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陳洪鋼出生在一個怎樣的家庭呢？談及此，我們不能不提到當時的曆史背景。
清朝末年，政治腐敗、國力衰微，列強侵入、領土喪失，淪為半殖民地的中國，百業凋敝、民不聊生。那些不甘心做亡國奴的文人，雖然憂國憂民，但卻苦無出路，他們以“言誌”的詩歌，抒發仰天長歎的悲憤情懷。譬如，“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驍勇青年譚嗣同，在《有感一首》中詰問：“世間無物抵春愁，合向蒼冥一哭休。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
被梁啟超譽為“世詩家三傑”之一的愛國者蔣智由，則在他揮筆寫就的《有感》裏浩歎：“落落何人報大仇？沉沉往事淚長流……淒涼讀盡支那史，幾個男兒非馬牛！”
當時，禦侮圖強的一批仁人誌士，康有為、梁啟超、楊深秀、林旭、譚嗣同等，於光緒24年，即1898年，提出了戊戌變法維新。自是年4月23日，光緒明諭實行新政，到8月3日，譚嗣同向袁世凱所提要求被拒絕，僅僅百日，變法維新即遭殘敗：慈禧垂簾聽政；光緒皇帝被幽閉於北京南海中央之瀛台；變法維新的發起人康、梁，雖僥幸逃脫，未遭殺身之禍，但在推行新政中迎難而上、首當其衝的譚嗣同、劉光第等六君子，卻被慘毒殺戮。廣大勞動人民，仍在內憂外患的困窘和屈辱中生活……有壓迫就有反抗，有屈辱就有鬥爭。人民不會沉落，英豪總會奮起！在康、梁變法失敗之日，正是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蓬勃興起之時。這兩者性質有根本的不同：變法維新，旨在滿清皇帝統治下，效法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零碎地實施若幹新政；而革命運動，則要從根本上推翻滿清政府，建立英、美式的民主共和國，以使我中華巍然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更有不同的是：變法維新，隻能列出一些具體的新政之舉，供皇帝采擇施行；而革命運動領袖孫中山，則有其一整套建國綱領和治國方略。他的理論，以《三民主義》一書為中心，還有依此而發揮的一係列建設理論，諸如《建國方略》、《心理建設》、《物質建設》、《社會建設》以及《國家建設》八部，等等。孫中山是有主義、有計劃的革命領袖，他領導社會各界分子進行革命，其人員組成主要有：會黨、華僑、知識分子、進步軍人和新出現的進步資產階級。這應運而生的革命勢力，反映了時代的迫切要求和人民的強烈願望，因而越來越壯大，不斷向滿請統治者進行暴動，直至1911年8月19日的武昌起義，即暴風驟雨般摧枯拉朽的辛亥革命，徹底傾覆其統治，終於在1912年1月1日，成立了以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的中華民國。從此，結束了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滿清267年的統治。
在辛亥革命之前，即1905年到1911年3月29日，黃興率俊良之士攻打廣州，孫中山直接或間接指揮的暴動，不下10次，但都因敵眾我寡、敵強我弱而屢屢失敗。就在這革命最艱難、最需人財物力幫助之時，陳洪鋼的祖父和父親，都曾多次同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領袖共謀大事，並為其從國外購買軍火，妥存在自己家裏，供革命者隨時取用。
陳洪鋼祖居廣東省中山縣南屏鄉陳承裕堂村，那是一個書香門第、官宦之家。祖父陳犀坪，是清朝進士，雖在朝為官，但對腐敗無能的滿清政府，極為不滿！他棄官後，即興辦農場、經營茶葉等農產品，決心走實業救國之路，事業發展很快，規模不斷擴大，生意日益興隆，財源滾滾而來，在長江流域和廣東、澳門等地影響很大，實力雄厚。上海的“犀坪堂”和澳門的“陳家大屋”，就是他祖父創建的著名店堂，其大本營在上海的圖南裏，全家遷居於此。陳洪鋼之父陳蔚秋，是清末舉人，先後在朝中當道員、臬台、縣長，因他秉公執法、伸張正義，又樂於扶貧濟困，故在任上口碑甚好；他一貫主張強國富民，堅決反對清朝政府，總希望有機會就推翻它！這愛國圖強的父子兩人經常議政，一致認為：“我們的先賢說過：‘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國家被欺，百姓受窮，吾家要錢何用！理應疏私財、求大義，將錢用於滅滿清、興國家！”陳、孫兩家是同鄉，也是世交，過往甚密，陳家經常在經濟上幫助孫家，就是孫中山在香港上醫科大學，也是陳洪鋼的爺爺資助的。1905年秋，孫中山創建的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後，革命勢力發展迅猛。陳家更是千方百計地主動同他們聯係，並用全部身心和家財鼎力相助：陳家世代都是清朝官吏，且有皇帝所賜黃馬褂作掩護，為同盟會送文件、傳情報，讓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經常在他家接頭、開會，密謀武裝暴動等要事；陳洪鋼的父親，還為革命黨秘密地從澳門購買軍火，並在其廣東南屏老家，專門挖蓋了地下室作彈藥庫，將自澳運來的槍支、子彈暗藏其中；對清政府通緝的革命黨人，陳家精心保護和接濟，有的躲到越南順化城地下室裏，被越南當局發現後抓起來，陳家人專程前去設法營救，使之轉危為安……所有這些，都強有力地幫助和支援了以孫中山和黃興為首的革命鬥爭！因此我們說，陳家為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的曆史性突出貢獻，應是言之鑿鑿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