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河流域近期重點治理規劃》（以下簡稱《規劃》）經專家學者的認真討論審查後，國務院於2005年12月16日正式批準啟動實施。這是國家依據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根治水患造福於民，促進開發大西北的一個重要舉措，是貫徹以人為本思想的深入體現。曾任陝西省委書記、省政協主席，現任全國政協常委的安啟元，無不感慨地說，這對陝西來說太重要了，渭河安瀾，沿岸和下遊人民才能免受洪患之苦。
《規劃》從動議、形成到最後的確定，包含了全國和省政協委員、水利工作者、專家學者及密切關注渭河治理的人們，共同不懈的努力；它經曆了反複的論證、無數次的動議、洪水災害的警示，終於出台付諸實施。這真是沿渭河兩岸群眾的大事，陝西人民的喜訊。將要受益的人們無不以久旱逢甘霖的心情，歡欣鼓舞，額手稱慶。
渭河的地位和演變
渭河是黃河一條流程最長、流域麵積最大的支流。渭河又是陝西人民的母親河，它滋養了關中地區或八百裏秦川的繁榮和豐腴，使陝西曾經在中國曆史上寫就了周秦漢唐的輝煌和鼎盛。
近現代以來，渭河亦然滋潤著關中大地，八百裏秦川可謂陝西的“聚寶盆”。這裏集中了陝西61%的人口、56%的耕地和82%的工業總產值。域內自西向東依次鑲嵌著寶雞、鹹陽、西安、銅川和渭南五個大中城市，有“後稷教民稼穡”——人類農業發祥地的現今全國唯一的楊淩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示範區，四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這裏是國家批準的高新技術產業帶和星火產業帶，是新歐亞大陸橋的中樞，西部大開發的“第一階梯”，是西北的重要門戶和橋頭堡。所以，渭河流域不僅是陝西經濟的支柱，而且在西北地區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和作用。
曆史上的渭河曾是一條衝淤基本平衡，無需堤防的地表河，淤積甚少，流程順暢。據史料載，從春秋戰國時期至1960年的2500年間，河床淤積厚度僅為16米，平均百年才淤積0.6米。河床下陷於兩岸平地，河道溝邃明顯，至20世紀的40年代下遊還是一個很深的槽子，常年水量流經溝槽順暢入黃，甚至5000立方米/秒的洪水流量，也出不了中間的槽子。又據史料記載，渭河水量充沛穩定，曾是溝通華北和東西的一條水上交通線，在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旅客進入關中時，大都選擇從潼關乘船溯流而上，當年的大文豪魯迅先生在西北大學講學，就是從這條航線上而來的。由於渭河無任何汙染，水質良好，沿河群眾有的直接飲用，鹹陽市過去有名的小吃河水麵就是明顯的例證。人們到河裏捕魚，發展漁業生產。
不可否認，千百年來，渭河也有泛濫成災的記載，但頻率很小，自周共和元年（前841）至1960年，渭河發生過270年次水災，平均10.48年一遇，災害時間短，損失亦較小。總的說來，沒有出現過特大或毀滅性的洪水災害，黃、渭、洛三河交彙處形成的三角洲——渭華一帶為人類安居樂業之福地。
近年來，由於大氣環流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渭河流量較小，斷流時有發生；河床淤積，河道萎縮；上遊生態環境惡化，河水汙染嚴重，昔日的水上交通，漁業生產，詩人筆下的“晚來清渭上，疑似楚江邊。漁網依沙岸，人家傍水田”等美好景況一去不複返。
特別令人關注的是，三門峽水庫建成後長期高水位的蓄水，不但加重了渭河問題的程度而且導致下遊高程的急劇抬高。高水位蓄水必然使水庫本身泥沙大量淤積、回水線向上延伸，淤積隨之向上擴展而抬升。
