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監劉瑾為人陰險惡毒，掌握了權勢之後，大肆貪汙，明目張膽向朝臣索要錢財。有的官員剛剛升遷，劉瑾就索取“賀印錢”，如果對方不知趣不給，馬上就被革職回家了。平江伯陳雄因為不送賄賂，被劉瑾栽贓陷害，削爵抄家，全族人被押送到邊境充軍。反之，宣大總督劉宇，剛上任時就向劉瑾行賄黃金萬兩，使劉瑾喜不勝收，後來劉宇又先後送給劉瑾幾萬兩銀子，結果一直升遷到兵部尚書的位子上。由於劉瑾有皇帝撐腰，權勢越來越大，但凡地方官員們進京朝見皇帝，都得先去拜訪劉瑾，送上貴重禮物，不然就仕途無望。有一位給事中周鑰出差歸來，因借不到錢送禮，又恐又急，竟然在途中自殺了。
據說劉瑾是中國曆史上最富有的太監之一，他通過敲詐、勒索乃至明目張膽地受賄，被抄家時發現藏有黃金250萬兩，白銀5000餘萬兩，按《血酬定律》一書作者吳思計算，劉瑾家產僅金銀一項相當於254.88億人民幣，和當時國庫的年收入差不多。
為什麼一個太監能有如此權勢？這要從明朝體製來說。
在明朝，百官向皇帝上書，要先送內閣，由內閣輔臣做出初步的處理意見，叫做“票擬”，再交給皇帝批閱。皇帝用朱筆（即紅筆）在奏章上批示，叫做“批紅”。有的皇帝不勤於政事（如明武宗），便讓寵信司禮監的太監（如劉瑾）代筆，司禮監在當時是很重要的內宮官署，有掌印太監一名，秉筆太監八至九名，這就給太監的胡作非為提供了可能性。另外，司禮監的太監還有一個其他部門無法比擬的特權：傳達皇帝旨意。劉瑾這個人頗有心計，每次在明武宗玩耍高興的時候，就拿著奏折去詢問，三番兩次，明武宗厭煩了，就讓劉瑾自行決斷，不要再來打擾自己，於是劉瑾就順理成章替皇帝擬旨、有機會篡改聖旨，這是他專橫跋扈的重要資本。
可以說，明朝太監們專權，都是建立在依附於皇帝的基礎上。偏偏明朝出了最多昏聵懶散的帝王，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天啟這些皇帝都長時間不理朝政，事務丟給手下人去做，遇見正直的大臣如楊廷和、張居正等人還好，一旦被如劉瑾、魏忠賢這樣的太監或如嚴嵩這樣的奸臣等利用，則禍國殃民，使整個國家走向混亂。
很多大臣聯名上奏罷黜劉瑾，遭到了極強的報複。劉瑾在武宗麵前添油加醋地進讒言，然後矯改聖旨，嚴厲處罰那些大臣，致使很多官員被罰得傾家蕩產，革職罷官。
1506年，正德元年，給事中艾洪、南京給事中戴銑、禦史薄彥徽等二十一人聯名上奏，彈劾劉瑾，劉瑾大怒，將這二十一人全部逮捕，各廷杖三十。劉瑾使用“廷杖”比其他人都要狠毒，之前的“廷杖”是允許受罰者在身上墊毛氈的，或者不用脫去褲子，而到了劉瑾這裏，他要求凡是受廷杖的官員必須脫光衣褲，用實心大棒打，而且每打十棍就要換人。這種情況下，受懲的官員多半被打死，或是嚴重殘廢，其中戴銑受刑最重，當時死於杖下，禦史蔣欽被杖了三次，每次杖三十，最後因傷勢過重死在獄中。
太監的心理遠比一般人要狠毒，由於生理的殘缺，他們人格上嚴重不自信，一旦掌權，普遍會變本加厲地報複、宣泄，如果國家的權力掌握在這些人手中，很多恐怖的行為就會像災難一樣產生。
每個太監都經受過心理和生理上的雙重痛苦，他們的人格也在這種痛苦中一點點被扭曲。
據清末太監馬德清自述：“那年頭，沒有麻藥，沒有什麼注射針、止血藥那一類東西……硬把一個活蹦亂跳的孩子摁在那兒，把他要命的器官從他身上割下去，那孩子該多麼疼啊！一根根脈通著心，心疼得簡直要從嘴裏跳出來了……我記得，那個時候，我整天躺在土炕上……脊梁骨像斷了一樣，想翻一下身，可是哪敢動一動呢，就是略微欠一下身子，傷口也牽著心疼呢！大、小便就這樣躺著拉、尿，每一次換藥，都把人疼得死去活來。”
這種真實的自白，在我們麵前展現出一幅慘忍的畫麵。太監們無一不是經過這樣刻骨銘心、撕心裂肺的場麵，生理上的摧殘，成為他們內心深處永遠無法根除的痛，乃至於一旦得勢，這些被扭曲的心靈急速膨脹起來，變本加厲地要得到更多彌補。
太監們都是從最底層、低賤的位置做起，他們喪失了做男人的尊嚴，在大臣和皇帝眼裏不過是最低下的奴仆，人們可以對他們呼來喝去、隨意斥罵。太監與家庭不再有關係，一輩子寄身深宮，沒有親人，沒有愛人，無法享受天倫之樂，隻有年複一年地逆來順受，靠巴結主子、討好皇帝獲得生存資本。他們的心靈是扭曲的，價值觀也是扭曲的，而且這其中真正得勢的太監是少之又少——現實的殘忍培養了他們的世故油滑，當他們一步步走到權力巔峰時，也正是其心靈宣泄、報複的開始。
和明朝中期的汪直、劉瑾等人相比，明後期天啟年間的大太監魏忠賢更加權勢熏天，達到登峰造極的熾熱地步。
天啟三年，魏忠賢掌管東廠，權力日趨增長。此時由於“東林黨”排斥異己，打擊其他政黨，許多官員紛紛投靠魏忠賢門下，當時的齊黨、浙黨、楚黨等都成為魏忠賢的走狗，時人稱之“閹黨”。天啟皇帝愛好木匠活，不理朝政，魏忠賢大權在握，借皇帝名義打擊異己，誣陷東林黨人。自內閣首輔東林黨葉向高被迫辭職後，許多東林黨人也遭罷黜，一時間，閹黨控製整個內閣，魏忠賢權傾朝野。
魏忠賢作為一個太監，竟然成為當時許多文官的首領，操縱了國家政治，引起正直官員的憤慨。天啟四年，東林黨人楊漣上書痛斥魏忠賢的二十四大罪，揭發魏忠賢的奸惡，可是昏聵的明熹宗不理政事，偏袒魏忠賢，使魏忠賢依然大權獨攬，閹黨和東林黨的矛盾越發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