度尖銳起來。國內學術界和政策領域內的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伊拉克戰爭並沒有造成世界格局的變化，因為總體上來看，國際力量對比沒有發生根本變化。[4]也有的學者認為，伊拉克戰爭有利於多極化的發展，甚至將加速多極化進程。對於這樣的觀點筆者不敢苟同。多極化是國際關係發展的趨勢，但伊拉克戰爭卻典型地說明了今天國際體係的“單極”特征。由於“不同的體係給大國和小國提供了不同的菜單”[5]，是我們認識世界、把握國際局勢、製定有針對性的外交政策不可缺少的關鍵環節，因此，在伊拉克戰爭之後聯係戰爭的事實來澄清今天國際關係研究中的“體係特征”問題，已是一個十分嚴肅而又緊迫的學術課題。
傳統的“一超多強”的論述是支持多極化認識的基礎，但以力量對比作為判斷和分析世界格局的基本標準，不是簡單地分析國際關係中大國的數量。以力量對比的分析來判斷國際體係的權力結構，取決於兩個標準：一是國家間權力的能力（capabilities）的分配[6]，二是在能力分配的基本體係結構中尋找是否存在著有效的權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
在國際關係中，權力和權力的能力是兩個有著緊密聯係，但又相當不同的概念。如果說權力主要是指國家的影響力和支配力，其具體的構成可以由經濟、科技、軍事、領土、資源以及價值觀、製度的效率、社會生活的成熟度、凝聚力和士氣等“硬”和“軟”的、有形和無形的權力指標來衡量的話，那麼，權力的能力則是由包括權力的威望、使用與追求權力的方式以及權力的構成要素等諸多因素所決定的。[7]通常來說，權力構成了能力的基礎，但權力的能力卻是一國權力的具體實施和發展，並對權力的分配真正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在國際關係史上，有權力，但卻並不注意如何去形成強大權力能力的例子並不少見。因此，單純意義上的大國的數量並不是我們得出國際體係是多極、兩極，還是單極的依據。
國家間權力的能力分配的基本結構，構成了國際體係的權力特征[8]，也使得國際體係可以分為“單極”、“兩極”和“多極”。體係中的“極”（Polarity）的概念是普遍界定國際體係權力分配特點的分析工具，“極”的數量也是說明國際體係的權力結構的依據。這不僅可以使我們了解我們正處於一種什麼樣的“國際體係”，更重要的是，它是我們了解現有國際秩序以及個體國家政策選擇的關鍵。因為“國家間權力的分配構成了各種國際體係的主要控製形式”[9]，是在國際體係的“環境因素”製約條件下了解國家間實力差距最有說服力的方式。
國際體係中國家的“極”的資格，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構成“極”的國家是否在經濟規模、人口、勞動生產率等綜合國力上具有優勢，特別是其軍事實力上能夠比國際係統中另外一個軍事大國的軍事實力還要強大。具體來說，一個可以在軍事力量上至少占到其他任何一個軍事大國的軍事實力51%的國家，可以構成一個“極”。[10]現實主義者之所以更看重軍事力量是“極”的定位的重要標準，是因為安全是國家間關係中根本性的內容，也是國家政策的首要目標。早在20世紀70年代，沃爾茲就認為美國具有比較其他大國而言在近代曆史上前所未有的領先優勢[11]，但仍然與隻是在軍事實力和戰略爭奪能力上旗鼓相當的蘇聯形成了“兩極體係”。“一超多強”隻是一種簡單的描述性方法，並不是國家間權力能力分配的解釋性方法，因為它忽視了權力的構成常常影響權力的性質以及運用權力本身要比單純的權力存在更為重要這兩個基本事實。今天美國的軍費支出超過世界軍費開支在美國之後的15個國家的總和，是對國際體係單極特征的生動說明。在新現實主義理論看來，經濟實力固然是國家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經濟實力並不能自動等同於國際關係中國家的行為能力，也不如軍事力量那樣可以對國家的國際行為和國際體係的權力格局發揮更為實質性的影響。[12]