淤積上升致使潼關高程抬升，在涇渭河交彙的入黃區形成攔門沙壩，這種現象俗稱水庫“翹尾巴”，蓄水位越高尾巴翹得越長、越大、越高。洪水下泄受阻，泥沙肯定淤積，反複發作，惡性循環。據資料記載，從1960年水庫首次使用到1962年3月，水庫已淤積泥沙15.3億噸，潼關高程由323.4米上升至328米。特別是1980年後潼關高程上升至328.7米，嚴重地威脅著關中平原和西安市的安全。
淤積的上升導致下遊河床的不斷抬高。據記載，1960年以前渭河河床平均每年上升2厘米，以後平均每年上升13厘米。河床抬高就要加高堤壩，再抬高、再加壩，致使下遊成為懸河，沿河群眾稱它是頂在頭上的大水。
淤積上升引發南山支流倒灌。由於主河道堤防越來越高，入渭的南山支流河堤也不得不相應加高，這樣小支流也成懸河。洪水期間，黃、渭、洛河洪峰入境、過境，往往崩裂渭河河堤，導致流入渭河的南山支流倒灌，支流兩岸決口，擴大了洪災麵積。
淤積上升減緩了渭河主河道的比降。據測量記載，建庫後下遊河道比降由1/2000降至現今的1/10000不到。比降減小後，水流慢，行洪時間長。據資料記載：20世紀60年代從潼關（上遊）水文站到華縣水文站，洪峰行70公裏需13？-18小時，2005年則用了71個小時。河道行洪時間越長，浸泡河堤時間越長，危害程度可想而知。
淤積上升則相應河道水位上升，引發下遊地區地下水位上升。於是出現耕地大麵積鹽堿化，甚至沼澤化，嚴重影響耕作效益。
上述僅為一些顯性問題，至於返庫移民因洪災生活拮據，不得安居，愁苦不堪，從而引發種種社會問題，以及每年防洪救災投入的人力、物力、財力等隱性問題，尚未列舉其中。
人為的因素加劇了渭河的問題，真是“雪上加霜”。有人把渭河的問題概括為“上幹（缺水）、中黑（汙染）、下淤（洪災）”看來是不無道理的。
渭河演變至今，傷痕累累，“病情”十分嚴重，到了非“診治”不可的時候了。
專家學者的論證
人們從渭河緩慢的演進過程中，感性地發現了它存在的問題，但從理性上怎樣認識、特別是如何治理這些問題，必須尊重和聽取專家學者們的論證與意見。
2001年10月20日，在渭河幹流綜合治理考察交換意見會上，專家們充分肯定了渭河流域的重要曆史地位。錢正英院士補充說，像渭河流域集中發展的狀況，不僅黃河其他支流沒有，而且在全國其他河流上也是很少有的。梅向明院士指出，渭河流域的關中地區是華中與華北地區的過渡帶，關中地區的環境直接從南影響到秦嶺，從北影響到黃土高原。專家們共同認為渭河不僅對陝西省有重要地位，而且對西部乃至全國都有重要意義。
專家們通過查閱資料、現場查看、訪問座談、分析研究，一致認為渭河流域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河道缺水甚至斷流、流域區地下水超采、水質汙染、下遊淤積等，已經影響和製約今後陝西省的可持續發展。特別是下遊嚴重淤積造成的水患災害頻繁發生，直接威脅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專家共同認為渭河流域綜合治理有其必要性、重要性和緊迫性。專家們並呼籲，渭河下遊的防洪建設應納入黃河幹流治理的範圍，國家投資，通盤考慮，統一實施。
怎樣解決渭河流域的缺水問題呢？專家們把節約用水的問題提到了首位，提出了“以供定需”的節水原則。各產業用水都要努力提高利用率，講求節水效益。農業發展要研究如何充分利用天然水，必須提倡旱地農業與灌溉農業並舉，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灌區要通過幹、支、鬥渠的襯砌、改造，防止跑冒滲漏；改進灌溉方式，有條件的地方還可提倡滴灌、滲灌和噴灌。工業用水應當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用水少的產業，使工業產值在增加幾倍的情況下，用水量不要增加太多，城市生活用水也需要大力節約，利用水價調節的杠杆，控製水的浪費，嚴格控製地下水開采，統籌安排，有計劃地合理利用。專家們認為在節水的基礎上，適當從外流域調水、修建蓄水工程是合理的和必要的。經過對外流域幾條水源的權衡，一致認為引洮入渭較為合適、可行。水庫工程必須保證有利於下遊泥沙淤積的衝刷，才談得上發揮灌溉、供水、防洪等效益。專家們認為，小水河水庫樞紐工程是合理和可行的。現在的灌溉麵積還沒有達到原來的規劃設計標準，修水庫不是為了擴大灌溉麵積，而是補充灌溉用水。
