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五代十國時期，後周顯德七年正月初一，溫暖的春光尚未普照大地，料峭的寒風還在吹拂，年僅七歲的周恭帝柴宗訓登上皇位還不到半年，在新年的宴席上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賀，整個朝廷裏氣氛祥和，喜氣洋洋。
突然，河北邊境傳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遼國軍隊揮師南下，聯合北漢大舉入侵中原！一時間，群臣慌亂，朝廷緊張，周恭帝命令趙匡胤為大將，率軍出征，抵禦強敵。
這位趙匡胤將軍，是後周數一數二的人物，他追隨先帝周世宗多年，南征北戰，立下赫赫戰功，從低層軍官逐步上升為軍事統帥，擔任歸德軍節度使，在先帝臨終前，他又被提為殿前都點檢，是皇帝直屬的禁軍統領，可見後周朝廷對趙匡胤的信任。趙匡胤本人也氣度豁達，知人善用，在掌管軍政的六年多時間裏，為後周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早已成為了士兵們心中的精神支柱。
帶著朝臣們的重托，趙匡胤率大軍出發了。可是幾天後，當軍隊行進到開封以北的陳橋驛時，卻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由於昨夜的醉酒，趙匡胤一直在昏睡當中，到了日上三竿之時，眾將領才敲門叫醒他，說了一番令人震驚的話語：“現在新皇帝年幼，我們將士在外拚殺也沒有地方領功受賞，您是後周軍隊裏最高的軍事長官，我們願意擁立您為皇帝！”
什麼意思？政變。
剛睡醒的趙匡胤還沒有反應過來，就已被手下人披上準備好的黃袍，然後眾人拜倒，高呼萬歲。轉眼間，這位後周最為倚重的軍事將領，變成了政變者，當然——也是新王朝的建立者。
這就是發生在中國十世紀的一場最簡潔明快的軍事政變，並將在此後的歲月裏深刻影響中國曆史。後來人們才知道，原來根本沒有什麼強敵入侵，所謂“遼軍大舉南下”的消息是政變者早就預謀好的。
掌握軍權的趙匡胤輕而易舉做成了天子。從史書記載中我們看到，政變者趙匡胤的形象是曆史上最溫和的：在一番推辭下，他“迫不得已”地被眾人擁立為皇帝，無可奈何，長歎一口氣說：“唉，先帝留下這麼大的國家，如今隻有年老的太後和年幼的皇帝，我本來應該不負重托輔佐幼帝以報國恩的；還有諸多公卿大臣，原本都與我是同僚；但既然你們已經擁立我為天子了，那麼大軍返回京城時千萬不要驚擾了皇宮，更不能像前朝那些叛亂大將那樣搶劫欺淩，不然我就要以嚴厲的軍法處置。”在趙匡胤一番“無可奈何”而又“以百姓為重”的表白下，將領們更加崇敬這位領袖，遵照他的指示，不動幹戈。緊接著，大軍班師回開封，城內早已聯絡好的將領很快打開城門，軍隊兵不血刃地控製了京城。
自唐王朝滅亡以來，十世紀下半葉的中國處於五代十國混亂時期。群雄割據，自立為王，短短五十四年間，中原相繼出現了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個朝代，這期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禮崩樂壞，世風日下”，每一次朝代更換，都是前朝的藩鎮大將靠軍事割據發展起來。
相比於石敬瑭借契丹兵攻滅後唐、郭威發動政變滅亡後漢，趙匡胤的軍事政變簡直如同和煦春風一樣：進城之後，軍隊秋毫無犯，百姓生活一切照舊，也沒有傷害後周的太後和小皇帝，對後周公卿也沒有欺辱，大街上除了時不時的戒嚴，百姓們還是照常過日子——這簡直不是政變，更像是一次普通的軍隊回城。後周的宰相範質、王溥等在認清形勢後，也很識時務地拜稱新帝，一切都輕而易舉。之後就是在崇元殿舉行“禪代”，後周皇帝宣讀禪詔，退位，新的王朝“宋”就這樣成立了。
黃袍加身，陳橋兵變，它似乎沒有任何先兆地發生了，而後又理所當然地被世人所接受。
縱觀五代十國以來，這種現象是有社會群體心理支撐的。中原諸國林立，一個政權取代另一個政權，多少帝王命喪臣子之手，江山易主的情形如走馬燈似的上演。後梁取代唐，後唐又取代後梁，後唐又被後晉所滅，後晉被後漢取代，後漢又被後周所滅，官員百姓們都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五十多年來，人們以一種很自然的心理接受現實，忘掉前一個王朝，又迎來新一個王朝。臣民們不反抗新的帝王，新帝王也不會過分追究舊臣，大家相安無事，照常下去，隻要是生活穩定，誰來當皇帝，又有什麼區別呢？
南方諸國被宋軍一一平定，從安史之亂到五代十國的兩百年混亂時期，在宋太祖趙匡胤這裏終結。大宋王朝的欣欣向榮昭示著一個盛世的到來，人們再次看到了中華統一的希望。
隻是，作為“政變者”登上帝位的宋太祖趙匡胤對這個新興國家並不放心，他深諳“五代為國，興亡以兵”之道理，在他的內心深處，隱藏著一個巨大的憂患：他趙匡胤能奪權立國，難保自己手下的大將們不效仿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