單極體係下的權力製衡
國家的能力優勢是定義“極”的必要條件，但並不是充分條件。因為能力優勢還必須同占有這樣的能力優勢的國家的數量有關，這是“極”的定義真正核心。如何區分“一極”、“兩極”或者“多極”體係的基本標準，是看一個國際係統中綜合實力占有第二位的大國是否能夠對最強大的國家構成有效製衡；如果第二位的大國無法構成有效的製衡，甚至若幹大國間的聯合都無法構成有效的製衡，一極體係就已形成了。[13]換句話來說，“如果一個國家的能力是如此強大以至於很難被製衡（counterbalance）”，那麼，這意味著體係中國家間的能力分配出現了向某一個國家的重大傾斜，該體係也就出現了“單極體係”的具體特征。[14]
“權力製衡”或者說“均勢”之所以是解釋以“極”為核心的國際體係權力結構特征的關鍵，是因為“極”的分析簡化了國際權力對比關係，是更好地認識“均勢”的鑰匙。[15]具有相互製衡能力的一定是“兩極”體係，或者是多極體係。如果缺乏有效的權力間的相互製衡，這樣，才會出現“單極”的格局。今天的國際關係中並不缺乏製衡性的政策訴求，美國的許多單邊主義行動受到了國際社會的指責；也不缺乏對特定政策行為的製衡行動，例如伊拉克戰爭之前法俄都曾威脅動用否決權來阻止安理會通過授權動武的協議；但之所以仍是一個“單極體係”，就是因為真正意義上的“均勢”——涵蓋所有權力主體的體係性均勢——已經崩潰，美國正處在一種“非均勢”（imbalance of power）的、幾乎不受實質性挑戰的權力關係之中。
體係性的均勢，至少應該包含四個方麵的基本原則。其一，當某一個大國準備發動可能破壞其他大國利益的軍事行動時，其他的大國可能將單方麵、或者聯合通過包括軍事手段在內的方式進行遏止。[16]麵對威脅，軍事結盟通常是穩定權力關係和恢複均勢最重要的途徑[17]。其二，違背其他大國利益的單邊行動應該受到懲罰。不顧其他大國反應的行為應該讓風險遠遠大於收益。其三，將會導致力量變更迅速，因而破壞穩定的國際戰略平衡的行動無法得逞。已有的國際戰略秩序可以產生一種有壓製力的穩定效應。沒有國家可以依靠單方麵的力量謀求改變秩序。第四，在重大的國際問題上，建立製度化的大國一致。或者說，在國際製度內部，大國自覺的行為克製是可以指望的，而且，通過大國協商既維護多邊主義，又保障在國際製度內部製度化合作的發展。[18]
然而，冷戰結束以來，國際關係見證了美國單邊主義的興起，目睹了美國為核心的軍事同盟的不斷擴大，卻沒有發生任何直接針對美國的軍事結盟關係。雖然在和平與發展的前提下，區域與次區域的合作進程有了新的發展，但在軍事領域除了北約東擴之外，俄羅斯與白俄羅斯的同盟條約以及獨聯體集體安全條約組織都隻是區域意義的安全安排。不結盟、不針對第三國成為了大國安全與戰略努力的重要方向。這一方麵有助於大國合作的發展，但卻生動地體現今天國際力量對比的事實。之所以冷戰結束以來，國際關係中沒有出現針對美國的結盟關係的發展以求實質性地製衡美國的“單極霸權”，有以下幾個方麵的因素。