在防治汙染方麵，要逐步實現零增長、零排放。錢易院士指出，應該調整工業結構和推行清潔生產，關閉“十五小”企業，加強垃圾處理，征收排汙費，加快城市汙水處理廠的建設。同時注意將處理後的城市汙水回用於農業、工業或市政。合理使用化肥農藥、管理和使用農村廢料等，控製麵汙染源，麵汙染源的控製應與生態農業的建設結合起來。
河道生態用水應為整治的主要內容。在防止渭河淤積方麵，錢正英院士指出，河流有多方麵的生態功能，包括衝刷泥沙、稀釋汙染及補給地下水，所以要保持一定的河床水量，衝刷淤積，保證行洪安全。
除了攔阻泥沙的工程措施外，專家們高度重視生態環境的建設。主要包括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林草植被建設和生態農業建設等三個方麵。搞好渭北黃土高原溝壑區和渭河以南秦嶺北麓的小流域綜合治理；搞好秦嶺北坡水源涵養林、渭河平原綠化、渭北殘原區水土保持林、塬區農田林網和渭洛河兩岸防護林等工程建設；搞好高標準基本農田建設、調整種植業結構及生態園林建設。
通過專家學者的論證，渭河中上遊流域的綜合治理是切實可行的。隻要能納入國家計劃，雖任重道遠，但前途是光明的，遠景是可觀的，人們的心情是輕鬆的。
當涉及下遊的淤積和防洪問題時，專家們又不得不提出一個沉重的話題——三門峽水庫問題。
早在20世紀50年代，三門峽水庫立項之初，清華大學水利專家黃萬裏教授就指出：由於黃河的多泥沙性質，大壩建成後，潼關以上流域會被淤積，並不斷向上發展，那時不但不能發電，而且還要淹掉大片土地，“今日下遊的洪水他年必將在上遊出現”。水庫建成運用了40多年後的今天，完全證實了這位專業功底深厚、具有遠見卓識專家的預見。
當時在電力部水電總局工作的溫善章，也在給國務院和水利部呈送的《對三門峽水電站的意見》中，認為關中平原乃中華文明最精華之所在，它的淹沒不能單純地用經濟數據衡量。為了減少淹沒遷移，他提出了低壩（水位335米）小庫（90億立方米）、滯洪排沙方案，遷移可降到15萬人以下。事實早在1963年就證明了他的意見是正確的。當時周恩來總理說：“要登報聲明，他（溫善章）對了，我們錯了，給他恢複名譽。”
1999年，錢正英院士考察陝西水利建設情況，在座談會上談起重估三門峽工程的事情時說，當然三門峽水庫也發揮了相當的作用，但如果以現在的認識水平，考慮黃河第一期工程，我們可能選擇小浪底，而不是三門峽，如果建也不用當年的設計。
2000年4月17日，在陝西省三門峽庫區防洪暨治理學術研討會上，81位專家學者普遍認為，水庫建成運用以來，給黃河下遊40年的防洪安瀾和灌溉、發電等方麵帶來了巨大的效益，但同時又讓庫區背上了十分沉重的負擔，使陝西庫區河道環境急劇惡化，影響範圍擴大，洪災威脅非常頻繁，程度日趨嚴重。解決三門峽庫區問題是關乎關中東部乃至陝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十分緊迫的大事，必須引起各級領導和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專家們建議，要從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角度，正視黃河潼關高程居高不下及其帶來的嚴重影響的事實，努力為庫區人民創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的良好環境，在小浪底水庫投入運用的新情況下，選擇合理的運用方式，綜合治理水庫帶來的一係列問題，確保西安，確保庫區，確保關中的安瀾。
