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校完這本書稿，太原的又一個春天就要到了。想起1958年我從北京調來太原工作第一次邁進娘子關時，也正是這樣一個乍暖還寒的早春二月。隻是那時二十三四歲的年紀正值人生之春，而55年後的今天，自己不僅已至垂暮之年，還常被病困所擾，“乍暖”遲覺，“還寒”愈甚。
我是湖南人，20歲以前一直在南方生活、就學和工作（1952年我18歲時就服從組織分配放棄高考，在湖南四中任教）。許多媒體的朋友采訪我時，都不無詫異地提起一個問題，你一個南方人，連一句山西話都不會說，怎麼就能把黃河、黃土風情的歌詞寫得這樣圓熟，還土得掉“渣”？我常常是笑而不答，因為難以言傳。我想，這是宿命，更是緣分。
1958年初，我在北京工作了近兩年的《中國航運報》同其他五六家報刊同時停刊了。當時全國好多省都到北京要人支援當地文化建設，山西也在其中。當時我對所有來要人的地區都一無所知，隻是特別想到更偏遠、更荒僻的地方去幹一番自己的事業——那是建國初期很多熱血青年真實的願望和實在的行動。我們報社的社長調到了青海省工作，他點名要我一同去，我欣然同意。但陰差陽錯，就在出發前我被調整到了山西太原。從此，我在山西這塊土地紮了根，入鄉隨俗，成家立業，顯然也將終其一生。
來太原後我被分配在山西省文化館的《文化周刊》從事編輯工作。上班還不到一個月，我就和其他同事一樣按編輯部的安排，自帶簡單的行李下鄉，到晉北一帶的縣、鄉、村去組稿和采編稿件，直接深入到了黃河黃土地的最基層——這既是那個年代一本群眾文化雜誌的工作作風、方法和狀態，也是對我這樣一個一直生活在城市的文化工作者的最早的磨礪和精神的洗禮與浸潤。
從少年時代我就酷愛讀詩、寫詩，但都屬自娛自樂，從沒有想過投稿發表。1961年初，我第一次把一首詩作貿然地投寄給了《人民日報》，沒想到在1961年1月這首詩就在《人民日報》發表了。而這首詩的標題就是《黃河夜渡》。我正式發表的處女作就與黃河相關聯，我想這是不是也可以說我的創作和黃河、黃土地的緣分由來已久，早有示喻了呢。
“文革”之前，有些作曲家看了我的詩作曾提議和我合作寫詞譜曲，我都婉拒了，覺得歌詞這種形式很陌生，難以掌握好。打倒“四人幫”後，中國大地，尤其是知識文化界煥發出了壓抑積蓄已久的活力和能量，也給我的詩詞創作開啟了一扇新的門窗。1979年我有感而發，相繼寫出了《啊，太陽》《月光》《春天我歡呼你的到來》等一批抒發情懷的詞作，不曾想在《歌曲》雜誌辦的歌詞陣地上發表後，許多作曲家爭相譜曲，全國有十幾家報刊、電台登載播放了這些歌曲。就這樣，在不經意間，我步入了寫歌詞的行列，也由此在1982年從工作了20多年的省群眾藝術館調入山西省歌舞劇院從事專業創作。
前麵提到過，調到山西省歌舞劇院之前，由於工作的需要經常下鄉，有機會接觸到許多山西各地的民歌和民歌手，也了解了不少黃河地域的民情風俗。那些真摯、樸實，沒有半點矯情和虛飾的民歌不僅有濃烈的鄉土氣息，更有豐富多樣的表達手法。其語言的簡練，比喻的形象、比興的圓熟充滿魅力和感染力，讓我倍感親切和動情，也讓我在十幾年的光陰中，補上了一個外鄉人對山西民歌了解和感悟的一課。
而更為幸運和欣慰的是，當八十年代初我到了山西省歌舞劇院後，碰到了劇院一批有追求、有共識而且在藝術造詣和功力上經過多年積累已臻成熟的藝術家們。他們中既有從歌舞專業提升起來的院領導，也有舞蹈、作曲、演唱等各方麵的人才。正是在這樣一個充滿活力和創新的藝術創作團隊中，我們精誠合作，以己之長，相輔相成，相繼推出了“黃河三部曲”。也正是在這一階段的創作中，我個人多年來在藝術上的追求與儲備得以展示和發揮。縱觀這些年發表的詩詞作品和電視音樂片，大型綜藝晚會的撰稿歌詞等，有關黃河黃土地題材的就占有百分之七十之多。半個多世紀的歲月裏，我人生的年輪，作品的根須，已和這片土地相存相依。
這本集子終於要付梓了。從2005年籌劃出版、呈報，至今已曆經數年，其中的曲折和遺憾就不一一贅述了。在此，我要特別謝謝那些為我出書熱情相幫的朋友們，你們的親善讓我感念於心。我的妻子劉亞瑜一直以來就是我作品的第一讀者和最坦誠的評判者。這次出書，我因病心力與體力均不支，都是亞瑜在忙碌。從一首首詩詞的遴選、修補、分輯、編排到跑出版社商定具體事宜，都是她在操勞。她是山西人，這也歸於我和山西的緣分吧。
“走不完的日月過不完的河”，是自然界的常態，而我們人生所有的一切，都會隨黃河水而去。
2013年3月26日於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