首先，美國的優勢是綜合性的，幾乎涵蓋了國家權力發展的所有領域，具有在政治、經濟、科技、軍事、資源、信息與地緣政治等方麵諸多的主導性力量，結果形成了對其他國家多方麵的戰略性牽製，並使其他大國難以形成對美充分的軍事、經濟、技術和地緣政治或者地緣經濟等領域內的挑戰。[19]
今天的國際競爭中，國家力量的發展往往是相互影響的，沒有經濟的繁榮和強大，軍事力量的發展就缺乏足夠的支撐；而軍事的強大沒有經濟持續增長的保障，也難以發揮真正靈活的威懾作用。國內經濟即便發展了，沒有廣泛而又有效的國際參與，也難以具有真正的國際競爭力。其結果，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相互交織、互為影響。以結盟為導向的均勢的功能恰恰又主要局限在傳統安全領域，從而使得大國往往會顧及其他的安全目標、如經濟安全與國際參與的需要，而放棄軍事結盟的構想。[20]美國的單極霸權確實給許多國家帶來了新的“不安全感”，“威脅”本來應該是產生結盟的根本原因[21]，但目前國際關係的現狀使得“威脅”的界限本身具有以往的國際關係曆史難以找到的“模糊性”，因而大大降低了結盟的動機。
其次，“跨國自由主義”的全球發展，對美國的霸權性質產生了更大的“容忍力”。美國一直有人聲稱“美國式”的單極霸權是一個“良性霸權”或者“柔性霸權”，並從這種“霸權”的政治文化、價值與製度特征來論證美國霸權在世界政治中的穩定作用。[22]此外，美國權力構成中的非物質性要素的優勢——“軟權力”——讓美國真正具有“世界領袖”的特質，成為美國顯示和追求權力的重要手段[23]；對美國政治經濟製度的認同程度的提高，降低了製衡美國“單極”力量的動機和決心，甚至出現了心甘情願“服從”美國單極霸權的傾向，也同樣加強了美國“單極霸權”的穩定。[24]
第三，美國的經濟、安全與國際市場的主導能力，產生了深刻的區域影響，成為了當代區域政治和區域經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其結果，往往使得許多中、小國家缺乏緊隨其他大國製衡美國的願望和熱情，製衡美國的國家常常不具備在所在區域內的足夠號召力。[25]甚至當它們決定在戰略上挑戰美國時，可能成為區域政治環境中首先被製衡的對象。這種區域事務中不可替代的美國角色，又進一步促進美國來推行“俾斯麥式”的強權政治。盡管在某些地區政治中，例如在亞洲，美國還無法完全建立某種“單極霸權”，但美國的威望政策以及隨時準備顯示實力以進行幹預的意誌，決定了美國仍可以建立起“多極一單極”相結合的地區政治體係。[26]
第四，美國的“單極霸權”由於美國所主導的聯盟體係的發展而得到了進一步的增強。而“極”的背後所具有的組織和主導國際網絡的能力，或者以“極”為首的國際陣營的緊密程度，往往是衡量“極”的質量和權力能力的又一重要標準。[27]美國是今天世界上最廣泛地建立和利用各種國際製度來形成有利的權力優勢的國家。在2002年5月，北約開始接納7個中東歐的新成員國加入之後，美國和世界上60個國家簽署有雙邊或者多邊的軍事同盟條約，和7個國家簽署有利用軍事基地或者派兵的協議。這樣一個最為廣泛的軍事同盟體係，大大增強了美國“單極霸權”的行動能力，也進一步削弱了世界力量對美國的製衡實力。因為從一個單一國家所具有的這種與其他國家關係的緊密程度來看，沒有一個國家超過美國。而美國作為今天世界上唯一的“極”與其他國家所具有的這種影響力，是美國能夠建立“單極霸權”的又一重要基礎。[28]
第五，當代國際關係中各種製衡性因素都麵臨著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內在問題和困難，從而製約了它們發揮對美國的製衡能力。在中短期內，國際社會中還難以出現在權力能力上與美國能夠接近，從而能有效製衡美國的新的綜合性強國或者國家集團。因此，對美國的挑戰或者製衡很大程度是以特定的利益為導向的，而不是傳統均勢中的那種體係性的、全局性的製衡關係。