錢正英還邀請三門峽工程泥沙專家組組長林秉南院士帶領清華大學和中國科學院組成了“降低三門峽水庫潼關高程可能性研究”的課題組，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專題研究。在進行了大量曆史資料分析和數字模型計算的基礎上，課題組得出的結論是：隻要三門峽水庫堅持敞泄運行，放棄發電，潼關高程是可以降低的。
西安理工大學水利係教授、著名泥沙學專家曹如軒在接受記者來訪時說：“三門峽水庫自1960年9月建成蓄水後，庫區泥沙淤積嚴重，1969年潼關河床高程，僅九年就從323米抬升至328.4米，比建庫前抬高5米多，形成懸河。1964年至1967年曾先後兩次對樞紐工程進行改建，潼關高程下降。但1973年至今，三門峽水庫潼關高程又抬升，造成渭河水災第一位的原因就是三門峽大壩運用不當。由於過於注重發電效益，致使蓄水位過高、時間過長，從而使潼關高程一直抬高。”“316米多的常年水位產生的潼關以下的淤積降緩了這段河床的坡度，從而增加了潼關河段河水衝沙入庫難度”。
2003年10月初，渭河洪水剛一退，水利部副部長索麗生就帶領28名專家對渭河進行勘察研究，兩天後在鄭州市召開的潼關高程控製及三門峽水庫運用方式專題研究會上他指出，三門峽水庫建成後取得了很大效益，但這是以犧牲庫區和渭河流域的利益為代價的，渭河變成懸河，主要責任就是三門峽水庫。而在另一個場合，他直截了當地說：“渭河洪災主要責任在於三門峽。”
2003年10月31日，張光鬥在央視《經濟半小時》欄目對記者說，三門峽水利樞紐為了發電，水庫蓄水水位常年保持在較高水平，使得上遊地區特別是陝西的渭河流域泥沙淤積嚴重。上遊渭河的泥沙下不來，抬高了河床。今年渭河洪峰最大流量3700立方米/秒，隻相當於三五年一遇的洪水，卻形成了五十年一遇的洪災，小水釀大禍。他提出三門峽水庫應該停止蓄水發電，以減輕渭河上遊的淤積。
水利部部長汪恕誠對三門峽的看法和意見：第一，三門峽水庫建設沒有正確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係，違背了自然規律，導致黃河潼關生態係統的破壞，教訓是深刻的。三門峽建設破壞了原有的生態平衡，但也要看到三門峽運行43年來，又建立了新的生態平衡，如果簡單地廢除三門峽水庫，又會打破現有的平衡，可能造成新的危害；第二，當前可以把降低潼關高程2米作為工作目標。為實現這個目標，必須采用綜合治理、重點突破的方法，如減少來沙、裁彎取直、河道整治等，當然改變三門峽運用方式、降低運行水位也是重要的措施之一。
汪恕誠，這位當代水利界的權威專家，從更高的視角提出了帶有結論性的意見。部長一句“三門峽水庫建設違背了自然規律”的話語，高度地概括和肯定了專家學者們對由三門峽水庫引發的一切問題的論證意見。但從整個結論性的內容來看，有些觀點似乎和其他多數專家學者們的看法比較起來不夠明確或略有差異：
第一，導致潼關生態係統的破壞的觀點。還是高度概括的語言，沒有其他專家學者們提出的“導致潼關高程居高不下”“造成渭河流域泥沙嚴重淤積”“下遊變成懸河”“河道環境急劇惡化”“是造成渭河水災的第一位的原因”“洪災的主要責任”等觀點那樣明確、具體；由於太概括，就顯得有些抽象和人們在理解上的隨意性之嫌。
第二，降低潼關高程和降低運行水位的觀點。降低潼關高程是專家學者們一致的觀點。不過在降低程度上，和1969年四省會議確定的“非汛期為310米”還有差距；在降低方式方法上與其他專家學者們提出的“停止蓄水、放棄發電”“全年敞泄運行”的觀點也有較大的距離。
第三，廢除的觀點。從資料查閱得知，這個看法是在1963年潼關河床升高，上遊泥沙不斷淤積，西安麵臨危險，毛澤東對周恩來說的話，“三門峽不行，就把它炸掉”。水庫已運行了40多年的今天，絕大多數專家學者們沒有這樣的提法，隻是災區少數災民碰巧重複了毛澤東的話。專家學者們議論這個問題時，更多的則是從總結經驗教訓入手，建議要建立重大工程項目決策民主化的機製，重視對反對意見的進一步深入研討、論證等。