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旨在探索世紀之際中國道德意識的轉化，並非近世倫理學史。19世紀末葉至20世紀初葉恰是中國由傳統邁向現代的分水嶺，揆諸道德思維，即是“理學”到“倫理學”的遞嬗。
眾所周知，“理學”盛行於宋明，係成聖希賢的成德之學；即便下抵有清一朝，雖有起伏變異，尚稱流風不輟。“倫理學”一詞則係外來語，其意涵有二：其一代表；嶄新探究道德的方式，另一則標榜受西學衝擊之下所產生的新道德觀。傅斯年指稱：“（宋學）整天說德，卻不能創個有係統的倫理學。”便是印證新世代的學風，而梁啟超的《新民說》首開新道德的風氣之先，無異預示了往後中國倫理思維發展的軌跡。此二者均值得特別重視。為了彰顯上述的時代意義，擬循以下的研究步驟進行之。
原則上，拙作希冀兼顧曆史時段的變化與類型學的比較，所以對理學的形成與其近代之前的處境，必須有所交代；然後，再整理出理學家的道德觀，作為爾後比較的基型。簡之，理學之所以成為宋明的顯學，絕非偶然；它經曆了宋、明、清不同階段的嚴厲考驗，即使蒙受政治的壓抑，依舊能與時俱進、曆久彌新。稍後的乾嘉學術固以考據學著稱，但在道德觀上仍以理學為尊。吳派樸學大師惠士奇不就說“六經尊服（虔）鄭（玄），百行法程朱”嗎？而徽派的戴震亦不諱言：“義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此一發榮滋長的趨勢，直迄清末中國遭遇兩千年未有之變局，方才頓挫。取而代之則是新世代的倫理學。
由傳承而言，理學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但分門別類大抵不外程朱與陸王兩大流派。於此，我們並不細究其異同，著重的毋寧是其共同的道德關懷：成聖之學。是故，擬取《大學》、《近思錄》、《傳習錄》略作分疏，以勾勒其共通的道德觀。
細言之，之所以取樣三者，著眼點在：《近思錄》為朱熹、呂祖謙所編纂，廣義裏，可涵括理學家的道德規模；狹義裏，則反映程朱的觀點。而《傳習錄》記錄王守仁的言思，與陸王一係相應。而《大學》自二程以降，改本叢出，文字互有出入；居中朱熹所厘定的《大學章句》，附有“格物補傳”，最具權威。下抵有明，陽明特揭示《古本大學》，與朱子改本相抗衡。但整體而言，《大學》作為理學家最高的道德綱領，則無庸置疑。以上三種文本，適可理出理學家心目中的道德典範。
於進入近代之前，中國經曆了兩次巨大的挑戰。太平天國的動亂發自內部，牽連甚廣，但時間相形較為短暫；西力的入侵則持續而綿長。兩者不隻衝擊了中國的政治與社會，且造成思想的動蕩。
太平天國取法基督教，創立“拜上帝會”，仇恨支撐滿清統治的傳統文化，儒教遂成為代罪羔羊，而導致“凡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說盡行焚除”。該時居處於天京的士人汪士鐸便見證：太平天國“為政之道，不用孔孟，不用鬼神，不用道學”。他所謂的“道學”即是正統的理學。
應聲而起的反製，則是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士人。圍剿太平天國的曾國藩，因緣際會成為靈魂人物，掀起一股理學複興的熱潮。
可是上述兩股勢力的消長，並未引領中國的道德思維進入一個嶄新的境界。反而西力的入侵，及其伴隨而至的文化衝擊，促使中國調適其原先的道德意向。這一長串的變化便顯現在嚴複那一世代較早接觸西學的先覺者，稍後的梁啟超等人尤為顯著。
如果晚清梁氏的《新民說》隻是變化的起端，難免新舊雜糅，那麼劉師培的《倫理學教科書》與民國初年蔡元培的《中國倫理學史》、《中學修身教科書》，則可視為新世代道德觀的初步建構。除了散在當時報章雜誌的言論，必須一提的是，西方加上日本攸關倫理學的著述與譯作亦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影響後世深遠，是故必須酌加討論。
最重要的，末三章方為拙作的用心所在，擬探討理學道德觀與新世代的倫理學的異同及其曆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