國際關係理論同樣強調，由於國家間的互動關係對國際體係的變遷具有重要作用，每個國家都將有選擇地來決定自己的行為，單純以國家的能力分配為國際體係的權力結構的特征似乎並不能說明國際關係中的各國政策選擇的主觀作用。不同體係的特征在於不同的國家行為模式。[29]不僅是單一國家，國家間的聯盟、特別是像歐盟這樣緊密型的國家集團同樣可以構成國際體係中的“極”。[30]但就國際體係的整體而言，構成體係性的製衡力量最重要的是依靠權力的能力，而不是製衡的願望或者非全麵性的、不徹底的製衡政策。20世紀90年代以來，歐盟力量的發展，特別是歐盟內部正在推行的共同外交與防務政策、建立6萬人的快速反應部隊以及對美國一係列單邊政策的批評等等，都展示了歐盟擴大的自主意識。但歐盟的問題是：有製衡美國的眾多手段，但“缺乏使用這些手段的組織的能力和集體意誌”。[31]
伊拉克戰爭為什麼無法阻止？
伊拉克戰爭的爆發，經曆了主戰與主和勢力從2002年9月開始討論1441號決議到2003年4月這半年多的外交角逐。在這期間，反戰國家陣營與主戰國家陣營的尖銳對立，經曆了安理會辯論中伊拉克問題上的徹底決裂，也經曆了2003年4月15日提克裏特被占領之後大國關係開始修補的過程。6月3日埃維昂峰會所發表的伊拉克問題八國首腦聲明，強調都“希望看到一個穩定、民主的伊拉克”[32]，標誌著大國關係在伊拉克問題上進行了9個月的“外交戰”告一段落。
主和勢力阻止了美國獲得安理會授權而對伊拉克動武合法化，從表麵上看，是國際社會主張政治解決伊拉克問題的正義力量的勝利；但戰爭還是爆發的事實、美國在43天的伊拉克軍事行動中依靠高科技軍事手段所獲得的決定性勝利，以及目前美國排斥聯合國單方麵軍事占領伊拉克、主導伊戰後進程的客觀狀況，說明了美國“單極霸權”沒有得到有效製衡的當前單極體係的基本特征。伊拉克戰爭之所以無法得到阻止，說到底，體現了單極體係下國際權力運作的“體係特征”。
首先，這是當今國際關係中權力的能力分配嚴重失衡的結果。國家間權力能力的分配失衡到“單極霸權”就可以等同於“單邊主義”。伊拉克戰爭是布什政府單邊主義政策迄今為止的最高代表。發動伊拉克戰爭所需投入的權力資源要比布什政府不參加《京都議定書》、廢棄《反彈道導彈條約》以及做出部署導彈防禦係統的決定要大得多。由於戰爭涉及眾多的大國利益，戰爭本身更是美國所具有的“權力空間”的試驗場。在國際關係中，對單邊主義的約束力不是取決於國際法或者國際道義，而是一個國家權力大小。[33]“兩極”或者“多極”體係中之所以缺乏單邊主義政策行為，就是因為“兩極”或“多極”體係中的國家間力量分配使得即便享有“極”的地位的國家也無法享有足夠的權力資源而追求單邊行動。因此，能否具有單邊主義的政策傾向，是一個國家權力的國際空間所決定的。布什政府所推行的單邊主義政策，不僅反映了美國的實力地位，更是因為美國享有一般國家所遠遠無法企及的權力空間。當美國的權力追求不需要顧及更多的消極後果、不需要支付難以承受的成本代價，或者利益損失時，單邊主義就會成為一種權力追求的可靠方式，並進而成為基本的政策模式。單邊主義客觀上反映了一個國家行使和追求權力時所享有的“自由度”。[34]伊拉克戰爭之所以沒有被阻止，就是因為美國占有了其他國家無法達到的“權力自由”，使它能夠繞開聯合國、繞開國際社會普遍的反對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